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搪瓷饭碗，是我1968年去内蒙古农区下乡插队前在北京百货大楼跟其它下乡物品一起购买的，至今它已经跟了我45年。我移民到加拿大都没舍得把它留在国内，而是随身带了出来，因为它是我的“铁饭碗”。

　　1972年2月的一天，我们村小学放学后，大队书记把我叫到大队部说：“你愿意去旗里当老师吗?我这儿有一张旗教育局的招工表。”我当时下乡已三年半，村里十九个知青已经当兵和被招工走了七个，虽然他们一个个走时我因自认出身比不过他们而心静如水，但这次竟把“我愿意”这三个字未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连我自己都颇感意外。我是真的愿意，我的潜意识里早就想离开“广阔天地”，摆脱我的农民身份了。

　　我拿着招工表回到知青宿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跟我一起当小学老师正在吃晚饭的小孙。

　　我问她：“你想去吗?”

　　“这是去察素齐当小学老师吧?”

　　“应该是吧.。”

　　“我不想。一辈子在察素齐当个小学老师太没劲了，回不了北京，怎么也得去呼和浩特吧?”

　　我没想到她的心气这么高，也或许是因为她爸爸尚未被解放通不过政审?这样也好，她不跟我竞争，我也没有了先走一步对不起朋友的愧疚，心里踏实了。

　　我说“那我可就填表了啊。”

　　“你填吧。”她极为坦然地说。

　　我拿上我的搪瓷碗先去隔壁厨房盛饭，可能因为有心事吧，刚盛好的一碗小米土豆稀粥，一不小心就全扣在地上了。我只好唤来我们养的小猪，它一边嘻溜嘻溜地嫌烫，一边不一会儿就把地全舔干净了。我重盛了一碗，小心地端回屋，把刚才的失手说给小孙听，她说：

　　“你这回肯定能走成。”

　　“为什么?”

　　“把铁饭碗都砸了嘛!”

　　“多谢你的吉言!”我庆幸自己倒扣了那碗稀粥，同时又对我的这个碗心情复杂起来：

　　十九个知青里，只我一人下乡还带个铁碗来，真是多此一举。当初我和我妈妈怎么就没想想买这碗的必要性呢?幸亏今天我把那碗粥扣了，否则还不知道它要妨碍我到何时呢。

　　我又想起下乡不久与这碗有关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坐在灶房门口的小板凳上正要吃晚饭，突然当天负责做饭的男知青递给我一封下午邮递员送来的我的家信。我一看，信封上不是爸爸或妈妈的笔迹，而是妹妹的。以往，妹妹总是把她写给的我信夹在爸妈给我的信里，从不由她写信封。

　　我急忙打开信，妹妹在信里说：爸爸被关进牛棚了，妈妈也去五七干校了，她们68届毕业生第一批是去云南兵团，她报了名，但因爸爸的问题未获批准，她现在正等着下一批去吉林插队……

　　我含着眼泪反复读了好几遍，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突然，我看见我住的七旦大爷家的狗大黄正趴在我的斜前方，充满同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把手里的那碗饭放到它面前，它不肯吃，我又把那碗凑到它嘴边，用鼓励的眼神看了它好一会儿，它才慢慢地吃了下去。

　　正在这时，一位老乡从我们灶房门口路过，他大惊小怪地说：你怎么用自己的饭碗喂狗，这是犯忌的。

　　正在灶房里面吃饭的知青们闻声出来，对我把自己好端端的一碗饭喂狗大惑不解，但又不好意思指责我，就说：这样做起码不卫生。

　　我不在乎犯了什么忌，更不嫌大黄脏。他们不知道经过一天强体力劳动早就和他们一样饥肠辘辘的我为什么不吃饭，我不怪他们，但也没理睬他们，拿着空饭碗回宿舍去了。我把那碗里里外外洗干净，每顿饭照用不误。此后，大黄对我更亲近了，一看见我，就高兴地向我摇尾巴。

　　其实，我们下乡第一天搬进七旦大爷家院里时，就和大黄成了朋友。那天它一点儿都没像见到陌生人似的对我们狂吠。七旦大爷说，“大黄可机明了，知道你们不是外人。”

　　1970年的一天，公社突然下达指令：为避免狗吠影响部队夜间拉练，各村所有的狗必须无条件统统处理掉，不得延误。老乡们下不去手，就由男知青对全村的狗执行死刑。那天，我眼睁睁地看着大黄跟其它的狗一样，先被缠上电线，合上电闸后，便突然身子和四肢都挺得直直的，几秒钟后“通”的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

　　至今，每当我拿起这个碗，大黄对我充满同情的眼神和它无辜倒地的画面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就这碗与大黄的缘分，我不后悔带下乡来的这个碗。

　　后来经过公社和旗里两次选拔性文化考试(当时还没发生张铁生事件)、进一步政审、体检，我终于正式接到了教育局的录用通知。

　　从此，我端上了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我想是这搪瓷碗和大黄给我带来的福气。现在它虽然已经很旧，碗边的搪瓷有了不少裂纹，但因为它是有个托底的真碗，而不是通常那种一摔就掉瓷的饭盆，那碗身碗底上的搪瓷全都完好无损，我至今经常充满感情地用到它。

　　现在除了极个别与老乡结婚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农民”早已不再是我们的身份，“知青”却是我们永远的名分，哪怕我们走到天涯海角。正因为有了这个名分，我们或迟或早都返了城，并最终程度不同地回到了体制内，端上了铁饭碗。

　　至于来到海外的知青们，他们没有吝惜原本在国内终身被雇佣、高度稳定的衣食无忧，毅然砸了自己的铁饭碗，勇敢地另闯一片天地，并最终成功地在异国他乡立足、发展，值得称道。

　　“铁饭碗”只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一个专有名词，它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销声匿迹;而我国的雇佣制度必将像西方一样，用法律调节、制约雇主、雇员、政府以及工会等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人们向往的那种具有挑战性、弹性、稳定性，特别是能带给人们激情的工作只需称作“好工作”。

（来源：51周报 作者：唐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