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原微生物與人類

    在談論病原微生物的行為之前，有必要作一點小小的解釋。繁衍造成的生物數量增長是指數形式的，“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有限的自然資源無疑不能容許增長無限持續下去，指數的威力使得同一物種內部很快就產生了僧多粥少的生存鬥爭（與許多人可能產生的誤解不同，這種內部競爭才是“為生存而鬥爭”的核心，物種之間的鬥爭反而不是）。能夠更好地適應當時的氣候、土壤、水源、其它生物影響等環境因素而存活下來的個體，有機會繁衍更多的後代，取得暫時的優勢，反之則被淘汰掉。這就是自然選擇。

　　基因變異的存在，使生物有機會產生新的適應能力來參與競爭。變動的環境與變異的基因，使生命舞台上不斷演出新的劇情，這場戲在自然選擇和生存鬥爭兩項規則支配下就能繼續下去，無須假手神靈，也不需要生物本身具有明確的意識（就我們所知，唯一有意識地干預自身繁衍的物種是人類，而且目前的干預方向——計劃生育——是與自然方向背道而馳的）。為了行文的方便，人們會說生物“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如何變異”，必須注意這種有點人格化的表述只是對鬥爭與選擇過程的一個簡略說法，並不表示進化歷程包含着生物的主觀意願。選擇是自然的規律，生物個體不過渾渾沌沌、身不由主地捲入其中罷了。

二

　　病菌和病毒是人類的敵人。我們的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對手是某種冠狀病毒，我們必須贏得勝利。不過，病原體何以成為病原體？外傷、衰老、基因缺陷直接損壞我們機體的零件，由此產生的疾病比較容易理解。但某些微生物為什麼要使我們生病？對付這些顯微鏡下才看得見的敵人，孫子兵法“知己知彼”的教訓仍然是有用的。研究它們需要從這場戰爭中獲得的利益，進而分析其戰略戰術，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對付它。

　　對微生物來說，我們的身體是居所、食物和傳播中轉站。它們並不是為毀滅我們或使我們痛苦而生的。只是，自然選擇偏愛那些善於生存、繁衍並儘可能廣地傳播的微生物，促使它們演化出了種種手段，我們也被牽連了進來。有時候人體本來不是某種微生物必須的宿主和傳播媒介，卻在它偶爾撈過界時做了犧牲品。比如歷史上總共殺死了約2億人、一次大發作就能抹去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人類對中世紀的記憶中留下“黑死病”恐怖回憶的鼠疫，它的病原體鼠疫桿菌主要生活在老鼠身上，通過跳蚤在老鼠之間傳播。不幸的是跳蚤還要咬人，人染上病之後，又有新的跳蚤來幫助傳播，肺炎型鼠疫更可以通過人呼出的飛沫傳播給其它人，於是災難開始了。

　　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實：傳染病給我們帶來的生理痛苦，並不是病原微生物的目的，只是無心的結果。在這些痛苦中，有的是微生物為了增強自身傳播能力而採取的手段的副產品，比如拉肚子；有的是機體自身的防衛措施，比如發熱（為了把微生物烤死）；有的對微生物和人體雙方都有好處，比如咳嗽和打噴嚏；還有的對雙方都沒有好處，比如機體組織的損壞。至於導致寄生的宿主死亡，一般說來對微生物本身並沒有好處，甚至是一種自拆牆腳的行為，除非這種微生物本來就是靠宿主死後被別的動物吃掉而傳播的。

　　除了母嬰垂直感染這樣惡劣的做法，微生物想要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通常要利用中間渠道。就像花粉藉助蜜蜂的翅膀，微生物也藉助翅膀來傳播，比如蚊子和蒼蠅，當然還有跳蚤的腿。更主動的做法是使人體發生一些變化，產生有利於微生物傳播的因素。這些變化表現為“症狀”，比如皮膚潰爛增加了接觸傳染的機會，拉肚子使大量微生物有機會通過排泄物進入公用水源。咳嗽和噴嚏是人體驅逐微生物的防禦反應，卻也使微生物有機會乘坐飛沫在空氣中散播，這真是一種讓人吃驚的“雙贏”——當然，以這種方式驅逐病原體只對特定人類個體而言是有利的，對整個人群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大家要戴口罩。在北京的SARS危機中，有朋友說：“原本認為5米左右就很安全，今天路上見到一位，一個噴嚏飛濺7、8米……決定把安全距離擴展到10米方圓……”

三

　　面對外來入侵者，我們的機體擁有一套強大的化學武器系統——免疫機制。免疫細胞四處巡查，核對細胞的“身份證”（表面的某種標誌物質），搜索一切可疑的外來蛋白質，發起攻擊。病原微生物演化出欺騙、逃避和反攻的手段，對抗免疫作用。而我們再演化出對付這些手段的手段。這是一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拉鋸戰。對於致命的急性傳染病，我們中間的幸運者，在免疫系統產生了針對某種傳染病的抗體後，很長時間甚至一輩子都不必擔心復發。不幸者則被奪去生命。

　　原始社會是不會有大型急性傳染病的——這決不表示更安全，事實上那時候人類更容易因為與動物接觸過多而傳染上多種疾病。只不過原始時代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極其不發達的社會，不足以“支持”急性傳染病的流行。如果某種致病微生物能夠迅速傳播並很快致人於死地，那麼它可能徹底把一個部落從地球上抹去，或者殺死部落中的大多數人、只留下極少數擁有免疫力的幸運兒，然後自己也消失了，因為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再有傳播的對象。

　　農業使土地能支持比狩獵－採集時代大得多的人口密度。密集的定居人口，使微生物有更多機會通過接觸、垃圾、尤其是被排泄物污染的水源等途徑進行傳播。在現代衛生意識未曾誕生而人口已稠密到一定程度、不同地區貿易接觸頻繁的時代，人類社會——特別是城市——簡直可以看作是一個大型的病菌培養皿，傳染病的發酵池。有了足夠多的人，病原體就能在把所有能感染的人都感染到了、快要消失的時候，及時地找到一批新的對象——下一代人。

　　非致命的傳染病如麻瘋對人口密度的要求較低，它們可能伴隨我們很久了。大多數我們熟悉的烈性傳染病如天花、鼠疫，都只有幾千年的歷史，它們是文明的產物。大規模群居的動物可能在野生狀態時已經攜帶了一些致病微生物，我們的祖先馴養它們、在生活中與之有密切接觸，給了微生物演化到適應於人體環境、發生物種間轉移的機會。牛帶來天花（這可以從牛痘疫苗的名稱中窺見端倪）、麻疹和肺結核；流感是豬和家禽的贈品。當然還有一些疾病的來源並非人類喜愛的動物，比如因為豐富的糧食儲備而主動接近我們的某種人人喊打的小型齧齒動物。

　　由於基因的差異，一些人對某一傳染病天生擁有更強的抵禦能力，更有機會存活並繁殖後代。因此，一場傳染病的襲擊，會使劫後的人群中擁有抗病基因的人比例增加。這就是進化。文明延續已久的社會，經歷過多次劫難，人群對部分疾病的抵抗力多少會增強一些。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科蒂斯帶着幾百名士兵毀滅了擁有幾百萬人的美洲阿茲台克文明，起決定因素的不是他的火槍或狡智，而是無意中帶來的天花病毒。城市文明起源較遲、馴養群居動物較少的美洲人，在舊大陸傳來的疾病面前異常脆弱。哥倫布之後的兩個世紀裡，新大陸人口減少了95%。當然，反過來，歐洲人所未曾遭遇過的疾病也對其殖民歷程造成障礙，例如瘧疾和黃熱病。

四

　　以上所說的，是殘酷的自然法則支配下殘酷的歷史。考慮到人類與微生物繁衍周期的巨大差異，如果人類只是被動地依靠淘汰和選擇來與微生物進行這場無休止的戰爭，那就永遠只能忍受這種殘酷。固然，宿主的過快死亡對病原體也是不利的，因此微生物也在經受淘汰，在演化中削弱自己的毒性。但是，這樣還不夠。我們是一種特殊的生物，是第一種主動反抗自然選擇的生物。我們雖在荒唐的戰爭中彼此殺戮，卻也在努力活下去，並努力讓自己所愛的人活下去，不肯認命地被淘汰。進化最奇特的產物——人類的腦，在痛苦和恐懼中不斷尋求對抗疾病的辦法。我們祈求各路神明，舉行古怪的儀式，在想象力驅使下用荒謬錯誤的方法治病，或把怒氣發作在無辜的替罪羊身上。在文明起源數千年之後——太慢了，真是太慢了——人類終於開始正確地追究疾病的原因，找到一些真正有效的辦法。 

　　我們容易想到青黴毒和異煙肼；還容易想到牛痘和脊髓灰質炎疫苗。是的，偉大的琴納、巴斯德、弗萊明和他們的同行！在漫長的歲月里，人類對着看不見的敵人束手無策，一次次被屠戮卻完全不知道為什麼。細菌學說之後的現代醫學終於使我們有可能做到知己知彼。不過，除了特效藥和疫苗，控制傳染病另一個同樣重要（或許更重要）的因素，經常被我們遺忘，那就是下水道、廁所、衛生習慣。這些東西已經太深地滲入我們的生活，很難讓人覺得有什麼特別。但事實上，考慮到這些問題的公共衛生事業，是19世紀才開始的。

　　雖然考古學家在我國一座西漢墓葬中發現了有水沖馬桶裝置的廁所，但在那個時代及其後相當長時間，這玩藝顯然不是普遍存在的。16、17世紀的花都巴黎，人們隨地便溺，把污水潑在街上，其它大城市也好不了多少（順便說一句，據說路易十四國王一輩子只洗兩次澡；宮廷貴族撲滿了香粉的華麗假髮中長着虱子。王公貴族尚且如此，平民的衛生習慣就更不用提了）。致病微生物容易在水源中生存和傳播，洪水過後往往瘟疫流行就是一個例證。排泄物污染公用水源，是烈性傳染病在人口密集區——尤其是衛生狀況差的城市——中容易傳播的一個關鍵原因。19世紀上半葉，英國人埃德溫?查德威克在參與修訂貧民法時，認識到貧困與疾病的關係，於184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公共衛生的著作。受其啟發，加上倫敦霍亂大流行帶來的困擾，英國於1848年通過公共衛生法案，開始大規模建設下水道系統，設立垃圾回收制度。這大大降低了平民的死亡率，此後其它國家相繼跟進。細菌學說的問世，使這類措施有了理論基礎，得以進一步推廣。普遍的個人衛生教育也產生了。

　　將SARS與歷史上的傳染病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藥物和疫苗並不是我們對抗傳染病唯一的工具，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工具。在這類戰爭的最前線，是看起來極為平常的公共衛生系統，再加上病例的迅速甄別和隔離機制。是的，沒有特效藥，就會有死亡，會有悲痛。但是，只要這個社會還維持着正常運轉，公共衛生系統和防疫隔離機制沒有崩潰，我們就可以把傳染病控制在小範圍內，使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地獄慘景不至於出現，使絕大多數人免於失去親人的悲痛。

五

　　死亡使人恐懼，生長在現代醫學保護傘下的我們更易產生非理性的恐懼，但是我們必須堅強起來。回顧人類與病菌鬥爭的歷史，必須看到，健康、安全不是人類生存的默認狀態。自然界充滿了危險，我們的祖先曾經生活得那樣悲慘，忘記歷史是危險的。人類與微生物不斷升級的戰爭沒有停止，可能永遠也不會停止。SARS一定會消失，不管是因為特效藥和疫苗而消失，還是僅僅因為傳播被阻斷、生存下來的感染者都有了免疫力。但是，以後一定還會有新的傳染病出現，放鬆警惕是危險的。

　　如果我們不願順從自然的殘酷法則，不肯接受嬰兒死亡率超過50%、一次傳染病消滅數千萬人口的事實，就必須憑藉我們非自然的財產——智慧、理性、責任感和愛，保持冷靜，團結一致，在這場戰爭中奉陪到底。平時麻痹大意疏於防範，危機來臨時驚慌失措，不信任乃至敵視科學，這些行為只會傷害我們自己。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病原體憑一己之力不可能給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造成致命傷害，只有當我們自己的恐慌摧毀了社會的正常秩序，才是真的大難臨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