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北京，加工并出售月饼的店铺叫“饽饽铺”，比较有名的饽饽铺，有东四猪市大街的芙蓉斋、在王府井开有分店的一品香、前门外鲜鱼胡同里的天兴斋，以及鲜鱼胡同口路南的魁宜斋。这几家铺子的月饼都是可以分期购买的。

比方说您去芙蓉斋买10斤月饼，一斤100块钱，总共要付1000元，您一掏钱包，对不起，只带了200块钱，回家去取钱，发现家里的钱都拿去还房贷了，可是这个中秋节又不能不过，怎么办呢？好办，只要您是老北京，只要您能在芙蓉斋附近任何一家店铺找到一两个保人，只要您留下字据，您就能把月饼拎走。以后每个月领了工资，您都要记得去芙蓉斋还账就成，您什么时候还清剩下的800块钱，人家什么时候把字据还给您。您如果赖账，人家也不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边还有保人呢，保人要是不还，那他就等着吃官司吧。所以很明显，一个人要想在民国北京分期付款买月饼，首先是必须要找一个保人的。

可是除了芙蓉斋、一品香这几家大铺子之外，民国北京绝大多数饽饽铺搞的是另外一种分期付款，当时叫做“月饼议会”，简称“月饼会”。“月饼会”跟会议和议会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就是分期预付款——买月饼的人定期把月饼钱存进饽饽铺，一直存到中秋，最后可以按比市价要低的价钱把月饼拿走。举例言之，您从今年正月开始，每月都交给某个饽饽铺100块钱，到了八月十五快到的时候，总共交了800块钱，那么好，您现在可以去那家饽饽铺拿走1000块钱的月饼，过一个不错的中秋节。

像这样的“月饼会”在民国北京是非常流行的，任何一家饽饽铺都可以推出，任何一户人家都可以参与，一般是农历一月就开始预付款，每月预付大洋两到五角，事前饽饽铺发给参会者每家一张“会单”，参会者每付一次款，饽饽铺都得在他们的会单上盖一次章，等八个章盖满，中秋节就来临了，这时候参会者可以拿着盖满章的会单去饽饽铺领月饼，就像我们现代人可以拿着单位发放的月饼券去实体店领月饼那样。

不光月饼，馒头也可以这样分期预付。那时候加工并出售馒头的店铺叫“蒸锅铺”，小户人家从正月份开始就可以去蒸锅铺付款，每月也是预付大洋两到五角，蒸锅铺也发给他们会单并依次盖章，到了年底，付满全款的人家就可以拿着会单去领一大堆馒头了，过年时供祖宗用的馒头、拜神佛用的馒头、串亲戚用的馒头，都从这里来。

民国北京的面食点心并不贵，像月饼，上好的也不过5角大洋一斤。那时候一块大洋在北京市面上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80元人民币，5角大洋也不过40元而已，过个中秋节就是要用50斤月饼，无非也就2000元整，怎么还用得着分期付款甚至分期预付款呢？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候的工薪阶层收入太低，你让他一次付清全款，他根本付不起。1929年，北平社会调查所通过记账式调查的方式记录了北京城内48户市民的家庭收入，他们当中有工人，有小学教师，也有人力车夫，每月的平均收入只有15块大洋，折合人民币1200元。1200块钱，一家人花，买米买面买油买盐买柴买炭，果腹之余所剩无几，过一回中秋节，还真拿不出月饼钱。饽饽铺推出分期付款业务之后，无论是分期归还还是分期预付，平时紧巴一点也就省出来了，正能解决广大穷人的燃眉之急。

另外这分期付款对饽饽铺也有好处。第一，本来买不起月饼的人家也能买得起月饼了，本来只能买5斤月饼的人家可以买上10斤，刺激了北京城的内需，扩大了饽饽铺的销路；第二，像“月饼会”那种分期预付款业务，让饽饽铺账面上周转的资金更充足，同时也等于订单式生产，饽饽铺老板翻一翻会单存根，就知道节前总共要加工多少月饼，总共要采购多少原料，不至于将来卖不完或者不够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