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 年代西方的文化革命培养了整整一代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在六十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要赶潮流就要反体制，反越战，反传统，亲华。我不信任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也无法想象有一天自己也会长到那么大岁数。我从不刮腿上或腋下的毛发。 我读弗朗茨、 埃尔德里奇•克利夫尔和贝蒂 • 弗里丹的著作。我吸收萨特和德 • 波伏娃的思想，没人理我，我反而觉得很酷。我把头发从中间分开，长发飘飘，穿着扎染T恤，上制陶课，听琼•巴埃兹和鲍勃 • 迪伦的音乐。        
    但与我的同龄人不同的是，我从来没有沾过毒品或酒精。毛泽东思想足以使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哪里用得着毒品和酒精？当然，后来我也认识到毛的思想大有问 题，因为它会对大脑造成更严重的损伤。在六、七十年代，我以为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我实际上只是一个蒙特利尔毛派。我从未加入任何激进组织，更遑论放 置炸弹。有一次在大学举行静坐示威时，当戴头盔的防暴警察赶到，把我们从校长的办公室赶出去时，我很快就失去了勇气。我轻轻给了一个穿皮夹克的警察肩膀上 来了一拳，但当他转身要抓我时，我立即缩回去了，柔声问道，“对不起，怎么从这儿出去呀?”一副乖巧顺服的亚洲甜妞模样。就这样我从他手下逃了出去，毫发 无损。       
    随着年龄渐长，我变得越来越理想主义，越发觉得我三年级时的梦想是很实际的。记者工作最适合我，这样我就可以做一些惩恶扬善的工作。有人曾经说过，记者可 以改变世界，安慰受折磨者，同时也折磨有闲阶级。即使我已经转向左倾，我也可以很容易地继续从事记者职业。正像简 • 方达在越南战争期间成为河内简一样，我也可以称为北京简，帮助中国完成其宏图大业。那时我是一个被误导的毛派，我甚至认为搞宣传也没什么不好的。只把中国 好的一面告诉人们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国家正在努力改造世界，难道不应该获得支持吗？    
    我希望成为一名驻北京记者，因此最好先学好中文和中国历史。1971 年，我就读于麦吉尔大学亚洲研究专业，并立即进入一个和冷战密切相关的学术世界。亲华教授教导我说，毛泽东正在创造一种新人类，而反华汉学家则被讥讽为美 国政府的走狗。你瞧，研究这个中央王国却没有中间地带。
    我渴望亲自去中国看看。于是，那一年的夏天，我和一位澳大利亚同学一起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申请旅游签证。等了一个月，我们得到了答复。她不能去，因为她 是白人，而我可以去，因为我是“海外华人”。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怎么能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呢？同时我也担心要独自一人去旅行，但我绝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这 就是为什么我在最后一刻还在为独自前往那个乌托邦而感到焦虑不安。我真傻。1972 年，中国已有 8 亿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