二十九年前， 我為了呼吸北美的自由空氣從天安門廣場義無返顧地來到了加拿大，懷揣着國家容許兌換的40美金來到加拿大中部城市溫尼伯自費留學。為了紮根在這裡， 我馬上就開始尋找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洋人開的洗車場裡洗車。 洗車場離我居住的地方有十幾公里，之所以選擇那裡是因為：一來有語言環境便於學英語，二來我沒有工作許可好矇混過去。

我清楚記得我第一次坐公交車去那裡， 當我站在離目地地還有最後幾公里的公交車站下等公交車，僅僅站了半分鐘，只見一個洋女人開着一輛綠色Doge Aspen停在我面前，她問我要去那裡並熱情地邀請我坐上她的車載着我到了目地地。從那以後我在那個洗車場工作的三個多月時間裡， 那段路我幾乎大多半都是搭各類便車而不用坐那公交車（我至今懷念那時那地的純樸民風）。

那個洗車場除了有顧客自己洗車設備外，更大一部份是洗大卡車車頭及車廂的。剛去時我只是候補，在家等電話叫我去再去（隨叫隨到）。但我不到一星期就變成正式的了， 因為這種工作當地洋人都不願干，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居我所知中國人是世界上勞動力素質最高的人種之一）。

我當時是最低工資一小時4.7加元， 但兩天工資頂我國內一個月薪金。那就是當時來到北美的中國人大多都不願回去的原因。那時北美沒有對中國開放移民， 凡是來到北美的都是學生， 於是大家先讀學士， 畢業後讀碩士， 讀完碩士再讀博士， 讀完博士再讀博士後， 因為只有在學校才能保住留在加拿大的身份才能賴在這裡。

我現在能記得當我拿着噴槍洗卡車車頭時曾分析過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在洗車場， 凡是天氣好時， 洗車的人特別多， 工人忙壞了累死， 資本家賺海了笑死；但是如果天氣不好老下雨沒人洗車， 工人不用上班但也沒錢可掙而煩惱，同樣，資本家也會因沒進帳還要每天出帳而愁死。我當時就盼望着最好是天氣是時好是壞，只要天氣不壞到老闆要放我回家就好（只要上班就有工錢至於洗了幾輛車與我是沒關係的）。

事情已經過了快三十年，我現在能記得有一件事讓我印相最深的：有一天我和一個工人共同洗一個大的卡車車頭，通常， 我們兩個人用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那天， 不知怎的我們倆洗了兩個小時，車主還是不滿意， 驚動了老闆親自監督我們也沒用，車主還是不滿意， 老闆也沒輒走了。 沒想到最後車主人親自動手擦洗了半個小時才算完， 更沒想到的是車主人臨走時塞給了我和另一個工人每人5加幣的小費表示歉意。當時的5加元相當於現在的20加元，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收別人以金錢的方式對我的服務給與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