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费孝通，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１９５１年的秋冬。我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因抗美援朝而参军，８月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教育处工作。这时，进驻原美国大使馆的后勤干部处，交来好几大箱的英文图书，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教育处应该可以利用这批图书，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并没有人读得懂英语。我觉得这些书印刷精美，图片丰富，而且很多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于是翻了若干本，其中就有注明费孝通中文大名的照片，从环境背景和人物背景来看，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时拍摄的。这样，我算是“认识”了这位不知干什么的中国人费孝通。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参军的，知识实在浅薄，能够因此“幸会”费孝通，也是一种巧遇。原来费孝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蜇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费孝通本来是一腔幽怨，进尽忠言，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舒心工作的社会环境。也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道德自许。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篇诸葛亮的《出师表》，使陛下“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但是，费孝通没有料到后来他的文章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本人成了“章罗联盟”的军师。按照费孝通的看法，既然已经进入“早春天气”，那么只要共产党继续推进双百方针，三月阳春也就遥遥在望了。但是，他表达的更是一种隐忧。他说：“‘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这是一位在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肺腑赤诚，在期望之余，仍然心怀疑虑。

费孝通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３５年，２５岁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接着就和比他低两个年级的同学王同惠结婚。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为婚礼增光添彩。新婚之后，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们趁着夜色，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回赶的时候，费孝通误坠捕虎的陷阱，被倾泻的石头压伤。夫人王同惠在无力解救之后，下山求救。可是，第二天，费孝通被救之后，遍寻夫人无着，直到七天之后，才在山涧里找到王同惠的尸体。这是发生在他们婚后１０８天的灾难，也是这位著名学者的人生传奇。此后，费孝通的大作《花兰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两部别具一格的社会学著作，使他在中国名声大噪。也许费孝通认为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比较高，而又获得共产党的赏识，所以敢于鼓起勇气，发表傥论。

毛泽东为了使这个整风鸣放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把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拿到全国的高等学校等等地方广泛播放，其记录稿，也就是未定稿也印发给人手一册，让各色人等认真学习，以便参与整风。对于党外人士来说，就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件件往事，我们这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谁也难以忘记。在中共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共执政之后，如此信誓旦旦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输诚，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盛大举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诚心诚信产生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怀疑呢？于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下，一场所谓大鸣大放运动，也就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或统战部出面召开的座谈会，就在全国次第展开。当时的所有党报都是全力以赴地高调报道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开放程度可以说在中共执政的５８年来，既空前，又绝后。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当时的校报名曰《新山大》。我抄录５月１８日山大中共党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报道如下：

标题：大胆发表意见，帮助党员整风，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许多同志对党员提出尖锐批评。下面是参加会议者发言的“记录摘要”。编辑表示：“未经发言者校阅，如与发言有不符原意之处，由本刊记者负责。”其小标题如下：

刘鸿宾：动员报告说服力不大，说明党委对“放”没有决心。

高　亨：领导高高在上征求工资意见形式主义。

张维华：山大使我不感温暖，党群不能以诚相见。

刘泮溪：没有掌握大学特点，要求领导学习业务。

黄嘉德：“党员找人谈话，一定不是好事。”

陈　机：校外校内气温不同，工作混乱是非不明。

傅宝瑞：对老教授要有正确估计，党员有特权思想难接近。

曲漱蕙：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党员不谦虚光教训别人。

阎长泰：校委会中可设常委会，更好发挥老教授作用。

王祖农：应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教工之家为何迟未建立。

尹左芬：校刊报道失实夸大，工资改革不尽合理。

刘鸿宾：不能以反历史观点看历史，党委对群众意见处理拖拉。

黄冕堂：为什么入党后就高人一头，为什么校刊不敢登批评稿

最后，刊登了校党委副书记的发言，“欢迎给党委党员提意见，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５月３１日《新山大》报道，“党委已召开２１次座谈会，各方面的意见对整风有很大帮助，目前正整理研究意见以改进工作。”

看来由校党委召开的会议，主要是邀请正副教授和讲师参加，各系还召开会议，邀请其它的人员参加，主题仍然是帮助党整风。《新山大》不断使用的大标题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家动手，拆墙填沟”等等，都极为具有煽动性，使人们认为共产党真是开展开诚布公的整风了。于是，《新山大》上，不但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刊登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们为申述自己的观点而写的文章。可是，我们这些昏头胀脑的百姓，做梦也难以想到，贵为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他却正在部署一场全中国、全世界都不曾有过的巨大的歼灭战——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以上这些摆在台面的鸣放文章，不过是实现他的“阳谋”的把柄。山大党委从５月１６日开始，召开座谈会，拉开整风的架势，实际上是根据早前一天毛泽东的部署。我们当时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中共的任何一级组织，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自行其是。其实所有的会议都是按照毛泽东指导运动的战略部署而召开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急电传达党内。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毛泽东是战略谋略大师。他又在谋划一场大战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调动党内党外的对手敌人，然后按照他的战略意图，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用这种办法把党内的对手，如张国焘，如王明，等等，置之死地。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这种谋略，也是屡试屡爽。现在，他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么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

军队进攻，先要制定作战计划，规定几时几分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几时几分炮火准备开始，同时坦克利用炮火的掩护也前进到出发阵地，几时几分部队冲锋开始，同时炮火延伸，压制敌军的后方火力，配合坦克和步兵的前进。毛泽东在部署了一个周密的进攻计划之后，就下令各级党委召开座谈会，以调动敌人，让他们暴露自己，然后聚而歼之。我自己和全国５５万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掉进了毛泽东预设的陷阱。山东大学一级教授、物理学家束星北，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称他是自己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抗战时期他因为主持研究雷达，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他应邀从青岛（当时山大在青岛）到济南，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他只知道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他在会上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束星北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强烈赞赏，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结果，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并管制３年。

山大副校长陆侃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史家，一级教授。他有幸到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如坐春风，如沐夏雨，回到青岛就召开九三学社的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发表了“我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讲话。那么，他赞成的这个“撤销学校党委制”观点是谁提出的呢？就是英明领袖毛泽东。结果，他成了“阳谋”的牺牲。

山东大学在反右运动中共计打了右派２０４人，约占全校师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正副教授１６人，约占四分之一，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知名教授。教师划右派５４人，约占五分之一。学生１１４人，主要在中文、历史、物理各系。这和北大等其它综合大学相似，就是学生中被打右派的大多是素质比较好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反右运动在人才构成上，明显的特点就是逆淘汰。公正地说，山东大学打右派的人数，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落后于北大、武大等几所高校。山大还没有把全年级学生完全彻底打右派的记录。最后，本文再回到毛泽东在怀仁堂里那个信誓旦旦的讲话。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把这个讲话正式发表，加上注释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我们，无论打过右派还是没有打过右派的人，读到这个“整理本”的时候，只能仰天痛哭，可是欲哭无泪啊！毛泽东食言自肥，把他说过的话，完全抛弃，质言之，就是：言者有罪。这样的惊心动魄，是今天的人无法感受的。作为学者，他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底线。作为政治家，他突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线。作为一个人，他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沦丧已经病入膏肓，却采取“八荣八耻”这样的小儿科手术挽救。其实，追本溯源，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就是反右运动。如果绕开病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着手，不从批判毛泽东着手，乃舍本逐末之途也。仅以本文作一九五七之祭，呜乎哀哉！

对反右运动的沉重回忆

陈奉孝

最近看了宋永毅先生的文章《中国知识精英的丑陋和耻辱》，引起了我对当年那场反右运动的沉重的回忆。宋
先生文中所提到的当年在反右运动中一些民主党派中的高层人物被打成右派后在报纸上所做的认罪检讨和互相检举揭发都是事实。当年全国大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五百万知识分子都起来抵制那场反右运动，尽管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敢把五百万知识分子都关进监狱吗？

开玩笑竟被批斗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劳改时，管教干部让犯人学习林彪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十六字真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发言时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立竿见影似乎不太确切，下雨阴天时立起竿来可见不着影啊。」大家听了哈哈一笑，结果被学习组长丁桐汇报了管教，开我的批斗会。会上丁桐首先发言，说我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开始辩解，管教干部就下令将我绑起来。我挣扎反抗，这时丁桐便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把我的嘴都打流了血。丁桐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后来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许多人包括他都被捕了。可是因为他那时只有十九岁，且不是重要成员，就把他放了。他还说释放他这是特务们采用的一种离间策略。他被放出来后立即跑回了解放区，党籍却始终没有恢复（那时共产党规定，凡被捕后释放的党员如果没有人证明他没有变节行为，都不能恢复党籍）。北京解放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但只能干一些杂务性工作。他心中不满，整风运动时贴了一张大字报，诉说自己的不满，为此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五年。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我对他十分尊重，平时我和他也没有任何矛盾，可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呢？难道他想从我身上达到立功减刑？难道他不知道他和我是同类？难道他不知道在那时一个人如果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就永远被打入另册？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他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只不过是干了一件投机不着蚀把米的蠢事罢了。这样的人在当年的右派分子当中确实有，尽管是极个别的少数。

毛泽东反右派为何成功

毛泽东所以能迅速打退了那场「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在劳改队里我的初步反思是：

一、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右派」在当时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弊端，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工人、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二、从「右派阵营」这方面看，由于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不论是社会上的大「右派」，还是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既没有什么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各说各的话。特别是社会上的那些「大右派」和文艺界的「大右派」，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多半是针对某个人、某件事提的，有些问题还涉及到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对产生「三害」的制度性原因几乎一点都没有涉及到。只有北大青年学生中的「右派」所写的大字报公开提到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因为他们年轻，无私、无畏，敢于讲话，问题提的比较深刻。他们提出了「五·一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的一场民主运动。

三、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支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封建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都是「仕途」这条道路，「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然后投靠皇权，为帝王效力，靠从皇家那里拿俸禄为生。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办法，跟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完全一样，甚至比封建帝王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还严得多。知识分子是靠共产党提供工作机会才能生活下去，否则便没有生活出路。封建时代，那些不愿意为帝王效力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家种地，过田园生活；而共产党掌权以后，如果共产党不用你，或者被某个单位开除了，其它单位便不敢再用你，你就没有了生活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只不过是附在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为如此，一旦压力来了，不少人便纷纷倒戈，举起白旗，自己检讨不算，还检举揭发别人以求自保。更有甚者，专门靠在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充当打手，投机钻营爬上去。当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纷纷在报纸上作检讨，检举揭发别人的文章，心里十分反感，尽管这是在压力下不得已而为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患有「软骨症」，这恐怕是事实。

应争取彻底否定反右运动

但今天对在那场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一些表现应如何看待呢？我认为应该从历史的大视野中去进行分析。当年确有不少大学生积极投入了反右运动，但他们那时实际上是因为思想单纯，对共产党的独裁本质缺乏认识，受了蒙蔽，因此不应过多地怪罪他们。大学生右派中的大多数的确也做了自我检讨和检举揭发，但那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我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时，有不少曾检举揭发批判过我的同学向我道歉，我的回答是「那些事我早就忘了（当然我并没有忘）。那是一场时代的错误，追究个人恩怨是没有意义的。」面对强大的压力，特别是面对死亡的压力下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也正因为如此，林昭在酷刑下宁死不屈的精神才值得人们崇敬，林昭才成了那场运动中的自由女神。

今天在回顾那场反右运动时，我认为应该着力鞭打的是那些本不是右派，但为了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自己的被打成右派的朋友进行污蔑陷害疯狂攻击的家伙，如郭沫若之流。

今天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努力争取彻底否定那场罪恶的反右运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因为共产党当局已公开承认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再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至于在那场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就留待后来的历史学家去评说吧。

文以载史，抗拒遗忘

郭建

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和历史感，这似乎和中国文化的世俗性有关。（文学的启示性、象征性、抽象的普世性、以至于纯文学性似乎与宗教文化有密切联系，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明显）中国人敬祖先如敬神，于是历史成了中国的宗教。中国人看现实，多半借历史之光，即所谓“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殷鉴不远”（《诗•大雅•荡》），于是有了以史为鉴的古训；忘记过去，我们将在黑暗中行走。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当政者对自身行为的文饰及对民间舆论的压制，历史总不断面临被封杀、被扭曲、被遗忘的危险。这一现象在当代尤其明显，以至于形成这样一个悖论：与老年人记忆减退的模式相仿，越是切近的往事，在当代人的记忆中，越为淡薄；二十年前（六四）、四十年前（文革）、五十年前（大跃进、大饥荒）发生的事倒不如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显得清晰。

面对这种情况，心系社会的知识人、文化人，包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捍卫历史、抗拒遗忘为己任。而使记忆得以保存、传承的最有效媒介便是文学。自孔子、左丘明以来以微言叙事，寓褒贬于曲折文字之中的春秋笔法所见证的正是这项工作在威权之下的艰难和史家的良苦用心。宋人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又见荀子，文以“明道”；韩愈文以“贯道”），视文学为道义、伦理、社会良心之载体，而这里所说的“道”，与宗教经典中来自神的启示很不相同，也不是老子不可言喻之道；一般中国文人士大夫所说的可载之道是以史为据的。

此处文学指文史交融的各种体裁：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世家既是史，也是文学，因此有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十几个世纪以后文学家蒲松龄以想象文字针砭时事，却以“异史氏”自诩。近代出现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回忆录、口述史、谈访录、历史见证实录以及以探寻往事为主题的影视作品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这一传统。章诒和的《最后的贵族》，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及其它作者有关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的叙事，巫宁坤的《一滴泪》，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我已死去》等都属于这一类文史交融的作品。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近期出现的两部更具学术价值的重要著作：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因其真实性和尖锐性，这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都不见容于检察机构，只能在海外发行或在民间流传。

一，《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长达一千多页的两卷本《墓碑》是中国当代文史著作中的一部奇书。作者前言开宗明义：“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 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作期间曾被诊断患有绝症，而且，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接着，作者写道：“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这里体现的激情、良知、抱负、历史的责任感和孤注一掷的献身精神使人想起“述往事，思来者”，敢于直言，发愤着书，最终以《史记》名垂千古的司马迁。就题材、宗旨、力度和思维结构而论，《墓碑》又更接近当代的两部写斯大林时代罪恶的经典著作：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Alexander I.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和康奎斯特的《苦难的收获—苏联的集体化与恐怖饥荒》（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墓碑》结合了这两部著作的长处，既有大量翔实、可信的史料，具体生动、震撼人心的叙述和描写，又有缜密的分析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既是索尔仁尼琴所谓“文学调查的实验”，又有康奎斯特的学术视角和眼光。杨继绳是有四十多年党龄、多次获奖的新华社资深记者，本是体制内的人，文革中开始对极权制度的问题有所觉悟，至1989年大彻大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利用自己作为高级记者的地位和外出采访的工作机会，查阅中央及各省、地、县的档案（包括严格保密的资料），走访了许多高层干部和大饥荒的幸存者、当事人，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在2007年完成了这部可为大饥荒灾难盖棺定论的权威著作。

书的上编陈述各省及城市地区大饥荒灾难的史实，并对各地灾情的不同与共性有精当的剖析和论述。其中重点讨论的包括大跃进首当其冲、首创人民公社、饿死三百万人的河南省（仅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一百万，占全地区人口八分之一），人口损失近八分之一的甘肃省（通渭一县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有“天府之国”美称、而坚持集体食堂及其它极左政策时间最长、以至饿死一千万以上人口的四川省，以及部分地区严禁农民逃荒、出现人肉市场交易，饿死五百多万人的安徽省（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十五）；着重讨论的其它重灾省份还包括吉林、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云南、河北和贵州。各省情况虽然不同，但杨继绳一再指出，由于现代极权体制的严密性和彻底性，各地的基本状况却又惊人地相似。比如：由于中央最高领导人从1958年开始批判“反冒进”，鼓吹三面红旗，1959庐山会议反右倾，打击讲真话的人，这一精神一贯到底，“深入人心”，于是全国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各级干部或头脑发热，或畏于上层压力，对中央的错误政策亦步亦趋，宁左勿右，拒绝面对由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的悲惨现实，为报功、保官，谎报粮食产量，仍从农民口中夺走活命口粮，甚至在国库中有粮的情况下，拒不开仓济民，而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几乎无一不受到批判和迫害。也就是说，灾难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分散的，也不是由于“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其祸根是体制性的（这一点作者在下编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上编中还对各地基层干部及其亲信闯入农家搜粮、抢粮，对农民施以酷刑、暴力的普遍现象有详尽的描述，惨不忍睹。对更为惨烈的各地人吃人（吃死人，杀活人，甚至杀亲生骨肉而食）现象的叙述，更是令人发指。当时记录在案的人吃人事件至少有上千起，以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如许多学者推测，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再加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借湖南农民之口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成为毛泽东决意在文革中置刘于死地的原因之一。毋庸讳言，《墓碑》就是刘少奇所预料的史书。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收集资料工程巨大，当时是有许多人相助的；而《墓碑》的工程同样艰巨，却出于杨继绳一人之手。

如果说《墓碑》的上编的纪实与讨论重在各省，角度是微观的，那么下编着眼于中央，讨论造成大饥荒的路线和政策的形成，对这一路线和政策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极权主义制度本身，从理论上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梳理，角度是宏观的。杨继绳以大量数据和资料批驳了中共多年来宣传的有关大饥荒形成的原因，证明三年间是正常年景（“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苏联撤销援助也不可能引起饥荒，而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的，制度性的。以一个经济学家特有的眼光，杨继绳首先审视了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农业集体经济与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五十年代中国工业、国防、科技、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压榨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统购统销，就是消灭粮食市场，以便国家以低价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包括农民的口粮，使农民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同时户籍政策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成了二等公民。而快步发展的农业集体化，又剥夺了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加倍劳动，以求自救的权利，他们的生产资料完全处于由政府支配的集体组织的严密控制之下。这种集体组织在人民公社的形式上登峰造极，曾一度引入的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是以削弱家庭经济单位，最后消灭家庭为目标的（此即二十年后红色高棉共产主义实验的前身）。公共食堂成立后，家庭的炉灶被拆毁，家畜、粮草、饮食器具一律归公使用，有些地方家庭的烟囱不许冒烟，实际上是让农民把饭勺，也就是自己的生存权，交到领导人手里。所以，杨继绳说，“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食堂把征购后仅存的粮食吃光，农民无法自救，只能等死。

以上对经济体制与大饥荒关系的分析，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杨继绳的独到之处在于把农业集体化放在中国极权制度的背景下，作为这一制度所特有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把经济体制和政治、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理清、讲透，指出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极权制度。这样的融会贯通、高屋建瓴远远超出其它学者的眼界。作者综合二十世纪西方学界对极权主义的理论研究，并追溯中国历史上王权专制的传统，指出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制度是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与秦始皇式的、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严密化的王权专制的结合，加之以毛式共产主义宗教的思想意识形态统治，其专制程度既超过苏联，又超过中国的帝王时代。“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杨继绳写道：这种“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它的缔造者毛泽东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凌驾于全国、全党、全民之上，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杨继绳指出：这样的极权制度未必一定导致饥荒，但一旦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如上述经济体制的实施），便很难纠正。1956-57年间，周恩来和陈云曾从实际需要出发反冒进，不失为暂时的纠偏措施，但毛相信“鸡毛能飞上天，”周恩来不得不递交辞呈，以毛的指令为是。1959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被毛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以至使灾难性的政策延续三年之久。更为荒唐的是，如杨继绳所说，极权体制一旦建立，就成为一种模型，“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任何人都无力与这种制度抗争，包括毛本人在内。他作为这个制度的制造者，同样受制于这个模型。1958年底1959年初毛曾下过纠偏的指示，却不能扭转局势，由于狂热加恐惧的影响，宁左勿右在全国上下已成惯性，连毛本人也在庐山会议上回到自己一年前既定的轨道上，以至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大饥荒在1958-1962年间到底夺去了多少生命？官方秘而不宣的数字是两千万。杨继绳比较了全国的数字和各省累计的数字，综合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采用先进的统计手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三年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600万，相当于1945 年8 月
9 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 倍，1976 年7月28

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 倍。加上少出生人口4000万，这期间中国人口损失总计7600万。而且，这场灾难是在气候正常、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研究饥荒而着称的，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经指出：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包括经济上还不如中国的印度），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荒。杨继绳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饥荒的祸根在于那个“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极权制度，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

然而，鉴于官方几十年来对灾难真情的文饰、掩盖和民众对大饥荒的无知与淡忘，杨继绳决意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述往事，思来者，痛悼亡魂，以警后人，他的笔触是异常沉重的：“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经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同时，他又很乐观，认为中国当下的后极权社会是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期，经济市场化终将催生政治民主化，于是便有了如下的哈耶克式的预言与愿望：“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二，《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是近年出版的文革纪实、研究著作中最为独特的、有多方面开创性的力作。像杨继绳的《墓碑》一样，它是一部为缅怀死者、抗拒遗忘而作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杨继绳为3600万大饥荒死难者建立了一座集体的墓碑，而王友琴则以见证者的身份为659位文革受难者作传，讲述每个具体的个人被杀害、被摧残致死、或不堪屈辱折磨而自杀的故事，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纪念园。

以往的中国历史，几乎无一不是续写历代王朝的故事，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作传，普通百姓是不见经传的。迄今为止的文革史，有的写上层的政治斗争（有如以往的宫廷秘史），有的写某一地区的运动史或描述某一重大事件，有的写某一阶层或某一人群的活动（如红卫兵造反派）。这些内容在王友琴的书中都有，但以悲惨死去的众多普通人的故事为主叙述和研究文革的著作，这还是第一部，也就是说，它是中国第一部受难者见证史，被余英时称为“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

应该说，这个工程的开端是四十多年前的1966年8月5日

。那是北京师大女附中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的第五天。就在那天，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她是文革中被残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当时，王友琴是女附中高一（三）班的学生，年仅十四岁，这一悲惨事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和恐惧。十五年后，在北大读书期间，王友琴便开始走访文革死难者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和当事人，把他们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那时，她读了《古拉格群岛》，被索尔仁尼琴的良知、勇气、坚韧和历史责任感所感动，决意以这位俄国作家为楷模，把在中国发生的、远比古拉格集中营囚徒所经历的更为悲惨的人生与死亡写下来，告慰亡灵，并为极权统治的罪恶作见证，以警世人。这是一件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王友琴走访了上千死难者家属和当事人，她的足迹遍及二十五个省市、二百多所学校，将死难者的故事一一记下，并将每一个细节认真核对。她收集受难者的故事，先是从教师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各行各业各种人，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医生、干部、保姆、家庭妇女等。这个工作都是她在学习、工作之余及假期中做的，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资助。而且，与受难者家人和当事人对话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有些人不愿或不敢面对心灵的创伤，友琴必须耐心说服，帮助他们克服心灵障碍；有些人余悸犹存，怕因讲出真情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报复，包括来自当局的和社会上的；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包括自己当年的理想主义狂热和某种民族主义情结（家丑不外扬），敌视友琴这项工作，不仅不相助，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当然，更多的人，在克服了多年压抑的障碍之后，还是愿意一吐为快的，倾诉苦难也会帮助他们平复伤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友琴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她部分的调查研究成果，但她的纪实原作还无处发表。直到2000年10月16日

，她才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得以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一个“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载了将近一千名受难者的故事，并给世界各地的网上读者留出修正、补充、反馈的空间。然而，十七个月以后，在2002年3月，这个网上纪念园被中国大陆的网警封锁。两年以后，友琴从这些故事中选出659篇，汇集成册，定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并由余英时、麦克法夸尔和苏晓康三位学者作序，在香港出版，但此书在中国大陆仍然禁止发行。

这659个故事并非全是叙事，其特点更在于以大量准确、生动、触目惊心的事实，包括一般文革史中所缺乏的暴行细节，来展示文革灾难，并对此加以学术性的讨论。此书对文革研究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学生打老师现象的深入分析，对红卫兵运动兴起的考证和探讨，以及对1966年的“破四旧”、“红八月”和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两场最为血腥的运动（即两个死亡高潮期）的细密考察。虽然录入的659个故事也包括像刘少奇这样“大人物”的案例，但正如目录以人名音序排列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细节所显示的那样，作者讲刘少奇的故事，并非因为刘少奇曾是国家主席，而是因为他和其它死者一样，是一个具体的人。王友琴并不认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生命价值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生命价值有任何区别；相反，正因为普通人生一向被忽视、被遗忘，他们的生与死就更应被载入史册。

《文革受难者》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其强烈的道德自觉性和反思意识：它旨在叩问读者的良心，向读者发出道德的召唤，甚至挑战，让人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国人麻木不仁的沉痛。这样的道德激情有时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在史学著作中却颇为罕见。为说明我的意思，不妨读一段《文革受难者》前言中寓言般的叙述和追问：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代，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关于诉求正义，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可以说，在今天，受难者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包括存在与否以及如何表述，首先取决于大多数幸存者的选择，取决于他们选取牛的方式还是鸡的方式。

本书的出版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的确如友琴所言，文革后，我们都被置放到牛鸡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牛尚有怜悯同类的直觉，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对自身行为的忏悔，对死难者的同情和对极权制度的愤怒，而是麻木不仁，遗忘过去，我们只好与鸡同类了。这种道德的召唤与挑战是有很强的震撼力的。我认识的人中间就有不少在文革结束二、三十年后，因为读了友琴网上的文字或在民间传阅的《文革受难者》影印本，猛然醒悟，良心发现，道德的升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有的还主动与友琴联系，帮助她做更多的采访工作。由此可见本书的价值，他可以引导和激励中国人抗拒遗忘，正视近期历史，从自我反思走向较为健康的人生。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友琴考察文革索取的独特的视角，尤为突出的有两点。首先，她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尽管同众多的、较为流行、较为传统的文革研究相比，如从政治角度视其为上层权力之争，或从意识形态角度视其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具体实施等，王友琴的研究更集中于文革的某一方面，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毛泽东如何关注“培养接班人”，如何以“文化”为其一手策划的革命正名，文革如何在文教界发端，文革的全面开展如何从在学校向教师施暴开始，并由毛泽东接见一千多万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推向全国，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切，并把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我们不难看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这一判断的深刻性和启示性。中国文化一向“尊师重道”，不必说以授业三千弟子的孔夫子为先贤的儒家传统，就是民间所说的“师徒如父子”也把师生关系视如亲情。而毛泽东发动的历届政治运动，常以多为教师的知识人为斗争对象，在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文革初期，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包括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老师毒打致死的现象遍及全国，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残害致死的教师就更多，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友琴是从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朴素感情开始她的巨大的采访、纪实工程的，如苏晓康所言：“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为一个学生在为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不言而喻，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最根本意义上的反动。

王友琴的另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于，她是在诸多史学传统和理论框架之外，超越中国自身传统，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在最为朴素、原初，而又最为本质的生命与死亡这一意义上，对历史和现实发问，对每一个对记忆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人，尤其是经历过文革浩劫而后又在遗忘中偷生的中国人，发问。文革的主要灾难、罪恶何在？史家有各种说法，诸如十年全国动乱，封建法西斯专制横行，国民经济停滞以至阻止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非理性的疯狂造成思想混乱、道德沦丧、毁掉了一代人等等，而王友琴却更为尖锐地指出：文革主要罪恶在于由极权制度造成的对生命的轻蔑和对几百万无辜生灵的残杀。她指出：“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是文革死亡的两个高峰……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事故，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这中间，有众多死亡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但“这种‘自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杀，实际上是被文革谋杀。这种谋杀性自杀的大量发生，是文革的特产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残酷卑劣的一种杀戮。” “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对于中国人来说，包括像我们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和我们的后代，要想真正记取文革的教训，认识文革残害生灵的罪恶，我们必须记住那些被残害的人，记住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一个数字。可悲的是，我们至今连一个可靠的数字都没有，而且，因为当时所谓“阶级敌人”的生命如此低贱，无需记载，这个数字可能永远不会有。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和死者家人和见证人一起挽救多半已经支离破碎的记忆，把具体的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王友琴在做的工作。

根据维科在《新科学》（Giovanni Battista Vico， Scienza nuova ）中的论证，人类脱离动物生存状态，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最早标志即人开始掩埋死去的同类、同族，并加标记，以示纪念，此即葬礼的雏形。这是显示人所特有的记忆，并以形式来表达和强化这种记忆的开端，是人类共有的。华夏初民祭祖，以至后来孔子重礼仪，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原始的起点。也就是说，人生之为人生，起源于对死亡的意识与记忆和对死者的缅怀，因此才有人性。记录死亡自然是人性的表现；而忘记死者，不予记载，则是从人性倒退，甚至可以倒退到不如牛的地步。王友琴为文革死难者立传，不仅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文革中的死亡并非自然的死亡，而是因残暴杀戮所致，那么，我们今天记录这样的死亡，意义就不仅是在传统人道意义上对死者的尊重，还在于告慰冤魂，为审判杀戮者，审判造成杀戮的极权制度提供罪证，以警后人，使这样惨绝人寰的灾难不再发生。她在前言中写道：

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开始记录死亡。在中华文化中，传统地用地面的圆锥形土堆来标志坟墓，纪念死者。文字发明之后，死亡记录被刻在石碑上，被铸在青铜上，被写在竹简上，更大量地被记录在纸面上。记录死亡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死亡记录也有形形色色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与死亡不被记录相比，记录死亡意味着对死亡的重视，纪念死者意味着对生命的尊敬。

对于那些被杀害的人，自从有了社会的司法系统以后，更是一直需要记录的。这种记录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记录这一类死亡的动机之一。

然而，文革对大量普通人的杀戮从来不是秘密，但这一以革命的名义草菅人命的事实在当时就没有记载，文革后除极少数高层干部和社会名流的故事外，也不许记载，以至于文革最深重的罪恶逐渐被遗忘。在友琴看来，这一现象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官方的：当局愿以一个轻描淡写的、歪曲文革整个图景的结论将文革草草收场，让人们向前 / 钱看，忘记过去的灾难；而实实在在的死难者记录将会凸现文革的主要场景，使人思考文革灾难的真正原因，这种思考“必然会涉及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以及使得文革产生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挑战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出现的集体失忆是当局一手制造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间的：许多受害者家人或畏于当局的高压和报复，或不忍触及心灵的伤痛，不愿意回顾、讲述过去的苦难；许多长期受迫害的人，心灵创伤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第二天性，使人内向、自卑、沉默寡言，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中尤其明显；许多当事人曾参与暴行，不想正视以往的虐迹；再说，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缺乏对生命，尤其是对普通人生命的关注与同情（鲁迅当年就以沉痛和愤怒的心情描述过围观杀头“壮举”的看客，由此而弃医从文），这在人们对文革人性灾难的麻木和淡忘中可见一斑。而友琴的这部书记录、缅怀死难者，抗拒遗忘，一方面是对当局制造集体失忆的抗议，另一方面也是对国人良心的启蒙与召唤，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杨继绳和王友琴的著作中展示和论述的那个时代是灾难的时代，灾难不仅是死难者的灾难，而且也是生者的灾难，全民族的灾难，人性的灾难。记住灾难，认识灾难的严重性和实质，使类似的灾难不再发生，是我们每一个生者的责任。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封建礼教造成了人吃人的悲剧，人人都是人肉筵席的参与者，只有孩子还是清白的，孩子是希望所在，所以一定要救救孩子。然而，鲁迅所说的封建礼教与杨继绳和王友琴笔下的极权社会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极权体制不仅使成年人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人肉筵席，几乎无人不涉嫌，无人幸免，极权制度全能教化使得孩子都不能幸免（以我自己为例：文革爆发时，尽管我还是小学生，但也写过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对老师的悲惨遭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近章诒和对告密、卧底丑闻的披露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也是对这人肉筵席的见证。首先，章诒和披露的现象在当年是非常普遍的，只是程度有别罢了。告密、卧底是可耻的，但对当年这种行为的指称却是靠近党组织、向党交心、向组织汇报、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揭发、检举等等，在被审查、关押、逼供的情况下，相应的指称是坦白、老实交代、将功折罪等等，不编造口供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在传统道德意义上，从人性的角度看，本是卑劣的行径，在极权制度下是合理的、正面的、“革命”的。在那个非常时期，非人的时代，极少有人能超越极权制度的驯服和教化，有意识地把颠倒的逻辑颠倒过来，从正常的、健康的、人性的角度看问题。章诒和的披露自然是正当的，她的勇气和正义感令人钦佩。但是她的用词（告密、卧底等）却有时代错位的问题，给人以个别现象的印象，而事实却是，在革命的感召或压力之下，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发，互相批判，人吃人，在当时是时代的潮流，连受迫害的人都难以幸免，因为他们在逼迫甚至重刑之下的坦白交代势必牵涉其它的被迫害者，这就是当时所谓“内查外调”的目的。有些批评章诒和的人说罪恶是制度造成的，这并不错，但以此来免除个人的责任，指责章诒和对个案的探寻与披露，实际上也就为遗忘开了绿灯，因为章诒和以不同的方式，也在做杨继绳和王友琴所做的事情，而为章诒和提供了线索和资料的冯亦代的晚年忏悔自述也是这样，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值得称赞。

一个经历灾难的民族能否记住灾难，反思灾难的成因，从过去的影像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这对于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健康至关重要。德国在二战后实行非纳粹化的政治清算，并有知识阶层对灾难时代的认真反思，进而帮助德国民众记住并忏悔以往的罪过，最终使德国成为较为健康、温和的民主国家。日本民族对其侵略罪行的记录与反思就差得多，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其欺辱的民族对此很不满意。那中国人对自身人为灾难的记忆与反思呢？我们再说日本当局如何否认侵华罪行，而事实却是，日本中学生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了解远胜于中国中学生对大饥荒和文革的了解。本来，我们经历了这些灾难，通过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可以使我们认识极权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失和犯罪的潜能（即便我们中有人并未直接卷入，参与暴力，我们是否试图阻止过暴行？回忆往事，我们能不为自己而感到耻辱吗？），从而促进我们国家向民主制度发展的进程，更可以使每个中国人，以至于整个民族从反省中变得更为健康，更为人道，更为成熟，而遗忘则可能导致灾难的重复。

也许，马克•吐温的诙谐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他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由于集体失忆日益加剧，文革在许多人的想象中不是已经呈玫瑰色了吗（包括诸如在国际上独立自主，不畏列强，国内没有贪官污吏，人人平等之类的幻象）？在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潮，民族主义崛起的二十一世纪，如果狂飙再起，它要扫荡的将不再会是什么阶级敌人、牛鬼蛇神、黑五类，而可能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是白白地遭受了一场灾难吗？千百万人的生命不是白白地葬送了吗？而杨继绳的《墓碑》和王友琴的《纪念园》正是要我们记住死难者，认识造成灾难的原因，使灾难永远成为历史。

毛泽东给中国经济和政治带来的灾难

涂春荣（88岁老人）

历史棋局上走败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历史的反思，回望往事：在开国初那近30年的岁月里，痛惜共和国在历史的棋局上大走其败着。政治运动不断，一个接着一个，“轰轰烈烈”，来势凶猛，向“阶级敌人”猛烈地进攻。斗争会、批判会、逼供交代围攻、拳脚相加打人（反右倾、“四清”），你死我活的搏杀，硝烟弥漫，人人自危、胆颤心惊，这些是完全背离了政治文明大道的一种暴政压迫。有的人被猛烈的冲击惨死。人与人之间，面目冷酷，无情可言，不讲真话，讲套话，假话。只有单一的“政治关系”。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近30年的岁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政治清洗和镇压，大搞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教师思想改造、批胡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冤案不断；直到“文革”十年，浩劫达到高潮，打、砸、揪斗、抄家，受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冤案如山，史无前例。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近30年的岁月，共和国以一种疯狂、荒唐的盲目性往悬崖冲刺，“人定胜天”，“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空想、“大跃进”现实的混乱导致了致命的空前的大饥荒和经济崩溃的民族灾难。贫穷、物资匮乏，生活沉重。整个国家和民族被推到了濒临崩溃的边沿。

问题症结

毛泽东何故屡犯错误，大走其败着？究其问题症结，在于“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想法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都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嗜权如命，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应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皇权专制），自称：‘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无法律概念）。晚年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高呼万岁，甚至超过历代帝王。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①，一句顶一万句，手摇小红书^②，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③。于是党内党外都做到了驯服工具，甘为奴隶，甚至甘做奴才，失去了自我独立意识，思想异化了。于是文革浩劫犹如邪教猖狂。”（李锐·《向胡耀邦学习》，《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有小增删）。

反思“九评”

“九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1960年起至1964年在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国际反修斗争中，针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新修正主义）而发表的九篇大论战文章。

“九评”认定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

其起因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各族人民之父”——斯大林的问题发表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长篇报告。世界为之震惊。

报告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深感震惊。

赫鲁晓夫说：“应当拿出勇气，说出真相，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搞个人崇拜，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一个不诚实的人手中……”

赫鲁晓夫是一心要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中的两千万冤死者恢复名誉。

“九评”一边倒紧跟斯大林。反复强调：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己始终站在“正确”的一方，居高临下，应用列宁的暴力革命、帝国主义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学说和主张，推进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立场。凡不符合列宁斯大林这套思想观点的，一律斥之为离经叛道修正主义加以抨击和批判。除阿尔巴尼亚党外的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被看成是修正主义党，并与之断绝了关系。

“九评”除了批判新修正主义外，还批判老修正主义。也就是列宁斯大林“批倒批臭”的以伯恩施坦、托洛茨基、考茨基为代表的近四十名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他们都是革命家、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今天看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九评”把苏共、南斯拉夫和南共联盟视为最大敌人。特别把南斯拉夫当作活靶子予以痛批痛骂，骂得狗血淋头。骂她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反革命别动队，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等等等等。

其实，南斯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诸如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私人企业、容许个体经济等等，多年来深得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斯大林已被法院定名为“残忍的杀人狂”，斯大林主义必须遭到谴责。

苏共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毛泽东则紧紧握住它。

还有：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年，老百姓一穷二白，各地饿死人。应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搞好国家自身建设，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才是正理上乘策略。而“九评”却在此困难期间，声势浩大，四面出击，八方树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

再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实践表明真理不在列宁这一边，不在毛泽东手里。今天重新审视，完全可以说“九评”把是非颠倒了，黑白颠倒了，真理颠倒了，罪与非罪颠倒了。

毛泽东斗完了苏联的赫鲁晓夫就转而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国际反修斗争转为国内反修斗争。引来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如同邪教猖狂，最荒唐的年代。

（综合98年6月5日
《成都商报》，06年2月22日

《参考消息》，05年9月13日

《文摘周报》，09年第9期《炎黄春秋》·张惠卿·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是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打倒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是开路先锋、铁拳头、工具；

“文化大革命”满目是荒唐、颠倒、疯狂，最荒唐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暴政压迫的表现，翻天巨浪，使一部分人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干部不上班，“造反闹革命”。“炮轰”、“打倒”、“揪出”、“火烧”、“油炸某某”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于是，全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于是，从北京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各行各业各级领导机构中揪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于是，文化领域各界，一切学者、专家、教授、文学艺术家、一切知识分子和一切的文化人大难临头；

于是，戴高帽子挂大牌子，逼你弯腰坐“喷气式”残酷的批斗会围攻……（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县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昔日的功臣们被残酷迫害，彻底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弄死弄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千古奇冤；

“文化大革命”家家户户都贴着毛主席像。这样，心里才安宁。像上的毛主席永恒地微笑着。

以史为鉴

开国初那近30年的岁月，废除了法律，最高领导人至高无上，“一人说了算”。全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折腾，60年代初在饥饿中挣扎。共和国梦魇缠身。那个时代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时代。

共和国刚成立我就参加了工作。我们是经历了各次政治运动的过来人；经历了大饥荒、大灾难和经济崩溃的过来人；饱经岁月，饱尝人生酸甜的过来人；有着惊心动魄切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有责任将最真实、最鲜活的历史事实告诉后一代。他们知之甚少，没有经过那段历史。让他们深深地反思它、比较它、牢记它，深感过去的不是，而珍惜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历史正在深刻变革的今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开国初那近30年的历史风云狂飙过后让我们掩卷长思，好好地领略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最后一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的是后人哀叹秦亡而不引以为戒，那就会使更后的人哀叹他们。要我们以史为鉴，免蹈历史的覆辙！

历史记忆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灾难，防止悲剧重演，匹夫有责！

【注释】

①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②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红色封皮。被称为“文革的《圣经》”。“东方的《圣经》”。报刊在报眼位置每天刊登一条或几条《毛主席语录》，不能有任何变化。

③“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开会或学习之前，手握《毛主席语录》贴心窝向毛主席三鞠躬，再将《语录》高举过额上下挥动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由领队人念几段《毛主席语录》，再讲当天做什么事。这是“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工作学习结束之后向毛主席汇报当天做了什么事，做得好的，没有做好的，以后怎么办等等。

跳“忠字舞”每当集会游行，手捧小红书，胸佩毛主席像章，手舞脚蹈，边舞边唱。唱的是《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称之为“忠字舞”。人人都得跳。

（本文是捡拾来的“珠子”串成的在此谢谢“珠子”主人）

追往忆今，扼腕长空哭精豪

154名青年空军军官的恩爱情仇

铁流

“东出榆关沿辽西走廊前行五十余里便是前所古城。再由前所北去，地势渐高，丘陵起伏连绵不断，大地上覆盖着一片片苹果树林，青苍茂密纵横十余里，这便是当年十分有名的前所果树农场。遥望西北燕山横亘、峰峦叠嶂与天相连，让人觉得有幽冥神秘不可探知。登高南眺，海天一色，岸边白浪推沙接连着一片沃野，又让人联想广漠思绪万千。万里长城依着山势蜿蜒起伏，像条巨蟒爬行在峰顶山脊。那遥相呼应的烽火台，还是像几千年前那样默默矗立，好像时刻准备着抵御外族入侵，传递战争信息”。这是当年空军军官苑耀辰所写的一篇反右回忆文章的开场白，而今他已垂垂老矣，谈及往事仍然涕泪纵横，泣不成声。

这个农场在五十年前，有154名空军军官在这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接受“改造”，其中少尉歼击机飞行员王玉林的前妻是我当年主办《中华国产精品推展会》的当家会计，再加之我是“老右”，于是对此事更为关切——追访寻觅历史真实是记者的责任。

军人天职是守土戍边，打击入侵之敌；不是马革裹尸，便是血染疆场，以此作为生命最高荣耀。然而他们不是这样，其生命、年华、青春、追求……全被“亲爱的母亲”吞噬。尽管22年后存活下来不多的幸存者，却无一人恢复军籍回到部队；国家更未给他们一分一文的补偿，甚至连应得的工资也未发还——仅有一纸所谓的“改正”通知书，仍是“二等公民”。难怪这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一说起往事竟然哇哇大哭。他们哭不幸，哭冤屈，哭不平……

如果没有那场灾难，他们中不少人也许已是人民军队的高级军官将帅级人物；也许共和国六十华诞大庆之日，他们也身着戎装，陪伴着中共第四代精英在敞篷车上检阅三军：“同志们幸苦了！”……

而今只能向隅而泣，遥望红旗招展的京都和那轰隆隆远去的战机。唉，难言的唉，无声的唉！

少年追党着戎装，万里长天捍疆防。

阳谋吞噬报国志，终身含冤志难扬！

这154名青年军官，全是沈阳军区空军所属各部队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何曾反党？至今还深深地爱恋着这个党，希望她“正现历史，改正错误，实行民主，推动宪政”！随时准备为她付出，为她牺牲，为她捐躯……然而毛泽东的孝子贤孙却视他们为终身之敌。悲剧啊悲剧！

他们名字是：

1．沈阳军区空军机关：曲友盛（组织助理），郑权东（宣传助理），杨森（指导员），邓友声（气象参谋），李义（审计文职）

2．空军第二军（驻丹东）4人：张景岩（后勤部助理），张宝珊（作战处参谋），季振军（后勤部助理），过觉生（英语翻译，空中监听）

3．空军第三军（驻大连）4人：芦菊生（防空指挥部秘书），袁德修（团体育主任），何长举（干部助理），严永强（电台台长）

4．空军第一师（驻鞍山）4人：杨崇诚（政治教员），鲁景秀（军医），李玉泉（气象预报员），于增佑（通讯参谋）

5．空军第四师（驻辽阳）1人：金明远（助理）

6．空军第二十七师（周水子）4人：胡文杰（机械长），夏俊卿（机械师），胡兴桢（文艺指导员），汪庆凯（飞行员）。

7．空军第十六师（丹东浪头）6人：许为南（特设师），于学航（机务主任），李烨峰（机械长），陈清萼（机械师），高强（飞行副大队长），崔岗（机械师）。

8．空军第十六厂（大连）3人；吕伯春（技术员），汪业祥（技术员），陈希孟（技术员）

9．各场站三人：于洪场站许江照（主任），东塔场站朱尔刚（技师），辽阳场站何永传（导航员）

10．防人军（鞍山）2人：兴城疗养宋之平（文艺指导员），大连25医院疗养区性胡仲（化验员）

11．防空军（鞍山）11人：苑化昌（指导员），陈永常（副连长），郭凤鸣；边绍成高炮101师贾民卓（会计）；高炮501团互助刘春照（参谋）；干部训练大队吴起滨（教员）、王承祥（教员）、金福田（教员）；雷达201团范永长（参谋）；第五雷达站黄达汉（参谋）

12．空军第八航空学校（沈阳）30人

（一）6人：余凯成（主任教员），应承锵（教员），高文勃（教员），赵竹侨（教员），何燕（教员），吴临书）（教员）

（二）2人：周建文（助教），姚茂松（助教）

（三）仪表系2人；王衍周（主任教员），杨育英（教员）

（四）无线电系1人：李德本（教员）

（五）发动机系1人：罗友乔（教员）

（六）军械系1人：黄炎（教员）

（七）军事系1人：曲克森（教员）

（八）电气系1人：王恩彬（教员）

（九）文化系1人：苏守义（教员）

（十）翻译室1人：魏士亮（俄语）

（十一）学员大队11人：史宝室，梁启俭，成中和，黎明峰，孙昶，朱普华，何英，张令生，李友根，葛天伟，薛大启

13．空军机务学校（沈阳）10人：杨骏祺（教务科长），林圣然（教员），唐夏阳（教员），唐耀（教员），黄理伦（教员），卓守鹤（无线电教员），张鑫（教员、机械长），鲁天霞（工程师，文职），李森（教员），张家宝（教员）

14、空军第三航空学校（锦州）9人：王景华（团政治处主任），范贤华（机械师）（另有七名飞行员见另表）

15、空军第五文化速成中学（大连）8人：肖方（训练处长），易敏庄（教员），向同衡（教员），苑耀辰（教员），杨静波（政治教员），米宝玉（调干学员），王兆彦（调干学员），夏存国（调干学员）

他们中有抗日时期入伍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还有解放战争时期老兵，如米宝玉、张宝珊、王兆彦，杨森，金明远，刘克仁等，其中级别职务最高、资历最深的二人是：

（1）王景华：河北人，1940年1月参加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大小战斗八十余次，为一级战斗英雄，后调入空军，任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准团级，少校。

（2）肖方：江苏人，十六军参加新四军，转战苏北抗日，曾为肖克、彭冲当警卫员，到空军后任机务学校教务处长、第五速成中学训练处长，准团级，少校。

更多的是在建国前后和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参军参干的青年学生，有应承锵、王衍周、罗友侨、黄炎、余凯成、朱尔刚（以上交大），张景岩（北大），杨骏祺（苏工），赵竹桥（圣约翰）、过学生（圣约翰），鲁景秀（山医）、鲁天震（贵州大学）。

这154个年轻军人多数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有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杨骏祺、郑权东、朱尔刚等。还有是崭露头角的先进英模人物，如杨骏祺曾是空军党代会代表，余凯成、罗友侨等都空军学校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1950年，中央号召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类军事干部学校，广大学生热情高涨踊跃参军参干，参加空军的学生首先进入几所预科总队，毕业后再入本科学习，或直接分配到部队工作。其中当年在华东杭州笕桥的第五预总、第六预总和中南孝感预总的毕业者很多。这些抛弃学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本以为参军报国有所作为，却始料未及惨遭横祸，悲愤也。在这里更应提到的这154人中竟有十名飞行员。

飞行员是国家的宝贝，空军的宏儿，是从千百万人中挑选出来的。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的他们，政治条件极为严格，都要审查祖宗三代，而思想品德、文化教养、身体素质更是万里挑一，选上后还要经航校的严格训练。培养一名飞行员要付出昂贵的学费，可就是这样一些天之骄子，竟因几句话、一个字而被投入炼狱。下面表中是被打成右派的十名飞行员的概况：

姓名

原部队

职务

级别

军衔

参军时期

高强

十六师

副大队长

副营

大尉

抗日战争

付喜堂

副大队长

副营

大尉

抗日战争

汪庆凯

二十七师

飞行员

正排

少尉

解放战争

杨润桐

三航校

中队长

副连

中尉

解放战争

邓衍杰

三航校

飞行教员

副连

中尉

参加军干校

沈德
君

三航校

飞行教员

正排

少尉

参加军干校

白梦秋

三航校

调干学员

副连

中尉

解放战争

王玉林

三航校

飞行员

正排

少尉

建国后参军

刘克仁

三航校

飞行员

正排

少尉

解放战争

徐恒连

三航校

飞行学员

正排

上士

解放战争

到底他们都说了些了什么？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原空军十六厂技术员汪业祥：毛泽东主席说，5%的人是坏人，是反革命、反动分子，这不正确，如按比例算，6亿人中便会有三千万反革命，这将比八百万蒋军还难对付。肃反时对很多地下党同志横加指责，不从国统区实情出发，不讲道理，使很多人伤了感情。他又说：民主党派人士，在国统区处在斗争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不热爱党能如此吗？建国后应安排适当工作才是。他还说：对那些没有文化、没有培养前途的老干部念其有功，应厚禄奉养，但不能委以重在。

原三航校飞行员王玉林说：整风时我是大队支委，中队整风组长，当时适值许多飞行员回乡探亲归队，在小组鸣放时，把回乡看到的一些情况说了出来：地方干部欺上瞒下，互相包庇，有的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交公粮……等，受到空军派来的一位部长的点名表扬。部长叫他们把发言写成大字报，并号召其它组学习，想不到却给他们招来横祸。

原高炮101师会计贾民卓回忆说：在整风中，我以赤诚之心响应师党委号召，积极鸣放。写大字报揭发部队中一些人的不良作风，登在黑板报上，批评某些军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要和农村苦等他们十几年的结发妻离婚，另觅年轻漂亮女子为妻。又批评有些官兵骄傲，如汽车司机在市内开车不听交警指挥，荣军看电影用拐棍打人，往里面挤，并扬言“身上打个眼，比毛主席小不点”、“老子天下第五”（毛、刘、周、朱、我），被指控是丑化老干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原空三军防空指挥部秘书卢菊生回忆说：1957年夏，我探亲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湖南桃江，老乡们非常亲切地欢迎我这昔日的穷小子，今日的解放军军官。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了家乡的变化，越谈却越伤感，集中反映了农业合作社中的问题：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辛苦一年挣不回口粮，有时还要倒贴。卖出一只鸡蛋，才能换回一枚八分邮票，农村干部贪污多占，谁不服就被戴上“坏分子”“反革命”帽子。

苑耀辰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教员，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知识分子在部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这批人得不到信任，处处受冷遇。尤其有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好的，你干得再好，业务水平再高也不被看中，入党、晋级都难。每逢来个政治运动都集中整知识分子，肃反运动搞大胆怀疑，人人过关，使人伤了感情。为此，以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诬蔑肃反运动而被定为“极右”。

原空军八航校教员王恩彬说，1957年我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针对一月份训练部党员大会上，书记对我的批评提出异议，①希望老干部学习航空技术和管理知识；②要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航校教员大部分是新参军的青年学生）。却被说成是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攻击工农干部。

还有几位，他们在整风中并没提什么意见，是后补右派。原八航校教员何燕在整风中没有言论，但也没有放过他，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仅因日记中写有一首小诗《空中的花》：

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啊！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在地下/啊，唉唷/一辆车驶过/把它碾成土末

这首小诗本来是要告诫他自己不可好高骛远，要努力学习，却被说成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谩骂，于是成了右派。

原八航校教员苏守义回忆：我在整风中也没有鸣放什么，到整风反右快成尾声了，系主任却找到我说：“根据你在座谈中和平时的言论，你被划为右派。”真是晴天霹雳。我一看材料，可气又可笑，现记得几点：①说我们系主任文化水平太低（小学文化）只能管生活，不能管业务——这是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相呼应；②人民日报应增版，其它报纸则应独家采访新鲜消息——这是攻击党报，鼓吹新闻自由；③武汉长江大桥全靠苏联专家设计，难道我们自己的许多桥梁专家都不行吗？——这是反对苏联，破坏中苏关系。系主任就此强迫我签字，不签便按极右处理。

原机务学校教员张宝裕：1957年我们一行30人正在八航学习，整风反右开始后要他们回原单位机务学校参加整风反右。回去时，高潮已过没有抓住言论，于是整风领导小组出些题叫我们回答。例如：肃反运动中检查个人信件对不对？农业合作化好不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定息20年你认为如何？教授治校对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不对？等等。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诱供”，便把自己的认识讲了，同时也做了内心检查向党交了心。于是领导指控我们几位——同意社会上右派的言论，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

在反右中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汪业祥所在十六厂，因为抓的右派数量不足，于是又把手伸到小资阶级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中，提出了向党交心，号召每人写一份书面材料，以表示“对党忠诚，接受党的考验”。还有一些人无辜者成为单位领导在反右运动中避难呈祥的替罪羊和升官晋级的垫脚石。第八航空学校一个师级单位竟然抓了30名右派，该校飞机系更是列全校之首。原来这位系领导在整风运动之初也有许多言论，后来见风使舵将功补过，将系内多名教员打成右派，自己才免于一劫。还有一位校领导主持反右，在八航抓右派之多，成为各航校的冠军。八航校教员何燕、苏守义、吴临书和赵竹侨都是为凑名额后补上的。

赵竹侨参军前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他对政治没有兴趣，埋头科技业务。在反右之前，他已借调到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根本没参加八航校的反右运动，而其系领导为保自己硬是把他从北京调回沈阳，然后东拼西凑，捕风捉影给赵强加罪名打成右派。

他们鸣放的话，不管在今日，还是在当时，都是正确的，都是与人为善切中时弊的。然而太不幸了，部队三长（保卫部长、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之后，决定对右派严处：

经军事法院判决，开除军籍、剥夺军衔；

经党委决定：开除党籍、团籍；

经行政决定：按中央六条标准分别处理。一类劳动教养的送到另外农场。到前所农场的这154人中有几位是一撸到底的，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监督劳动，如卢菊生、王玉林等。也有少数没降级的，如何长举，宋之平等。其余多为降二级到五级不等，都是送地方“劳动锻炼”。

中国空军与共和国同时建立，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而各航校正是飞行员的摇篮，为各战斗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飞行员。年轻的飞行员在航校刻苦训练，扎实地掌握飞行技艺，到部队后又苦练战术，随时准备为保卫领空出征腾跃蓝天。然而就在1957年蓝天出现乌云，使空军的建设遭受巨大损失。毛泽东自毁长城的行为，真是愚蠢至极。

原三航校飞行员王玉林说：

“我十六岁参军，十八岁入党，又被选为飞行员，进入三航校……飞行训练是十分艰苦的，以理论指导飞行操作，还要把每个细节都琢磨透。特技飞行更难，精力要高度集中，眼、手、脑要同时开动，严把精度要求，如横滚、螺旋、筋斗，进入时对准什么方向，改出时必须还是那个方向。

“飞行生活是艰苦的，严冬酷暑，当人们沉浸在甜梦之中时，我们却早已飞翔在万里晴空，迎接初升的太阳。飞行生活又是令人神往的，它让我们更多地领略了祖国的山河之美。我经常唱着：‘我们飞在彩云的上空，像白鸽一样飞翔，要飞过金黄的大地，沿着海边去巡航……’由于刻苦训练，我每个项目都第一个放单飞。正当我满怀信心要为国家建功立业时，却因和战友一起反应了真实情况，说了真心话，而被打成右派。”

在三航校有一对技术精湛、比翼齐飞的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杨润桐和邓衍杰。他俩常常翱翔蓝天、追逐格斗，做出各种准确又优美的动作，互相切磋琢磨，然后把技巧传授给学员。在解放后几年的飞行教学生活中，他们为国家带出了多批飞行员，充实了部队。但不幸的是他俩也成了右派，来到农场。培养一名飞行员要花费黄金三、四百斤，而成为高级教练机的教员又要多少黄金呢？

他们两人是怎样成为右派的呢？听起来叫人气愤又觉得好笑。杨润桐，江苏盐城人，农民出身，只读过小学，1946年即参加新四军当骑兵通讯员，后选入空军学飞行，毕业后留校当教员。1957年整风时他在政工干部的诱引下写了几张大字报，发表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些看法，于是陷入了“引蛇出洞”的“阳谋”圈套。成为右派后遣到农场劳动。邓衍杰，湖北武汉人，抗美援朝运动中从中学参军，入航校学飞行，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成为右派与杨不同，整风中几乎什么话也没讲，只是在某个晚上进入宿舍拉亮电灯时说了一句：“给你们带来了光明”。这句话被无中生有的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另外就是因邓的父亲是一位民主人士，任武汉市政协委员并担任某区副区长，已成为右派。右派的儿子也就该是右派了。再就是他们所在的大队当时打了两名右派，一是杨润桐，二是邵长源，但是邵长源因是一等功臣、二级模范，又是空军党代表，打他右派须经上级批，航校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批准，因此所缺名额只能由邓衍杰替补了。

邓衍杰在农场摘帽子之后便留在农场工作，保留了干部身份，这时他与沈阳农学院下放的知青王桂兰相恋、结婚，后生一子。在十年浩劫中备受折磨，他们那刚上二年级的儿子就受批斗，是黑五类、小狗崽子，一家人一直在苦难中挣扎活命。所以邓在文革后期谢绝了刚刚恢复工作的农场书记王志敏的挽留和今后重用的许诺，设法调回湖北，在一所农学院工作至1979年平反。到了九十年代，邓衍杰回三航校参加校庆活动，此间了解到：邓被打成右派后，他的高级教练机岗位便空缺，只好由一位中级教练机的教员替补，但他对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学没经验，对高速飞行不适应，对地区气象特点掌握不准，造成学员弃机跳伞，损失惨重。“要是我还在航校多好啊！” 邓衍杰多年抑郁成疾，于2000年12月去世，终年69岁。

杨润桐则于1966年从农场调回盐城，在建筑联社机修车间当工人，文革期间横遭迫害，日子难熬。1979年“改正”后担任机修厂党委书记、厂长，虽有很大成绩却时常怀恋自己被毁灭的飞行事业，忧郁成疾。他的妻子是一名纺织女工，受到牵连，被下放农村，一去就是十四年，杨润桐只好住在单身宿舍，每逢周六便到乡下去看望妻子。他每次回乡下都要从一座机场旁边经过，有一次刚到机场边，便遇到两位身着便装的人从机场走出，那前头一位一见到杨润桐便打招呼：“啊！杨教员，你怎么到这儿来啦？”那后面一位便急忙上前介绍：“这是我们师长。”杨定睛一看，这人就是当年三航校自己教出的学生，心中顿时不是滋味，于是谢绝了学生的热请匆匆离去。后来老杨还是在这条路上遇到一位当年同住在一个宿舍的飞行教员，这位昔日同僚对他说：“你和邓衍杰都受了冤屈，吃尽了苦头，可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原来在1962年，我电台侦听到台湾电台呼叫：“杨润桐，你干的好，你为我们发展了力量，要给你奖励！”据此航校内部开展审查，因为杨润桐早已离开空军航校，故当年与杨有关的人便被隔离，“因为你曾是我的中队长，所以我的嫌疑最大，我被停飞隔离审查达五年之久，才不了了之。现在我被调到这里来当了一名副团长，可当年我们的学生早已是师长了。”

杨润桐抑郁成疾，于1999年去世，终年68岁。

“寒风萧萧，冷雨沥沥，荒草萋萋，山路岌岌。镐击坎坎，担压唏唏，饥肠辘辘，日不坠西。三日无匹，大人嫌迟，秦兵耐苦，驱之犬鸡。壮哉赤子之心！1957，‘美哉’劳动锻炼，辽西大地。留我青山，烹我野藜，表我心志，奏我琴笛，夜长漫漫，何来晨曦？”

这是范耀辰在22年“劳动改造”中所写的一首哀怨凄楚长歌当哭的四言诗。

22年，漫长的22年！春秋迭代，沧海桑田，月亮绕地球走了多少圈？大河潮起潮落多少次？是呱呱坠地的孩子巳完成大学学业，是黄毛村姑早已是孩子妈妈，而他们以阶下囚徒之身，终日终年在农场劳动“改造”，冻馁饥饿，批判斗争，被打被捆，受尽凌辱。从1958年到1961年5月，有五位难友倒下去被埋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野鬼孤魂谁来凭吊？在“十年文革”中，又有几位战友被活活折磨而死。“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熬过了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迎来了一个清明的世道。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领导人，像胡耀邦、李维汉等都极力主张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中央11号文件下达后，当年的右派们都有所失望，因为那个文件仅仅是全部“摘掉右派帽子”——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到了这年10月，中央又下达了55号文件，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大家看到了希望，有的还流出了眼泪。这154名老军人不论死去的活着的全得到“改正”。可欢喜之余对镜一望，只见白发斑斑，皱纹满面，一副贫穷潦倒的乞丐像。此时此刻谁不记起当年风华正茂，放开喉咙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走进军校步入军营；谁又能忘记高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可谁曾想到，仅因说了几句实话，却被奴役、凌辱一生一世，这公平吗？

共和国，你是我们的祖国吗？中国共产党，你是人民的政党吗？中国人民解放军，你是人民的军队吗？我们154名军人到底是不是人民、军人？请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写到这里不由人想起辛弃疾的《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鞘，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寻找林昭》解说词全文

胡杰

五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女学生，在上海提蓝桥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量勇烈的充满人道激情的血书，最后被监狱秘密枪决的故事。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林昭。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停止了思想，并生活在谎言与恐怖之中，是这个女孩开始进行了独立思考，在狱中，当她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情况下。她用发卡当笔，刺破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在衬衣上书写血的文章与诗歌。

寻找林昭

1999年上海

倪竞雄，林昭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同学

倪竞雄：我们去访问监狱的医生。他说：她是从病床上拖出去的，他看着她从病床上拉出去执行枪决的。

问：她是从哪一个病床上被拖走的？

倪：监狱的卫生室。也不叫医院吧，就是病号住的地方，她好象还住肺病、肺结核的病房。

问：住着院就拖走。

倪：就在病床上拖出去枪毙的，他说好象是上午，至于拖到什么地方去枪毙，他说不清楚。

问：那是什么监狱的病床？

倪：提篮桥，提篮桥监狱。这个医生是提篮桥监狱医生。他因为我们作为私人亲友访问，也没带什么介绍信，所以他也有很多顾虑。

（公共汽车报站音：提蓝桥到了，请从后门下车，开门请当心。）

上海提蓝桥监狱

（档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者：林昭　　案由：反革命

1965年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

解说：在我见到的这份监狱为林昭加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关押期间（林昭）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为反动、极为恶毒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光每一个人作为人的全部一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她把自己说成是：‘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年青反抗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项政治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极其恶毒的污蔑。”

解说：林昭在她称为的红色牢狱中度过了八年。在她的文稿中这样写着“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

1999年北京

许觉民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　林昭的堂舅

许觉民：档案不能发，这是死规定，这是高等法院有批示的，不能发还本人，因为这里头主要一方面是日记，一方面是控诉，一方面还有不少诗。有不少骂毛（的文章）骂的很厉害，他们叫“恶攻”，恶毒攻击十分厉害，所以不能发。

解说：林昭在狱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她针对毛泽东的诗，在狱中的《血诗题衣中》写到：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　七律　《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解说：林昭1932年12月生于苏州，中学就读于苏州景海教会学校，并积极热忱的参加共产党的组织。

解说：林昭的档案中是这样记录的：被告林昭33岁，苏州市人，出身伪官吏。本人学生，原北京大学学生，1958年沦为右派份子留校查看，1959年借口养病返沪不归，捕前住本市名南路159弄11号。判20年。

解说：在另一张林昭家庭及历史情况中说：母系苏州市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在这里补充一点林昭父亲的资料：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在英国留学，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9月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

苏州：街巷墙上写着“拆”字

解说：林昭童年时的家已被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拆掉了。

问：你们在教会学校的课程是怎样安排的？

陆震华　林昭的中学同班同学

陆震华：课程全部跟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发的教学大纲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对英语课程稍微多一点，还有一个东西学生每个礼拜天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这是硬性规定。就是你不信教的人也得要跟着学校里安排上礼拜堂。

问：那当时你啊，林昭都要去。

陆：也都要去。这个免不了的，没办法的。

问：你觉得这样一个礼拜的形式最后对林昭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陆：这个我没有想过，但是我想我是受过影响的，因为我的家庭本身就是基督徒。

解说：在这一个时期，作为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成员，林昭以她少年时就显露出的文学天赋撰文抨击国民党腐败政治，热情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话剧义演，成为苏州城防司令部黑名单上的人。1949年6月，她不听母亲让她去美国留学的劝告，与家庭决裂，考入中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1949年

（老纪录片资料：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说：1950年8月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持地方工作。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深入到苏南农村。

（倪竞雄和林昭的合影）

问：土改工作就是让你们去把地主的地分给老百姓，整个过程叫土改是吗？

倪：最要紧的是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各级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在有3亿1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土改运动轰轰烈烈。

（歌声：人民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嘿咳……）

（土地房产所有证）

解说：林昭在给倪竞雄的信中写到：”土改，谁都知道是我们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

倪：枪毙一个地主可以发动一大片一大片的群众，原来不敢说出来的一些话都说出来了。控诉，彻底的灭了地主的威风，然后是四大财产，土地、耕牛、余粮、房舍。四大财产分给农民。

（林昭的信）“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求，就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受到激动。”

问：当时她对毛泽东是非常的……

倪竞雄：啊！非常虔诚，虔诚到极点，称毛为父亲。

（李锐　1958年毛的秘书，兼水力部副部长）

李锐：“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怎么来的，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那时候刚开始搞口号，五一节、十一节都要公布口号，有这个传统，五一节口号里面“毛主席万岁”最后一句话是他自己加的，朱老总的秘书揭发的。

照片（李锐、周恩来总理）

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发展了列宁、斯大林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使得知识份子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解说：林昭在给朋友倪竞雄的信中写道：“对家庭看法问题，我只单纯的看父母近日来信，一改过去落后的论调，甚为进步。因此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份子。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阶级意识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

倪：她写给我的信有时候不写林昭就画一个小猫。

陆震华：到土改队以后，她本来想争取入党，结果相反把她批判了，因为她反对土改队队长领导的歪风邪气，她反对。她就看不惯你们苏北的干部到了苏南来就把过去的老婆丢掉了，作陈世美。这个问题她提出来以后就遭到打击报复，土改团的组织部长点名批判林昭。

倪：“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比过去坚强了，最具体的表现便是不再爱哭了，告诉你，我1951年以来只哭了三次。”

（李茂章　原土改工作队政治工作指导员）

李茂章：她这个人讲话不饶人，不饶人。但不讲违心话，也不做违心事，她讲话的话力很锋利，但她讲理。

解说：这是林昭参加土改时所工作过的太仓八里乡。

农民：你们原先的房子在那里？

李茂章：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大房。

解说：原来土改工作队住在这的教堂里，现在教堂被夷为平地。

李茂章：这房子什么时候拆的？

农民：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的时候拆的。

李茂章：当时那里面教徒满满的，我们就打枪，乒乒乓乓打枪，那个牧师就出来说话了，他说：你们违反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上：人民群众有信教自由，你们破坏我们信教自由。

倪：后来林昭是怎么说的啊？

李茂章：林昭听牧师说我们违反共同纲领，林昭就站出来说：是的，共同纲领上是有信教自由，但是中央有通知，在土改期间宗教活动一般要停止，这样一来牧师就走了。

倪：那，这个就是她……

解说：1952年参加完土改工作的林昭以干部的身份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在这里她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大量报导，1954年林昭以江苏最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在红楼杂志社任诗歌编辑。

林昭绘画作品（1955）Lin Zhao's paintings

（《红楼》北大校刊）

（北京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张玲　林昭的同学　作家）

张玲：她的样子，笑着，这两根小辫子，南方式的小辫子，当时南方人的辫子都是这么挂出来的，到这。当时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这里是工裤，我们叫工人裤，这有兜兜的那种，而且裁剪的非常好，那种上海的裁工，那种做工。

问：张老师当时是你们四个人在这里拍的照片吗？

张玲：是。

林昭和张玲等同学（照片）

张玲：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的她走起路来轻柔的那样，就象形容林黛玉的那几首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风，泪光点点娇喘嘘嘘。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沈泽宜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系教授、诗人，原北大《广场》副主编。）

沈泽宜：天上飘着些微风，地下飘着些微雨……啊…… 微风吹拂我的头发啊，叫我如何不想她。

解说：这是50年代沈泽宜在未名湖畔追求林昭时唱过的一首歌。

解说：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形势骤变，在苏联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波兰、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领导的民主运动，而秘密报告也在中国的知识界悄悄流传，这使得毛泽东对知识份子开始警觉。

（陈奉孝原北大数学系学生　退休教师，原北大《广场》编辑部负责人）

陈奉孝：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就揭露了斯大林的残暴，北大当时有外文报纸叫Worker's Daily ，就是英国工人日报，就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当时我外语不错，看了。我和北大数学系的助教任大熊，任大熊后来死在劳改队了、还有陶懋颀，当时我们三个看了，还翻译了这个报告。

解说：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国内设定了引蛇出洞的方案。

（原新闻片图象和配音：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回应，向个别党员和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日报——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学生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演讲，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以以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李锐：他只对他自己主观与客观负责，他认识的主观他认识的客观，我个人只对这个负责，别的我都不管。毛是这样一个人。

解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是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总之，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而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37页）

解说：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张元勋、沈泽宜在五月十九日贴出了用诗写的《是时候了》大字报，揭开了北大

5？19民主运动的序幕。

沈泽宜：

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地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木从不害怕太阳的照耀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

（张元勋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广场》编辑部主编

,　林昭北京大学的同学）

张元勋：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在俺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都一致共产党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说出这样的声音来了，太引人注意了，于是围着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天清晨，我们再到这地方看时，在《是时候了》大字报周围贴了许多大字报，我们一看有两类，一类是很好，赞美，真是时候了;一类是：是什么时候，是你们反革命的时候了吗？于是这两类就开始争论。争论的大潮就展开了。

（王谨希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王谨希：张元勋、沈泽宜贴出全校的大字报《是时候了》，林昭和他们是一起的。我们当时是没有参加他们，而且从思想上坦白的讲也是不赞成的，对党提意见、整风可以，不要这样情绪化。

张元勋：下午北大校园的大字报一下满了。数不清多少，所有的墙壁全是红纸，这北大的学生真厉害。于是又引发了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的其它大字报。

陈奉孝：哲学系的龙英华帖了一张大字报《我们的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开辟自由论坛。当时我看了以后，马上我就回到数学系，邀请了张景中、杨路，还有钱汝平，我们四个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自由论坛宣言》。我们提出了几点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民主办校。当时的话一下就炸了。

解说：在这一时期，林昭发表了“组织性与良心”的演讲，并写了诗的大字报进行论战。

王谨希：所以她（林昭）是一个校里面有了名的人物。我们班还有个王国乡也是这个情况，他是写了一篇《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那是人民日报点了名的，那个同学很有思想。

（王国乡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经济学家）

王国乡：我写了一篇文章《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我认为解放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个人崇拜上，由于个人崇拜，言论、思想、都不能有自由。

张元勋：象谭天荣写的《第一只毒草》《第二只毒草》《第三只毒草》《第四只毒草》《第五只毒草》《第六只毒草》，其实就是以毒草命名的大字报。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但也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乘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进攻，6月 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标语：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解说：在北大反右的后期，林昭已经知道了反右的内幕，然而在批判张元勋的大会上，她却跳上桌子。

张元勋：围着我的都是中文系的党员，轮番讨伐我，声嘶力竭，语无论次。

陈奉孝：林昭原来和张元勋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虽然是《红楼》的，一开始她还批评过张元勋好象不应该什么，但是到后来在批判右派时候，变成人身攻击……

张元勋：后来林昭就跳到桌子上讲话了，大家一听是个女孩子，站在桌子上。因为是夜间，在这个夜色朦胧中看不清林昭的脸。声音，林昭讲话的声音非常好听，林昭讲话是女中音，不是尖锐的，非常好听，再加上苏州话的普通话非常好听，用南方话讲就是很嗲。原来讨伐我的恶浪立即静止了，林昭上去讲话，她说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是不需要斗争，斗争谁？斗争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的党员。触犯他们的喉管子了，你看她胆大包天。

张元勋：她话音还没讲完，后面就有一个外系的学生不知谁说：“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就这种无聊的东西。结果林昭站起来反问：“你是谁？”黑夜里看不清。“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吗？还是便衣密探？我告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昭还没杀人，我告诉你，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你看看张口就是非常精彩的话，她把她的名字破掉了，刀口上之日。她说：“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标语：首都人民读了毛主席的报告，反右派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

张玲：我当时只刚20出头，刚过完20岁的生日不久，对我最大的批评就是什么，你一个七八年的共青团员，你为什么七八天之内就倒向右派份子这方面。我当时非常非常惭愧，当时开除我团籍的时候，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眼泪，而且我哀求，希望党你们不要抛弃我。

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

（反右派斗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斗争）（人民日报）

沈泽宜：当时我是相当苦闷的，斗争非常激烈。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绝于人民

张玲：在路上不敢打招呼，我跟右派同学要划清界线，我交过林昭的一张字条，就是交给组织上了，为什么呢？

问：那个字条上写的什么？

张玲：上头写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觉得这个条子本身这种情绪是不好的，而当时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日记，我从十二岁开始记日记，就是那么一大摞，都交给组织了。

标语：粉碎广场小集团

沈泽宜：而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检察组说要反右派了，那么也不必再坚持下去了，革命还有个涨潮落潮呢？不能光只是一个头去撞。

（《我向人民请罪》 ——沈泽宜）

王谨希：我们那时也是无能为力对她（林昭），其它的右派都是后来补上去的。对林昭划右派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好象班里没有开过她的批斗会似的。她已经就是这个状况了。

解说：5·19运动之后，仅有八千多人的北大，就有八百多人被打成右派。

（陈爱文　林昭北大的同班同学　旅居法国　原北大《广场》编委之一）

陈爱文：在当时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陈奉孝有没有检讨我不知道，但谭天荣检讨了我知道。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就是林昭坚决不检讨，还敢在会上顶的就是林昭一个人。人家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就是赤裸裸的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表示反对。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反正只要检讨，只要自己快点过关那么就算了。

解说：在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占全国知识份子的十分之一还多。

解说：1957年五，六期《红楼》合订本这样写道：从反右斗争开始，编辑部陆续作了组织清理工作，开除了全校著名的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林昭，王金屏。

解说：在狱中，林昭在给《人民日报》的公开信中这样写到：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是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剎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陆佛为　原中文系党支部书记　林昭新专与北大两界的同学　新华社资深记者）

陆佛为：林昭的认识能力，她看到的东西，坦率地说，反右期间，划右派跟我交谈，我都没敢吭声。她给我谈地很多，这话我都没给别人谈过。谈了很多，但凭心而论，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是常识，实际是常识，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实际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了不起。

沈泽宜：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的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最后此生的诀别。

问：和以前认识的林昭有什么变化？

沈泽宜：我觉得比以前的林昭更加圣洁了，更加圣洁，脸色苍白，严肃。一种圣洁的光辉。那是因为经受了这次所谓阳谋，所谓引蛇出洞那内心的创伤。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她抱着理想来参加这个组织，她为了组织可以牺牲自己。这是她的组织观。但她又有良心，她的良心有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反对奴役，她只要看到奴役现象她就要反对，包括对她自己的奴役她也反抗，这就构成了良心和组织性的矛盾。到5·19后她有个根本的变化，对这个政权的基本立场变了。她以前承认它拥护它，在这个前提下我提出我的批评，后来她发现她面对的不是一个个人问题，面对的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么她思想就有了质的飞跃。她就是反抗极权，这一步她是反右迈出来的关键的一步。那么这一步就不是很多人迈的过来的。所以她后来就不一样了。

（林昭狱中手稿——原件是血书，后经林昭用钢笔誊抄）

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谭天荣　青岛大学物理系教授　北大百花学社创始人之一）

谭天荣：北大1958年的时候，用肥皂沫的脸盆打蚊子，消灭四害的时候。她打了一天的蚊子对我说：“我一整天心里都感到好笑，笑这疯了的党。”那个时候我只感到痛苦，从来没有象她这么去想这个党疯了。

解说：这个22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烂熟于胸的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被打成右派后，在北大右派劳动的苗圃和林昭相识相爱。

谭天荣：对，我跟她相处，我们思维的类型不大一样。

谭天荣：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反过来是中国的进程决定了毛泽东的思想情况。而且我自己嘲笑自己，我是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我是说，这是马克思原来的观点，现在的观点在我看来都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决定上层建筑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

解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42页）

解说：这是一张林昭在北京大学和物理系同学李雪琴的合影照片，照片的背后有一首诗，因怕惹祸，这首诗在那个年代，被照片保存者涂抹掉了。我只能依稀看出1957年10月23日

致雪琴　林昭。

（李雪琴　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

李雪琴：她啊，特别地热情，特别地关心人。那个时候我是湖南来的，穿的也比较丑，人也比较乡气，她把好看的衣服送给我，那个时候她知道我爱上了王国乡。他到茶淀（右派劳改农场），早断了联系了。她给我把地址找到了，通上信了。她这个人非常机灵并且善解人意，但感情太丰富了，她要爱的就太爱，要恨的就太恨了，特别的极端，特别的走极端。我当时就预感到活不长，充满了火药味，不枪毙就病死。她不要命啊，夜里气的睡不着觉，起来写诗哭啊，她们班人都知道她，夜里跑未名湖去哭啊，她早对共产党就有情绪，那诗都是喷出来的血，我们写不出来，没有感情都写不出来。

问：主要你们都是搞理科的。

李雪琴：不，我跟共产党有不同的关系，有点不同，有点不一样，我是农村生长的，我就死咬定毛泽东是代表农民的利益，她就没有这个思想，她一直是上海的贵族生活，她衣服都送到洗染店去洗，平常礼尚往来，你看她有纪念册，还有诗人给她提词，完全是俄罗斯贵妇人，我们见都没见过，她什么书都看过，她真是代表了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这场无产阶级革命她不接受，她不接受，她恨到那个地步。而中国当时，中国当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那种尝试是成不了功的。她作为代表资产阶级绝对民主、自由来反抗，遭到灭顶之灾。很明显就看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多残酷啊，经过几十年失败不搞了，所以说她要唱国际歌，讲马克思主义什么的，不是的，她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的资产阶级，但先进资产阶级成功不了啊，掌握不了权啊，你看秋瑾不就也是死了吗。孙中山他们，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为了今天这样的日子，死了多少人，她就是一个。我们那时比较无知，徘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太清楚，所以就活下来了。是这么回事，知道吧，不象她那么纯粹。

八哥鸟叫：小姐好，小姐好。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甘粹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资料室主任）

林昭音乐作品《呼唤》（1958年作于北京）：

在暴风雨的夜里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那，飞出去寻找你……

林昭歌曲稿（甘粹提供）

解说：在反右运动的后期，林昭写下了这首歌曲，这也许是中国现代史那场最重要的反右运动中留下的唯一一首不同声音的歌曲。

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解说：打成右派的林昭没有被送往农村而是被系主任罗列先生照顾安排在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室劳动改造，在这个资料室中还有另外一个为凑名额而打成的右派叫甘粹。

甘粹：平常也是一块进一块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样进进出出，人的眼睛就有反映了，组织上就找我谈话，说你们俩两个右派不能谈恋爱，所谓恋爱啊不是我们俩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建立恋爱关系，而是组织上给我们按下来的，按下来本来还没有这个关系的，这一说反正弄假成真了，越不准我们谈恋爱，她的性格，我的性格俺们越谈给你看，俺们有意识的手拉着手，那个时候挎着，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男的女的挎着在人民大学校园里走着给他们看。

（林昭和甘粹的合影照片）

解说：在这里林昭完成了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士受难日两首长诗的创作，并且每个星期天都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给没有一点基督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的故事。

原新闻片资料：

1958年

1　大跃进

2　大炼钢铁

3　大锅饭

4　人民日报（1）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2）新疆小麦空前大丰收、宁夏地区估计可比去年增产八成

5　人民公社万岁

甘粹：那时候结婚要通过组织批准，批准了你，你拿着介绍信才能去婚姻登记。结果我去办的时候，得到一句什么话呢？党总支书记说：你们两个右派还结什么婚啊！因为我们谈恋爱他管了，我们没理他，反对的更强烈，所以这样肯定咱们不可能结婚。没办法，他不批嘛。

解说：结婚被校方拒绝后不久，甘粹被发配到了新疆农二师劳改营，在那里他度过了地狱般的22年。

上海

解说：林昭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母亲身边医病，在这一期间她结识了因读了“海鸥之歌”而从天水农村慕名而来的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在这份林昭罪行材料上说：“张回兰州前，林赠予一本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自己写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日。’后张、顾参考此书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的反动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上。”

（顾雁　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　《星火》刊物主要负责人）

问：当时你们刻那些小册子的时候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

顾雁：那当然，这是一清二楚的事情。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他（某教师）是正规的投稿到《红旗》杂志社，这是完全合法的事情，尚且要判你十年徒刑，我们这个当然……

原新闻片资料与解说词：（1959年）10月1日

是新中国十周年生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和七十万人的游行大会，庆祝国庆十周年。1960年6 月1日至11日又召开了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一大批事迹突出，影响较大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受到表彰。

人民日报：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3　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

（刘发清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广州青年干部学院教授）

刘发清：60年春天，我们那里的农村到处都传来死人的消息。我当时所谓在一中劳动也是所谓干部。开始一个人二十六斤指标，后来减成二十四斤，后来二十二斤，再后来减到二十斤。一个月二十斤粮食的指标，当时确实是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如果有点有的话就有点盐巴。什么都没有。

刘发清：一天吃两顿，一顿就是半个手掌大的玉米面馒头，唉呀，饿的我肚子实在是不行了，后来唉，腿怎么肿起来了，我知道这也是饥饿性的浮肿，无药可医。

刘发清1956年在北大（照片）

刘发清1960年在甘肃礼县（照片）

刘发清：我所在的中学是在一个很小的县，一个县才四千人，附近就是农村所包围，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刘发清：死了就可怜啦，我们家是农民啊，我八岁就死了我的父亲，我一个寡母就剩我一个独子。我死了我的老母亲怎么办啊。我真的是，别的都没有什么，最怀念是我的老母亲。

刘发清：正在我的日子难过的时候，林昭从上海给我寄一封信来，那是60年的春天，寄了封信来我拆开，写了两张纸，后面有一个小包，另外有个小纸包包掉到地下，唉，我看见这个纸包包拣起来一看，一拆开——一张粮票，二张粮票，三张粮票，四张粮票七张粮票，每张都是五斤五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啊！我见到粮票，当时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太感动我了。后来我才看信，信说，大意是这样：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的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所以当时我接到林昭（信）我确实哭了。后来我给她回信了，当然很感谢她。信后也每次都写上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后来她又给我回信了，大意是这样，她用文言文写的：我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要靠岸吾亦可登。这个两句我记得特别清。

解说；在这本《中国左祸》的书中记载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

刘发清：好，这三十五斤粮票作用可大了，每天就加半斤，多一两都不能加，每天拿半斤粮就在学校买半斤做好的玉米面馒头。三十五斤加过去，已经加了七十天，那时候差不多已经夏天，多少有点菜了，有点罗卜，有点什么东西了，我们生活可以说有一点点改善。我的灾难就渡过去了。

刘发清：再通一两封信以后，我再寄，她再也没有回信，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也不断给她写信，她也再也没有回信，当然我心里也知道，可能她出事了，但出什么事我没有把握。

解说：1960年10月，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与当地群众30多人遭到捕杀。同时顾雁在上海被捕，判刑17年，关押20年。林昭在苏州被捕。林昭的父亲知道女儿被捕后自杀，张春元逃脱，几年后被捕，并枪决。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张春元一张照片。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张春元是什么样子？

（谭蝉雪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春元的未婚妻，因参与《星火》判刑十四年）

谭：他很敏锐看一些问题。看问题很有些独到的见解。他的个子个子稍微比我高一点点，个子不高。人吗，他的特点眼睛特别炯炯有神，好象是眉心当中有一颗痣。

（60年代天水地区典型的会场主席台）

问：在审判会上，张春元当时有没有喊口号？

目击者王女士：没有，绝对没有，绑的是一个佝偻象，根本没劲，也没精力挣扎，他就是那样，连他的面目都看不清，站不起来嘛，老师说那个女的还能站，那个女的还能站直，那个男了被弄的还不如一个牲口，叫人弄的。

（白振杰　原天水看守所所长）

白振杰：他串连的犯人准备逃跑，以逃跑犯的罪名把他枪毙了。

问：是在（天水）三监狱的时候吗？

白振杰：是三监狱。

解说：籍河是贯穿古城天水市的一条河流，它的下游便是渭河，1964年春张春元就是在这里被枪决。

王

女士：带上河堤走了有五十米左右就处决了。就滚下河堤的河滩上头。是这样子的。再就没人管。

解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给我们提供了招致这些人被捕、被监禁、被枪决的那份《星火》刊物的目录。

谭蝉雪：现实教育了我们，现实也把我们推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东西也不是凭空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对吧。如果说开始反右是很简单的，老百姓有这么一个反映，大家聊一聊，结果一下我们就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倒还问题不大，到了农村以后，我们实际接触、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农村的情况。说实在的，我们说现实把我们真正推到了右派。我们觉得我们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农村里面干部的那种浮夸，唉！真是！不是有经常参观亩产多少多少，放什么卫星对吧。拍的照片也是真的很，看起庄稼茂盛的很，我们就看到庄稼怎么来的，连夜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把那些包谷全部移植到一块地里面，啊哟！第二天来到以后真是茂盛的很，参观完了以后就呜乎哀哉。

胡：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星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刊物？多厚？

谭：就是，就是八开吧。八开这么大。

胡：就是这么一张纸？

谭：不是一张，就这么大的八开印的，第一页嘛是有个刊头，然后下面呢，都是一张一张的，就象报纸。没有装订。

问：当你们都预料到有这样一个结果

顾雁：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总有第一个人，鲁迅讲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

林昭在狱中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解说：1962年3月，因林昭在狱中病情严重，林昭的母亲属统战对象，又因为《星火》的主要负责人张春元还没抓到，公安局采取了一种诱捕张春元的手段，同意林昭保外就医。

许觉民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林昭的堂舅）

许觉民：要她保外就医，她不出来。（她妈妈）拉她出来，她就拉住监狱里面的椅子不肯走。她说：多此一举。她看透了：你以为把我保出来吗？还要把我抓进去的，何必多此一举。（她不肯走）：我要坐穿牢底斗争到底，她不走。就是这样一种血性的勇气。后来，她妈妈许宪民就派了一个力气大的人把她硬抱出来拉回家的。

解说：保释出狱的林昭回到了老家苏州，在这里她结识了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的右派黄政。

（黄政　原志愿军排长　现退休干部。）

黄政：那时我跟林昭讲：苏州是天府之国，鱼米之乡，邻里的老妈妈，老头浮肿啊，吃豆腐渣，酱油汤，这个地方从来是养人的生人的天堂的地方。

问：他们都是饿的？

黄政：他们都是饿的！没有东西吃啊。1961年冬天，在农场我们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那些四、五十岁的小学教师，小学校长知识份子是抗不过来的，倒下就倒下了。

解说：黄政1950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1955年因家庭成份不好而离开军队，1957年打成右派，在江苏滨海农场劳改。1960年在农场专门负责埋葬病、饿而死的劳改人员。

黄政：昨天晚上死的，啊，今天有五个。五个我们就要去十人，十个右派。把他们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来根草绳两边扎一扎，外边再用麻绳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套在脚上，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毛竹，这么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几里路到西支河边，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们埋掉。埋掉了有一个土包包。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等你走掉以后，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来，翻出来他要什么呢？要衣服，要被子，苏北的老百姓穷的连被子也没有。那时我们也知道，不是天灾，完全是政策上的失误。

原资料片图象与解说：1962年9月24日

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根源。

（会议公报）

陈爱文：秋天，林昭来找我，我知道她保外就医。开头我问她：你干嘛去搞这些东西，我知道她搞个地下刊物被抓起来。我责怪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的原话我记得住。她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生活必须要改变。我呢说：不对！我那时候很相信毛主席的噢，也相信共产党。我说：共产党肯定要在全世界胜利。我说的还不是抽象的说共产主义的，就具体的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要在全世界胜利的，人类要生活在共产主义这个时代里面的。当然这几年是犯了错误的，三年。我跟她这样讲。这样讲吗，林昭觉得跟你没啥讲头。跟你没什么话好讲，变成没有共同语言了。

解说：有一次，她去看望了新闻专科学校时期的班主任胡子衡先生。

（胡子衡　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经理）

胡子衡：她指着我的鼻子，意思是说我很听你的话。你教会我很多道理，革命道理。但是你没教我怎么做人，你这点没教我。她那做人是打引号的。就是那些坏东西。

胡子衡：但我不和她辩论，我说别这样吵了，她拍桌子打板凳，我怕别人听见，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时候，我把门关起来，我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外面人还走来走去呢，我说：外面听见你，不要这么吵，吵干什么。你给我讲有什么用啊，她是倾盆大雨连骂带说。其中她讲了一个故事我记不得了，那故事纯粹是讽刺我，就是你们这些人愚昧无知到现在还不觉醒。

解说：（林昭手稿）在狱中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写到，“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标语：坦白从宽）

胡子衡：她那些话不是一句两句，然后给你扣一个右派帽子，她是有系统、有理论的。这正是我们要改革的，不是今天，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她讲的那些是没有错的，她看到的问题、当时那些现象，这些现象正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不可能的。

胡子衡：但是她那些话在当时都是犯忌的。如果我对她要同情或者一样谈的话，我就会戴反革命帽子。在当时的那政治条件下，她那一句话我要同情或站在一起说话，我就可以评成反革命。

（上课）1949（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课堂）

（林昭1949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林昭文章1949年《我们相亲相爱就象兄弟姐妹》）

解说：林昭在狱中写道：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象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解说：林昭和黄政共同起草了一份中国改革方案，提出了八项主张，然而他们的活动早有人监视，林昭再次入狱后，黄政也随后被捕并判刑十五年。

解说：在我采访的过程中，陈伟斯先生是唯一看过林昭档案而又接受我们采访的人。

1981年他写了《林昭之死》的文章，刊登在《民主与法制》的杂志上。然而事后不久，林昭的档案资料被全部封存。

（陈伟斯　原《民主法制》记者，84岁）

问：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参考了哪些资料写出来的。

答：我到静安区公安分局去看了林昭的档案，当时（粉碎四人帮）虽然是民主的开端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还是小心翼翼，有很多重要的材料不敢写上去。

问：当时的档案你都看到了吗？

答：都看到了。都看到了以后我总感觉这篇文章就象钻空子一样钻出去，钻出去再讲，所以保留了不少东西（没写），到现在非常可惜。

林昭在狱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末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问：档案里有血书吗？

答：有血书，血写的。

问；写在什么上头的？

答；写在一张黄的纸上。所以说仔细看起来就不大好看。

问：认不出来了？

答：认得出来，看还是可看的。经过这么多年，颜色退了一点。

问：有没有写在其它地方的，比如说写在布上、衣服上的。

答：衣服上的没看到。

问：她档案中都有哪些方面的内容？

答：审讯的笔录什么都有。

问：听说那些笔录，林昭的回答是十分精彩的是吗？

答：对！我只看半天，你想不可能很细致地看。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民主的判断有信心也不放心，也感觉到这是一次很危险的采访。

林昭狱中手稿原件是血书，后经林昭用钢笔誊抄

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解说：目前在我们的面前摆放着的是林昭“给人民日报的一封信及其它的文章共十四万字，其中很多部分是经林昭誊抄的血书，这是一位警官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拿出来的。至今我们不知到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起诉书”跋语（血书）

（自由万岁）

解说：就我们目前所知，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在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和发夹，书写了20余万字文稿、诗歌的血书，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解说：林昭曾在狱中的墙壁上血书写到：“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的，在生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加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也不愿意疯呀！……

林昭狱中血书（后经林昭再次钢笔抄写）

晨练的老太太唱的歌词：那高鼻梁、双眼皮、那不薄不厚的红嘴唇。洗衣机，我要双缸的上下水啊，电冰箱最好是三开门，彩色的电视带遥控。

解说：（林昭在狱中的情况）监狱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许觉民：至于害死林昭的这批人现在还在，还盘踞高位，听说还盘踞高位，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我听说上海有还盘踞高位。

解说：我在采访中见到了一封林昭在狱中写给她妈妈信的残片，写作的时间不详，信中写到：“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卤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炸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

林昭一口气写下了五十六种要吃得食物，在信的结尾她写到：“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她随即题诗一首：“尘世几逢开口笑，山花须插满头归。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1964年4月12日

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悼念舅舅许金元的诗“家祭”：

四月十二日

——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　死者已矣　/　后人作家祭　/　但此一腔血泪　/　舅舅啊　/　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　我知道你　/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　　教我的是妈　/　而教妈的是您　/　假如您知道　/　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许金元　林昭的舅舅　中共一九二七年江苏省青年部长，“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

解说：1964年12月在狱中关押了近四年的林昭接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按林昭的原话说：“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 。林昭接过起诉书，对它进行了3739字的评注与批判。起诉书写到：林昭确定了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搜罗各地右派份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林昭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份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林昭狱中血书 ——血衣题跋

解说：1965年5月31日

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徒刑20年，林昭接到判决书后刺破手指，在判决书的背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浙江湖州

（朱郭　林昭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

朱郭：在沉寂的时候，你喊叫；

在疯狂的日子里，你清醒；

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为着亲爱的祖国；

你在阴霾中死去，必定在晴空下复活

林昭（1950年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解说：这是50年代林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时期的同学朱郭先生，今天他带着妻子临终时的遗言，来到千里之外看望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朱郭：（她病重）她让我一个人来看看你，结果呢，她三月二号去逝了（1999年3月2日

）。所以，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来看你，我现在是代表两个人来看你，我也了结了一个心愿，我是代表两个人向你问好啦，希望你继续讲下去。请你保重。

（张元勋　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北大《广场》编辑部主编）

张元勋：我这个人不大淌眼泪，因为什么呢？过去那生活使得我们非常的硬。

朱郭：对对，我也不淌。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案犯张元勋因反革命一案，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解说：张元勋是接受我们采访并同意我们拍摄的唯一一个在监狱见到林昭的人，这个1957年北大5·19运动的点火者，因组织刊物《广场》而被判除徒刑七年，1966年5月刑满释放的张元勋凛然忘死去上海提蓝桥监狱，以未婚夫的名义看望了林昭。

上海提蓝桥监狱

张元勋：进了个院子，就有人在等我们，这个人后来我知道是副监狱长姓段。他直接冲我说：张元勋你来了，经过研究了欢迎，希望通过你和林昭的关系，能够感化她使她幡然悔悟，好好改造。其实他说的话也是我想的。我也希望林昭能够策略一些，甚至世故一些，能够保存自己，不需要付出后来那么大代价牺牲自己。他说：当然了张元勋，你知道我们在监狱呆这么多年。（段说：）你知道接见是对你们的照顾，如果你敢于在接见中有任何行为，后果很严重。那好吧，你现在跟我去。段监狱长领着我们继续往院子里走，一直走到不能再往里进了，抬头一看一个铁门。里面就是监狱了。步声很乱，我以为是林昭来了，不是，进来是武警，十几个人，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局面。（武警）在前面的椅子坐好，然后又听见脚步响，林昭来了，终于进来了。后面两个武警带枪跟着。多严重，对她是看押的，可以说这是一级看押。（她）上面穿一件白色衬衣，（五月份）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都很破旧，头发很长。白头发，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白头发。头上顶了一块手帕，手帕上有一个血写的字“冤”。另外她手上抱了个旧布包。她一进门，站住了，她看见我，我也看见她了，她嫣然一笑，整个屋子都楞住。后来他那个队长说：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笑过。

解说：林昭在一次绝食苏醒后，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壁，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自由颂：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张：我买了各种各样的蛋糕，她很高兴。按常规我把提包拿出来了，我对干部说：你们检查。毫无疑问都检查。奶粉使钳子把盖，那是原装的盖撬开。用铁签子都插。蛋糕，每个蛋糕都使铁签子……。东西检查完了，干部说行了，就一下推给林昭。林昭拿了一块蛋糕说：你吃一块吧，我请你。我想我吃干嘛？送来太难了，我不吃。我说你太难吃到了，你吃吧你就等于请我了。她说你送我就是我的了，我请你。后来她拿起蛋糕吃了，咬一口，干。接着她就朝后面的挎枪的说：给我倒杯水！就那么不客气。那人手朝门外一招，外面马上就有一个人拿暖瓶进来，也穿警服，拿一个杯子搁到桌上。那女医生给她倒水，她一面喝水一面吃。就那么从容。屋里非常安静。

张：她说送给你一个礼物。

张：当时我就很难想象她能送给我什么？她有什么可送给我的，当时她进屋时带了一个破布包。她在布包里翻，翻出一个纸包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呢？一直到这东西拿出来，我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到跟前了，我才知道是一个帆船。意思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李白的诗。

张：我现在趁此机会给你讲：我万一死了，被他们杀了，母亲、妹妹、弟弟都是弱者，你多多地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以后哭了。

（血衣题跋）

解说：由于林昭在监狱坚决地抗争，也使她遭受到了惨毒的折磨。有一次，林昭被一个女狱警殴打后。林昭写到：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摩罗　民间思想家）

摩罗：当时上海枪毙的王申酉，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人。他的马克思理论水平非常高，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来批评当时的一些现实情况，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那个人已经很不错了，但林昭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是找到了西方传统更加深远的资源，找到了基督教资源。这个还不是从文化方面谈资源的问题，林昭一旦有了这样的资源后，我觉得，她心中就跟上帝之爱就连接起来了。

林昭诗集——自由之羽

摩罗：林昭呢，我们从能读到的很少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在平时的表述和诗歌中喜欢用苦难这个词，她用上帝的圣爱来看我们的芸芸众生，感到我们大地上的苦难很多。所以她就有一种非常深厚和宽广的爱心，甚至是对她批判反抗的对象，也是带着那种爱心，带着那种悲悯。

解说：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书，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能不感觉到其中深沉而炽烈的悲痛激情。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理群：林昭她自称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这一点可能意义更重大，就是她对自由有一个解释。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这是在中国近50年的历史上这样明确地对自由的一个建树。她说：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她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她一再反省自己是坚定而幼稚的，她反省自己幼稚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所以她由此提出一个命题。她说：但当我们深受暴政的奴役，我们不愿作奴隶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隶制度。我们反抗奴役，但我们自身不能建立新的奴隶制度。这一点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训正好出在这里。

（文革场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解说：在林昭写下这些思想的两年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场面：革命无罪！毛主席万岁！造反有理！）

（三反分子：彭德怀，张闻天）

解说：1965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所写的：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这样记载到：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

这是林昭在上海和母亲、妹妹、弟弟所住的房子。

问：哪一间房子

倪竞雄：是这一间房子。请你开一开门，我说明一下。

问：这是原来许宪民住的家，我们来纪念她，出本书，拍一下她的故居。

现住户：许宪民是谁啊？我不知道。

倪：是这的住户，原来的住户

（倪竞雄　原上海沪剧团编剧、林昭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

问：倪老师，你以前就是到这里来的吗？

答：一直到这来，经常来。

问：到林昭这来，到她妈妈这都是这里吗？

答：还有很多人到过这里，张春元他们都是到过这里。你来看，这窗框是当时的，这的距离好象还要拉开些，就是这地方，窗框还是那个窗框。

许宪民：一九三六年第三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　“国大”代表　《大华报》总经理　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

解说；就是在这间房间里，林昭的妈妈听到楼梯下传来索要5分钱子弹费的声音。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场。这是她的一段录音：

彭令范：就在1968年的五月一号下午，（员警）进来以后，他就问：你是林昭家属吗？他说：你女儿被枪毙了，付五分子弹费。当时我母亲听不懂他的话，我在旁边听懂了，我的母亲听不懂，后来他就说：怎么啦，拿五分子弹费！我就从抽屉里给他了五分，他后来还叫我母亲签字，后来他就走了。我母亲那个时候就晕过去了，我们后来知道她是四月二十九号被秘密处决的。

（彭令范——林昭的妹妹）

解说；林昭的妈妈，这个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热情帮助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7年之后也死在上海的外滩街头。有人说是被人打死的，也有人说是暴病而死。

沈泽宜：

不知道为什么　/　我总会想起　/　山那边的一盏灯　　　　　　

在冷雾凄迷的夜晚　/　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　/　孤独地、美丽的　　

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　/　在她光芒所及地方　/　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许觉民：她把生命交付给这个民主斗争的事业了。她要把她的生、死来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中国人。她是为什么而死的。我觉得林昭她所走的路子就告诉了，中国不走民主这条道路，就不会得到人民的真正幸福。

画外音：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这样写到：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吶！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1968年4月29日

在上海被杀害，年仅35岁

字幕：林昭说自己这样作是为了自己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解说：通过几年的采访，我终于得到了林昭骨灰的下落，我前往上海。在一所巨大的，安放着数千骨灰盒的房间里，我终于见到了林昭的骨灰盒，小木盒上写着：林昭生于1935年殁于1968年。

（上海安息之园）

（骨灰盒）

（解放日报）

（上海的街头）

谨以此片献给林昭的英灵。

感谢所有默默为本片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拍摄者没有采访到任何监狱的工作人员。林昭被枪决是谁批准的，没有记录

右派分子陈力被枪杀

孔令平

从右派到反革命

1962年3月，由重庆监狱和成都监狱汇集的一百名“劳改”人员，在调往甘洛的流放途中，寄宿雅安监狱一晚，由于押解人克扣了全体人员整整一顿的囚粮，而引发震惊四川全省的狱中犯人抢馒头事件，打破了在押犯人在高压下忍饥挨饿不敢伸张的秩序，为这一支发配梁山的五百人队伍，注入了初期反抗精神。

那一晚上，在监狱探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人，在奋臂高呼：“我们这一点吊命粮，都要被押送的老管克扣，真是喝人血不眨眼，大家去把本该归我们的囚粮抢回来！……”事件过后，我对他便由素不相识，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调到甘洛以后，他被押送去斯足中队，我则被押送到西西卡中队，开始了我们的炼狱历程。残酷的炼狱，我们原先由成渝两地集中的五百人，调到盐源农牧场时，只剩下不到三百人了。1964年10月在经历了不到一年的生死磨练后，我们终于分别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历程，在二道沟的粮仓反省室里相逢了。此时，我们终于在激烈的斗争中变成了成熟的与中共搏斗的战士了，我们的理想是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

在小监里，我们两人打破了小监的规矩，彼此传递信息，并隔着墙，在两间反省室里交谈了彼此的身世。我才知道，他叫陈力，在甘洛已久仰大名，现在有机会对他的身世，更全面地了解了。1951年刚刚从初中毕业，年仅16岁的他，就在中共“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戴着“保家卫国”的大红花，从学校参加了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没经过认真的思索，在中共狂噪鼓动之下，只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便跨过鸭绿江。

夜以继日的穿插战，急行军徒步到了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附近，参加了血战上甘岭的战斗。当时年幼无知的他，在阵地上冒着地毯式的轰炸，在地道里进行慷慨激昂的宣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战争和炸弹不可能讲清楚的。如此惨烈的战斗，七天七夜下来，他所在的排只剩下了最后两个人，幸存的他当上了代理排长，成了人们称为的“最可爱的人”。在他身负八处重伤时仍抱着机枪，向冲上来的美国士兵扫射，直到流血过多，昏迷过去。经过抢救清醒过来时，他睡在离阵地只有两百米的担架上。这时炸弹和炮弹已夷平了他所守的战壕。如果不是后续部队赶上，他早已永远葬身在异国他乡了。

他因此获得了三等功臣的“殊荣”，并在前线的医院里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重伤，他被撤离到后方医院，不久，韩战结束，他被复员。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了身在异国不是也成了人们所憎恨的“侵略者”了么？潜意识里一种模糊的后悔，开始爬进了他的脑海。这也许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灵感在启发他。

复员回到重庆以后，被安排在位于华龙桥的重庆弹簧钢板厂作了厂长办公室的秘书。在工厂生活了两年以后，因为职务的便利，1955年他最先在“内部参考”上读到了铁托的“普拉讲话”，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农业劳动组合的文章，接触到与苏联不同的工厂自治管理上的文章，对自己所在工厂中，那种党委会包揽大权的霸道作风，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他回忆当时两名工人因为家庭负担太重，不得不抽出下班时间为邻人修补锅盆，换些零用钱以补不足。结果被党委书记抓住，作为典型，开除了不算，还要加以大会小会的批判。说他是利用公家的材料为自己谋私利，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事例。而这个书记却可以平时不劳动，靠公款三天两头出外“旅游”。

工人的消极情绪到处都在滋长。工厂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浪费随处可见。成吨的钢条因没有很好的防雨在天井里锈烂，设备因为没有人及时保养很快成了废铁。他同党委书记之间的成见在加深，这种成见很快成了书记向他挟私报服的动力。所以，南联盟所发表的文章，便成了他的早期启蒙教材，使他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发展到后来，促成了他与这种制度的对立。

1957年，就在大鸣大放的春风吹拂下，他在有上千工人参加的鸣放大会上，“猖狂”地斥责了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他列举了党委霸道行事的种种劣迹，并且提出了一套工人成立自治委员会，由工人选举出委员会的成员，独立行使工厂的管理办法。那一次除了赢得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赢得了一顶跟随他终生的右派帽子。削掉了他的“官帽”，开除了他的党藉。他的一腔为真理而斗争的热情化为冰炭！他从办公室搬了出来，搬进了后勤组，由秘书贬为受到管制的清洁工人。

这场初露锋芒的较量，使他认识到了中共是一个不明是非，不讲道理的官僚集团，不值得任何留恋，更不值得为它献身。紧接着他又亲身领教了大炼钢铁的一课。在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噪中，切身体验了毛泽东带给全体人民的饥饿苦果。这些切身的生活经历，让他从对中共的革命憧憬中清醒过来。当美丽的共产主义的海市蜃楼消失以后，他所见到的除了百姓的被奴役和饥寒，便是中共政权的骄横拔扈。人们到了连饥饿都不敢直言的程度。于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使他从中共的敬仰和追随者变成了最早一批洞察毛泽东奸恶，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1959年，因为继续反对工厂党委，他被保卫科扭送沙坪坝区看守所。接着，在看守所里又同管教干部们唇枪舌剑，他的反革命“罪行”日益升级。有一天，监狱厕所里的墙壁上有人用铁钉歪歪扭扭地划了“打倒共产党”五个字。如临大敌的监狱管教们立即封闭了厕所，把所有在押的犯人通通赶回了各自监舍，并立即进行鉴定，根据管教干部所收到的“检举”，和狱方的“笔迹鉴定”，狱方确认这一“反动标语”系他的亲笔。

提审时，他愤怒地抗议了这种凭空捏造。他说：“这种对‘粪便’进行宣传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既无用又可笑的的勾当，我是决不会干的。”他说他会公开的陈述他的政治观点而不会作这种蹲在厕所里写几条标语给屎看的勾当。但是，看守所的狱卒们不顾他的辩驳，把这条“反动标语”硬栽在他头上，并以此作为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铁证，判了他十二年徒刑！从右派份子升级为反革命份子。

两个反改造分子

在我进入孙家花园以后大约半年，他也随之来到了这个监狱中，并于1962年一起被当时的监狱长编入了发配凉山甘洛农场的“流放大军” 之中。在途径雅安监狱的那个晚上所爆发的抢馒头案件中，他又被当局认定是为首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一开始便成为甘洛农场的重点监管对象。我们俩人因为公开向当局喊出：“我们要生存”的口号，被认为是对犯人进行破坏性鼓动宣传，而被列为最危险的反改造份子。

1964年当我们先后两批，经黄联关来到盐源农场以后不久，我被调往古柏，他却留在二道沟地区。这一年八月我在古柏被关进了反省室；他却在二道沟地区，被关进了场部的粮库所在地。直到九月，我们便在戒备森严的监视下，合并一处。从此以后，我们两人便成为农场中人人皆知的反改造尖子，并戴上了一顶新的时髦帽子：“国际修主义的急先锋”，开始关在粮库的特种禁闭室，后来，我们又被关进了“羊圈”，在那里共同合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动监狱管理者们的抗暴斗争……。直到1965年10月当局才将我们重新放回到大监之中。

1966年5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飚初起时，在农六队犯人讨论文革的学习会上，我们又当着在场的犯人和干部们，公开地为文革定下了“宫庭政变”的结论。这在当时的中共下层官吏中视若禁区，不敢“妄猜”文革内幕的情况下，犹如睛天劈雷，起着了振聋发馈的作用。我们相信，当时的这种“揭密”，一定对这个农场的干部们起了巨大的催醒作用，尤其当时就预言了毛泽东的路线将因中共党内的分裂而走到尽头。

感谢耗子们，在隔断我们俩反省室的那足有40厘米厚的泥墙上筑穿的洞。当时我们俩便依靠着这个洞，传递着各自写下的文章和消息，互相启发。而今想来，这些文章因为记载了监狱的暴行，以及揭穿了中共的政治内幕，抨击了专制主义而成为最珍贵的监狱“遗笔”。可惜，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们原件保存下来。只能依凭着我的记忆，回忆它们的内容了。当时，我深深地为他犀利的笔锋所折服。在他当年的手稿中，有对中共欺骗百性的尖刻讽刺和抨击，有对苦难华夏子民的无限悲悯和同情，有对狱吏虚假残忍和种种卑鄙劣行的刻画，有对反抗者的歌颂。

记得当年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邓拓《燕山夜话》中的许多文章，诸如讽刺高产卫星的《一个鸡蛋的家当》、讥讽顽梗不化的“皇帝”在事实面前还要掩饰真象的《皇帝的新衣》、劝诫因主观武断而钻牛角尖的“领袖”们认错回头的《放下即实地》。这些文章中不无温和的规劝。而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他在监狱中所留下的五十万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射向封建专制主义者的一粒枪弹，每一篇幅文章都是直刺专制独夫的利剑！有一篇是描写人民公社化时期，一个农家五口人饿死，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大娘，她为年仅十六岁，埋在荒山中的儿子痛哭时所唱的吊亡诗，其情节凄惋，当时我读后，曾流泪不止！即使关汉卿所撰的“窦娥冤”也不能及。这也许因为凄惨的生活给了陈力一种用不尽的创作源泉！

在他的笔下，毛泽东是比周厉王还要周厉王的周厉王，是比杨广还昏馈的暴君！是一个连自己百姓家中一只碗都要抢到手，再拿到国际政治赌场上

“豪赌”的赌徒。是一个撞进知识殿堂里强虏豪夺祖国文化遗产的巨盗，是一个连加法都不会的文盲村夫。

嘻怒笑骂，尽情鞭鞑！他用一个被置于死地而欲求生的中国人愤怒的控诉，来为数百万不明不白死于运动中的冤魂发出一声声声讨！淋漓尽致，痛快之极，这就是陈力的文风。他还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不仅表达了他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长叹，还表达了他追求真理反被残害的呐喊！抒发了他对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中国未来的忧患！可惜，所有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稿，恐怕全都被当局烧毁了！当时，谁也不敢保留这些东西，即使以个人档案的名义，也不允许保存。

诀别

1966年7月，当何庆云将我从农六队那间临时当作小监的粮食库房，放到大监的一个星期以后，一辆蓝色吉普车，开到了农六队的监狱大门边。陈力被两名警察，从最角落的那间本是堆放着农具的“临时禁闭室”里押出来。

那一天，我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镣，一只手反背着一床破棉被，另一只手拎着一个布包，从容不迫地走过了农六队那片大坝子，所有在场的人都目送着他，见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环顾着四周，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好像有一种从容就义，一赴刑场永不再回的预感。我俩的眼光最后一次碰撞，便成了留在我记忆中再也没有褪掉的片断。我看得出来他那坦然平静而爽朗的笑容里，不但给我传递着多年共铁窗难以割舍的情谊，还暗含着人生永别的嘱托。然而他终于昂首而去了，用一种决心为正义而献身的那种坚定的步履一步一掷，一步一声地走出了农六队的那道大铁门，在那里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消褪的雄伟身影……。

过了两年多。1969年4月27日

下午，何庆云和荣老头站在集合起来准备出工的队列前宣布“全体人员今天下午不出工，打扫清洁，明天盐源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要在这里召开公判大会！”从这两个农六队最高长官特别不同的严肃口气中，我们已经猜到风传了好久的杀人公判大会，就定在明天了。何庆云特别强调今天的宣判大会与往常不同。从宣布大会开始，到宣判大会完结，禁止六队的任何人外出，大家只能在监舍里呆着。

我已经查觉到南边的岗哨上增加成两个值警，原来西边大门上面从未设置哨兵的岗棚里，也派了两名值警，院坝里的巡逻哨兵和小监里查房的哨兵都增加了一倍的警力。将到傍晚，场部的卡车将平时召开公判大会所用的广播器材、主席台桌椅、会场的横幅运到了岗哨下面那平时当作反省区的土墩子上面，并从围墙上取下了向毛泽东的“请罪”画像。几个电工忙碌地架好了大喇叭。天色刚刚黑下来，所有农六队的流放者统统被赶进了各自的监舍，空空的院子里显得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六队静悄悄地，好像在为一个屠杀的明天祈祷着……

第二天一早，场部开来了一卡车士兵，不一会岗哨上面以及周围的围墙上到处都是戴绿色军帽的头，南边的和西边的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每道围墙的拐角处和墙头上，到处都是伸向六队院坝里的枪口。场部的干事和几名工人模样的人，忙碌着用帆布围起了“公判”大会的主席台。九点钟以后，各个中队都相继进入六队的两扇铁门里，按照主席台上发出的命令，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凡是进入今天的会场的人，都能从周围黑洞洞的枪口中，特别感受出今天比以往更加恐怖的杀气。

一打三反开展以来，这样大规模杀人的宣判大会已是三次了。被打杀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流放者，一进到这里便低着头不再交谈。我们农六队安排在会场的正中位置。而我、刘顺森、蔡先禄以及当时被重点“敲打”的几个人，集中坐在靠主席台最前面的位置上。我明白，这是要我们看清楚为陈力临刑前精心安排的惨不忍睹的每一个细节，以此来扩大它的恐怖效果。特别是以此来震撼我们那一颗与陈力相差无几的“冥顽”不化的心。

囚车开进了农六队的两扇大铁门，这时全场都朝着囚车看去，坝子里没有任何的喧哗声，只见两个老管几乎是将陈力从车上抬着下来的。我看见他胀红了脸，拼命地仰着脖子，好像刚刚才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搏斗。张着嘴的脸形已经被粗暴地扭曲了，几次他都挣扎着想甩开两个士兵的挟持而能站起来。他显然想喊叫，但在士兵的强制之下都没有成功。自从陈力1966年押往盐源看守所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有关他的故事早已在各中队广为流传。成为农牧场流放者坚贞不屈的英雄！这是他肉体和热血为自己铸造了一个反抗奴役、反抗暴政、反抗专制的高大无畏的形象。想不到今天，这个当年的血战在上甘岭战场上“最可爱的人”，今天就在这里壮烈的就义，告别了他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
当他被两个士兵强迫地架着登上公判大会主席台左前方时，坝子里一阵轻轻的骚动。在场的六千号流放者，现在终于看见了他们曾经神话般传颂的英雄。不过，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满脸鲜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形象。许多人眼眶里忍不住饱含泪水，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里不断传出喝令安静的喊声。虽然大家的心情因压抑而屏着呼吸！最多只是神情紧张的悄声耳语，谁也没有喧哗！

盐源农牧场的当局今天对几个反抗暴力，在流放者中久负盛名的“反革命犯”，首开杀戒了。这一次共杀了八个人。陈力是其中之一。

主席台上的主持人对着喇叭紧一声一慢声地读着每一个人的判决词，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然而我却一点都没有听到他在读什么！每一个宣判完结，会场上的麦克风里响起断断续续的口号声，我就更不清楚他们在歇斯底里的喊什么？满身的神经都在与宣判者一起承担着精神上的痛苦！默默盼着这位主持会场的军代表赶快结束这场临刑前示众的折磨。尤其是面对陈力，心中因束手无策而自责，那种精神上的负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这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我还没有得到他临终的嘱托！

我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此刻，所有的临刑人员都在拼命挣扎，满脸绝望痛苦的表情，唯独他昂着头，几次都努力着想从跪着的地方站起，却又被背后挟持他的两名士兵强压了下去！锁喉绳紧紧勒着他的颈项，周围已呈现出了紫黑色。看得出来，他在为生命最后一刻却未能向同狱者们留下嘱托和叮咛而备受折磨！面对这种惨状，我真想大哭！真想从自己坐着的地方跃身而起，替他喊出他无法喊出的临终遗言。然而，理智在平抑着我的冲动，我终于没有站起来！我清楚这样一做就是我们俩同归于尽。现在我只有从他的眼神中领会他的嘱托！我必须把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写成书，留传给我们的后代。我感到了一种沉重之极的重担，正落在我的肩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一定要把我们现在遭受的灾难，原原本本地告诉后来的中国人！

陈力是以“疯狂地，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反对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10天以前被判死刑的。

在把判决书递交给他时，向他说道：“现在允许你提出最后的要求和遗言。同时，请你告诉法庭，你的死刑宣判应当通知你的什么家人？”并宣布给他十天的上诉期限，十天上诉期过后，如未提出上诉请求，便在第十一天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和枪弹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这个党的手里！”不过他对这个宣判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因此态度极为镇定，只是心中却同时掠过了一阵由紧迫和遗憾交织的波涛。在他看来，属于他的时间只有十天了，他还远没有做完今生想做的事。尤其真正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能看到中国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至于通知他的家人，便一定是当局制造的诡计了。谁都明白，与他这种被执行死刑的人联在一起的亲属必会成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些人会永远无法立足社会。况且，母亲已经亡故，父亲是巴蜀中学的老国文教员。由于自幼的家教和熏陶，更得益于老父的教诲和指点，终于使他练就了流畅的语言文字功力和犀利的文笔。而今正文革风紧，父亲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而在被斗被批的行列之中，尚不知其生死安危，安敢以自己的噩耗折磨艰涩困境中的慈父？故而，今日惨遭屠杀的事万万不会告之！

此外，陈力划右的时候正满23岁。当年他正坠入爱河，未婚妻是一个刚从中专校毕业的女生。幼稚和对政治的一无所知，本是那个时代妙龄女孩的共同特点，这位女孩自不会例外。得知陈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消息，便唬得几晚上没有睡着觉，接着又知道他被削去了官位和党藉，便痛哭不已，大大动摇了她同陈力的海誓山盟。直到陈力入狱以后，才痛下了永远割舍的决心，只是真情难舍和对陈力才气的爱慕，在看守所里，她还来探过监。那一次面对着哭肿了眼皮的女郎，陈力却力劝她另觅新托！她才再没有来过。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个女孩算是具备了理性的一个。只是陈力心中明白共产党株连政策之下，自己到了这个地步，既没有必要为一个女孩分心，也不必将她作为自己守抱柱之信的陪葬！所以，如此了断，于已于人都是绝对的上策！至于他的弟妹们，都已各自东西，自成一家，不能再为他们的今后设置一个反革命死囚犯而带来的历史污渍！所以他就无牵无挂走上刑场。

在这最后的十天中，陈力唯一的心愿便是完成他的著述。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将他所有的著作保存完好留给后来的人们！他对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没任何的怀疑！他坚信历史必会彰明他的精神！他完全认定他的著述一定会成为中共统治下狱中最珍贵的民主主义斗争见证，一份宝贵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在严格封锁中，我没有能力为他保留这些文字，也不知道他的遗愿究竟实现没有，他在狱中宝贵的遗作是否保存下来？

但后来在他的平反材料中并没有提及他的遗着，不知道是被焚毁了，还是留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了。同我在狱中的著述一样，我至今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我期望着这些狱中的文字保留着，以有助于今后的发掘。

“献身愿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陈力生前写下了五十万言，我已无法找到！但我发誓，只要我留一息尚存，只要我活着走出监狱，我会按照你的本意将他平身未完成的遗愿告知中国的未来一代！

曾玉基之死

李升平

地下工作时期，衡阳县长塘铺庙山曾玉基家是据点之一，我是常来常往。这位英语根底深厚的清华大学学生，常于清晨复习而朗朗诵读，其家人每于早饭时戏谑地唤他：“你那‘打不死’、‘饿不死’(英语谐音)莫念嗒，先来吃饭，不吃饭，还是要饿死的！”这时大家总得哄堂大笑一阵。哪知后来，曾玉基可真的活活饿死了！而且又恰恰是因“打不死”、“饿不死”连累所致。曾玉基在衡阳县商业局划右后，1958年被“因右派言论向党进攻，并按反革命定性判刑，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照录衡阳县人民法院1981年1月改判无罪的改判书上的原话)。这是衡阳地区因“右派”案而按反革命定罪判刑的少有的例子。玉基是一米八左右的高个子，一头天生卷发，双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如钟，闲时口里哼着民歌调子，扭着秧歌步子，天真活泼得像个孩子。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脸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愁容。解放后，他在县里，我在市里，就再也没有会面过。后得知他初次审干就蒙上千古奇冤，历经劫难。真无法想象这个乐观派忧愁起来是个什么样儿。玉基和我哥李太平抗日时期同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设中等技术科
(中专)求学。1944年初，中国航空委员会航空仪器修造厂(设在成都)来校招考技术员，二人双双被录取。到了“大后方”，当时被宣传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发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救亡”号召，这两位热血青年(都是18岁左右)毅然弃职从戎，被编入新一军,到昆明接受美军的训练.李太平当列兵，曾玉基因英语好被安排到美军招待所当翻译。这次爱国行动给他们种下了终生厄运的种子。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把他们这些已经觉察受骗的青年当炮灰运到东北投入内战。到东北，二人愤然离军考入清华大学，李在机械工程系，曾去电机工程系，积极投入进步学运,又一同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随后被派往武汉。1948年夏，他们被武汉地下市委派回湖南开展开作。解放后，曾玉基留本地任副区长，水平、能力、干劲、政绩得到公认，但他那直率坦诚、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的没遮拦性格，却为上司中个别干部所嫉。1951年初次审干时，他把早在入团、入党时已全部交代过的历史重作交代。此时，他那在美军招待所当翻译的事被作为重大历史问题，随即将他免职调县商业局当一般干部使用。在审查中，那个接待援华抗日美军的“美军招待所”被与臭名昭著的专门关押残害革命同志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相提并论。斗争他的时候这样质问他：“你那么会讲美国话，天天给美国帝国主义当走狗，不是美国特务是什么？”他当副区长时的一个上司这样质问他；“你说过，‘你们搞政治的有搞政治的天下，我们搞技术的有搞技术的天下’(解放初期，曾玉基很想回清华大学继续读完电机专业，好搞他的“技术天下”，被以“不安心革命工作”而受到批评。）你这是在公开叫喊‘变天！’”反右中又被戴上“极右分子”帽子，“数罪并罚”，判刑劳改。1960年过“苦日子”中，这个素来饭量大的大个子劳改犯，一累一饿，先是水肿，继而干瘦，奄奄一息，在家属的要求下“保外就医”。回到家中，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早已被作为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家属对待，个个饿得骨瘦如柴，躺在床上的曾玉基也只有饿以待毙。断气前，这个铁汉子忽然回光返照，以微弱的声音喊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后来，曾的妻子屈维菊向我哭诉丈夫当时惨象时，声泪俱下：“真造孽呀！玉基硬是活活饿死的呀！我们走哪里去找东西得他呷罗！李叔叔，若是那时有现在咯样的白米饭，给他呷两碗就不得死了啊！”这个屈维菊，地下时期我们来往的时候，是一个纯静文雅，品貌端庄，多情善良的女学生模样的农村姑娘，与玉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结合。玉基死后，当地几个早已在唾涎这个落难美人的色棍便再也无所顾忌。一天晚上，一个“积极分子”破门而入，要暴力强奸她，她百般抵抗，大喊救命，那人哈哈大笑：“你这个反革命家属，谁会来救你？告诉你：不肯也得肯！”之后就常来发泄兽欲。这天，一位比她大十多岁的老光杆贫农对她说：“你还是跟我算了，也免得这样受欺侮。”这个哭得像泪人样的弱女子还有什么别的路走呢？曾玉基平反后，我打听到了屈维菊已到西渡与在衡阳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女儿同住，特地去看望她。一见面我大吃一惊，真不敢相认，面前是一个脸黑皮皱，粗手粗脚，呆声痴气的老农妇，从她身上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位活泼漂亮的可爱姑娘。从那以后，十多年来的多次会面谈话中，我从未见她脸上露出过笑容。不管我如何笑谈一些开心的事儿，她总是要把话题岔开，说些现在还在发愁的事。人被变成了鬼，如今欣逢盛世，怎么就变不回来了呢？难道极左给她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也要与她受伤害的躯体一起进棺材吗？

悲情历史之一：道县大屠杀

沈不沉

1958年开始，一些右派陆续被摘掉帽子，称为“摘帽右派”。但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到迫害。所谓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成了最底层的专政对象。从此时开始的20年中，在包括右派在内的五类分子中，不知发生了多少历史的悲剧，但却没有人也不允许有人来记述这悲剧的历史。

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人敢于把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世，有些事例较之德国的纳粹与日本法西斯诚恐有过而无不及。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所施行的南京大屠杀一事揪住不放，表明了同胞对日寇的残忍行为表示出无比的愤慨。然而时至今日，有谁曾对本篇所述的道县大屠杀的那些刽子手们追究过刑事、那怕是道义上的责任？

湖南道县大屠杀事件发生在1967年8月13日
到10月17日

，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详情参阅章成《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载于：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daoxiandiaoca.htm

本文作者金定强

下面是一位作者用近体诗形式反映的一起灭绝人性的事件。我们的诗人，终于从长期的奴化教育所规定的导向下，只会歌唱“伟光正”桎梏中挣脱出来，开始触摸人类起码的道德与良知，也许，这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能的觉醒。

引子①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没有能力像耶稣那样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向上帝赎罪；没有资格像历代忠介之士那样提着头颅为民请命；亦没有胆量像小说里的侠客，拿着宝剑为罹难者伸冤。我只能凭着自己的良心，紧握住这小小之笔，如实地记录了人民的血泪，如实地记录了暴虐者的罪行。

双牌行(有序)

己未春月，与国成兄薄游湖南，途经道县(古称道州)。闻此县文革中借故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老小尽数惨杀在双牌水库内。当时尸满水库，陡闸堵塞不能放水发电。余听后感慨万千，赋此以记之云。

乍别桃源路，又向道州去。道州好风光，双排有水库。

今日正清明，云开雨已停。山花烂漫笑，水库澈底清。

踏青趁佳节，好鸟亦争鸣。忽闻幽咽声，天地为怆神。

循声至僻处，哭跪一妇人。年未过四十，肌瘦骨嶙峋。

草地陈祭物，香烟绕泪痕。借问为谁祭，良久乃起身：

客从何处来，问我心欲煎。可恨十年前，神州乱无边。

荒凉一道县，处处起狼烟。谁家司令部，兴兵抢武库。

嗟乎草头王，‘苛政猛于虎’。抢者可不问，罪行归地主。

地主想复辟，其心总不死，狠镇大叛乱，刀杀胜枪毙。

蹈漆呒后患，斩草除根蒂。我是贫农女，我夫地主儿。

蒲梅戏竹马，少小两无欺。好书同窗读，好梦共痴迷。

贫农与地主，子女不联姻。可奈阶级异，泣泪辞双亲。

夫妻恩爱深，双栖一枝暖。一朝狂风起，巢覆无完卵。

全家人十一，太公七十七。围坐正晚饭，忽惊凶耗急。

犬吠鸡鸭飞，汹汹紧相逼。铁丝人串人，临发又呵叱。

你是贫农女，刀下可留你？儿哭全家哭，哭声惊天地。

更惨我妹妹，婚姻亦凄楚，结婚才八月，押回娘家去。

云暗日落西，恐怖起半路，扯尽全身衣，刀戳怀孕肚。

大姑早出嫁，嫁与中农户，豺狼何狠心，当头劈一斧。

地富反右坏，家家尽抄捕，山谷狂飙吼，苍空凄云密。

草木惨五色，水库自凝碧，昨日发电站，今作屠宰地。

哀哉罹难人，泪尽眼不闭。抬头问苍苍，苍天不能济。

俯首唤冥冥，幽谷回声厉。爹娘哭儿女，儿女喊爹娘。

新婚与旧好，相对而断肠。一声下屠刀，血染水库赤。

肉酱岩壁飞，至今留痕迹。风雨连三朝，苍天为之悸。

水库尸体浮，尸塞闸门闭，据云从此后，“敌人”尽清洗。

默默水生波，还似魂归里：年年清明节，独我偷偷祭。

诉者与听者，一一泪纷纷。我是天涯客，听罢更惊心。

自将蘸泪笔，血写双牌文。千秋百代后，可资采风人。

[叶元章点评] 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十年“文革”，人间惨剧，亘古未有。而主其事者，每以堂皇之名义为之，滥杀无辜，几至血流成河，白骨如雪。而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见于诗词者尤少。时移岁易，对这段中华痛史几已逐渐淡忘矣！“好了伤疤忘了痛”岂不可悲？此诗所述当时受害者悲惨遭遇，若比照日军侵略暴行，恐亦不过如此。本诗作者直面人生，如实抒写，尊重生活，无所回避，可谓诗胆如铁，忠于现实主义传统，倘至今尚在的当年红卫兵、造反派能有机会一读本诗，不知亦会感到无地自容否？

[王季思点评] 血泪之作，读之酸鼻。

[苏渊雷点评] “文革”是左祸的高峰，道县杀人是“文革”的典型，在“左毒”尚未彻底清除的今天，作者胆敢秉笔直书，控诉时代，真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也！

[徐通翰点评] 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这样的好诗《浙江诗词》不予刊登，怪不得诗人走穴耶！

[王敬身点评] 子美心肠，乐天笔墨。

[蔡厚示点评] 此旷古惨剧，竟演出于明朗之天下，诗人赋此，亦存史之意也。

[俞学才点评] 唐元结《贼退示官吏》诗中记述了道州杀人事件，一千年后人类文明时代的今天，道州又出现了更甚于当年的杀人事件，道州人民何其苦也。

[熊鉴点评] 革文化命，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场反文明的浩劫。刚一结束，便有些别有用心者反对伤痕文学，盖欲掩盖十年之史实也。因而不少人讳言“文革”，深恐五年十年之后历史重演。故在拙作《文革十年祭》一文中抱有“道县之惨情孰道，武鸣之冤案谁鸣”之忧。及读《双牌行》，悲喜交织：悲者，《石壕吏》之残忍不足道也；喜者，竟有人敢冒一小撮之大不韪，以董狐之笔，醮苍生之血记下了人类这段丑恶的历史以警来人。虽只是华夏十年浩劫中一个镜头，却可窥其一斑，真史诗也。前人有言：“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余谓读《双牌行》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仁，不知当否？

自题《双牌行》后(二首)

写罢双牌涕泗淋，空庭冷月绕秋声。冤魂十万无归所，长向人间诉不平。

凄风苦雨怨魂啼，倘有良心谁不悲？恕我无能又无力，忍将愤怒化于诗。

题《金定强诗集》二首周明道（杭州）

不堪回首岂能忘？反右整风大炼钢，多少冤魂归地府，有谁泣血写文章？

翻开历史忆当时，血肉模糊忍见之，前事不忘师后事，人民自古爱真诗。

读金定强先生《双牌行》

唐海波（湖南）

文苑风流竞入时，斯民水火几人知？案头千卷精装集，不及金君一首诗。

读《双牌行》赠金定强先生

郑国华（乐清）

泣血成诗世上无，感君嫉恶不糊涂。《双牌》一曲撕心肺，憎爱分明大丈夫。

【金缕曲】读《双牌行》有感高卓（杭州）

旷古弥天劫，记双牌，湖潮白骨，浪翻红血。嫠妇追夫翁吊子，号哭声震山缺，诉多少、亲人惨杀？同类相残何至此。问皇天后土无言说。叹冤魄，几时雪？梦魂犹系当时月，照凄凉，灾临万户，命如悬发。予夺权全归万岁，最是四人帮孽。甚逆转、文明毁绝！史有董狐书直笔，更金君敢把龙鳞揭。歌未竟，已呜咽。

【金缕曲】读金定强《双牌行》沈不沉

渺渺神州路，重回头，几番生死，几多愁绪。四十年前“文革”梦，历遍人间炼狱，犹道是，莺歌燕舞。万劫千磨为底事？问苍天厚土都无语，余灰在，梦醒否？生涯几度风和雨，慨蒸黎，生不如死。死不如畜。都道纣王工杀戮，胜却纣王无数，最堪叹，董狐不录。见惯司空多少事，信双牌不是中华独。词写罢，歌当哭。

死里逃生——我的右派遭遇

柳州刘晋芳

1958年，我和神州大地几十万善良正直的同胞一样，从人民勤务突然间被炮制成人民敌人的“右派“，不由分说地承受无端的诬陷和羞辱。经两年多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好不容易获得了地直单位第一批右派摘帽的赏赐。61年回到柳州地区商业局做办事员，真心改造的成果得到承认，自当更加努力工作了。平静日子不长，转眼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然掀起，竟又成为“贫下中农法庭”判定凌迟处死的“饮犯”推出“法场”，眼看就要尾随众多“黑帮冤魂”九泉相会去了，也许是“命大”，居然生还。几十年后，那种身隐炼狱，备受非人凌辱摧残的悲惨情景，仍历历在目，拂之不骈，恶梦常现，噬心之痛，久难平复。何以遭此厄运？是不是我不谙处世之道，不愿安分守己做个好样之人？个中缘由与情节，局外人很难理解。为了让后人、史家有个确切的了解，便于“盖棺论定”，步入耄耋之年的我，有责任将身历实情原原本本地从头道来。

风云突变遭劫难赤诚斯文沦贱民

57年夏，党中央号召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毛泽东召开专门座谈会，表明真诚欢迎各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接着报上发表党外人士提出的许多有关大政方针的批评意见。看到好些自己从未意识到的言论时，我大为震惊。在单位整风座谈会上，我苦心思索，想说，但始终拿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好把平时大家议论较多的，宜山地区干校“有的领导缺乏领导人应有的风度”、“领导对干部使用不当，重才轻德”等意见重复提了出来。

讵料，整风不到两天，形势急转，反右派斗争就铺天盖地袭来。大批判中，在揭批几个“主要对象”的同时，还批判我“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加入“王奇反党集团”。原已通知我到省委党校培训学习随即中止，停止工作，劳动反省，检查交代问题。58年春节过后，妻子黎德英抱着襁褓中的儿子，随干校10来位干部“光荣下放”到石龙县（原武宣、象州两县合并为石龙县）去了。往后，对我不再有什么揭发批判。每当“核心小组”研究重点对象材料、开展批斗也都叫我参加。心想，原先来去批我的那一两条“罪状”显然够不上右派，心情从此逐渐平静下来。入夏以后，那位掌握反右领导权的副校长莫止凡更加忙乎起来，三天两头往地委跑。5月下旬的一天突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未曾坐定他就问道：“你对历次运动、对合作化有什么看法？”我说：“历次运动我都在石龙县，从来都没有别的什么看法。合作化是党的中心任务，我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去理解、积极宣传和工作的，心情顺畅，没有什么思想疙瘩或别的看法。”这时，他将手中拿着的《工作笔记》本翻开，指着那些划满红杠杠的地方问：“这些话是你讲的吧？”不看则已，一看我颈筋暴起，火冒三丈地讲：“这些事例明白无误的是在57年春，干校派教员下县学习，我和吴佐君奉派到石龙县，参加‘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三级干部会期间，各区讨论发言中，很多都讲到社队干部与退社户发生矛盾的例子，我们都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好些还是县委书记赵明清在大会报告中讲过的例子，经我俩对照整理，作为下县学习的《教学汇报》任务汇报的，怎么能说是我讲的？汇报会上，我只是照搬照念，没有添加任何个人看法或评议，会后也从不在任何场合议论传播，现在居然把它搬来作为‘罪证’，裁在我头上，还讲道理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知道你早就处心积虑地要把我整掉，你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我愤慨难抑地快步走了出来。心想，大不了把我开除，到哪里都可以自食其力，有何了不起的，我就不信，普天下竟有如此蛮不讲理的。不几天，在宜山地直单位“右派分子定案处理大会”上宣布的右派分子名单中果然跑不了我，开除党籍，行政从
20级降至25级，监督劳动。地区公安处长刘贺庆在讲话中还着重提到：“韦志荣搞肃反攻击肃反，刘晋芳理论教员攻击合作化！”就这样，一个只有30来名干部的地区干校竟被划上6个右派分子，比例之大，居于地直单位之首（韦志荣，原是地区公安处科长，肃反领导办公室干部，整风会上讲肃反有些扩大化了，并举了一个被逼迫而自杀的案例，被定为右派，送红河农场劳动改造。60年因病获准外出就医，至今不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直机关右派名单中的王祖鉴、李文达、过伟、杨树森、甘化民和王育明等都是南下或游击区的老同志。他们纯良耿直，学识广博，作风严谨，在地区内均有较好的口碑，向为我所尊崇。我能忝列他们的同窗派友自当引为慰籍。几天后我随地直大部分右派被送往红河农场监督劳动。从来宾放船红河舟中，甘化民感慨万千地长叹：“无面见江东呀！”我随声辩解道，我们错在哪里，罪从何来？你这个县长给来宾百姓造过哪样罪？让后人去评说吧！

在红河农场木马垌生产队，大批“下放军官”和部分柳州市下放来的职工、教师已早先到达，加上我们地直机关、报社来的七名右派连同新老工人一起，按连队编制分班、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外表看都是劳动的一员，没有什么明显界限。成批的“下放军官”多是知识分子的连排干部，同是“不予重用”之人，彼此毫无芥蒂，相处自然。我生长在农村，农田劳作对付自如，大跃进浪潮中，更是自觉地加油干，劳动表现突出。不久，把我调到基建班，干的都是打泥砖、拉大锯、搭房架屋等重活。班长是个连队下来的东北汉子，对“脱坯”盖屋等基建活干得非常麻利，我也不甘落后地追赶、配合。随着食量增大，营养热能减少，两个多月下来，渐有劳累不支之感。这时，经济条件已急剧下降，只有34.50元的工资，妻子、幼儿连保姆一家三口嗷嗷待助；大饥荒又接踵逼来，“米珠薪桂”，填饱肚皮已成问题。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地委又作出了“在农场劳动的右派，每人每月只发给15元伙食费”的规定，值此生死攸关时刻，竟又来个雪上加霜。春荒一来，每人每餐只发给两节2寸长的木薯干条连同少量的麸饼打发过日子。接下来体质逐渐下降、软困无力，早上起床眼脸肿胀，双脚臃肿，手指按下个个深窝，久久不能平复，我先于他人出现了浮肿。尽管如此，仍是毫不松懈地加紧劳动改造，这样下来，身体更是日益消瘦，浮肿在加大，生命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好不容易熬到61年春，有幸名列地直单位第一批右派摘帽的三人之中，不久，安排回到柳州地区商业局做办事员，生命才有转机。由于妻子黎德英已早先下放武宣乡村小学，为结束两地分居的困窘，62年，我要求调回武宣。

武宣，曾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人熟地熟；特别是它那人文荟萃和革命传统，更为我所敬仰和赞美。就读柳高期间，又是武宣籍的沈国华恩师和众多的同学给我更多的教益和进步影响。就地重返，一往情深。遇上不少老同志、老同学、老朋友以至四乡熟人，都以“下放”老同志热情相待，一样感到亲切和安详。我的职务是医药公司业务员，分管采购、培植货源，还参加县财贸工作组，长期承揽采购下乡的苦差。由于心情舒展，工作驾轻就熟，完成任务好，成绩突出，在县商业干部职工大会上多次受到局领导的表彰，博得同志们更多的青睐，多季度评为甲等奖，有些年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曾经沧海难为水”。自知“摘帽右派”永无重用之望，对名利向无奢求的我，眼下如此工作、生活环境已自得其所，别无他求了。由于食口频添，生计维艰，唯赖勤俭持家，远离多种嗜好，力避各方应酬，以求温饱能继，伴随善良妻子，相濡以沫，厮守温馨家庭小天地，与世无争，但求从此远离祸殃。

文革再祭腥风起生权无保死逃生

三年饥荒刚过，复苏黎民正盼休养生息，过个安稳日子。64年又闹腾“四清”与“四不清”的较量，“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一法宝又重祭起来，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愈绷愈紧了。及至66年，突然发起对《海瑞罢官》、“三家村”的批判。接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出，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号令下，一时间，学生、干部、工人涌上街头“闹革命”，大字报、大辩论中很快便形成两派对立的局面。一连串煽动人心的口号和召唤，同当年整风中“向党交心”、“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诱惑何其相似，眼看一场新的、更大的“阳谋”又再次打了出来。“身着蓑衣莫近火”。“右派”烙印打在身上的我，又为如何避过这场更大的劫难而犯愁了。

原武宣县城是个狭小的老街，十字街头的西街口恰好是医药公司的老门市部。由于地处中心，过往的人较多，各单位的“4.22派”也常有人进出、闲聊。尽管我多方回避，但对一些比较熟悉的人也有偶尔接触或友善的表示；却没想到因此竟又引起单位一些“联指派 ”的嫉妒。那时公司没宿舍，我在旧城北街外楼脚下民房租住着。正巧，红卫兵造反派的“据点”又安在北门城楼上，这一带往来的人也多了起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距离十字街200多米的北街和西街，无形中便成为“联指派”虎视眈眈下的“匪区”了。67年12月下旬，传言民兵准备进城攻打“北楼”，两街居民忙作撤离准备。正好下月我有进货任务，经报告领导同意赶往柳州医药站进货。不到两天武斗风起交通中断，两车药品还有一车回不去了，只得在谷埠街武宣商业局驻柳小组住下来。传闻武宣“联指派”民兵武装集中火力对着“北楼”开展密集的枪射炮轰，持续两天两夜围攻不下，民兵才逐步退去。十多天后交通逐渐恢复，吓破了胆的妻子赶紧携带家小赶赴柳州，我随即送她们乘船下象州亲戚处住了下来。

春节过后两派“联合”，单位恢复正常上班，一家大小回到武宣。我为自己临时“福至心灵”避开了一场“大惊有险”的武斗而称庆。可是，对我一向抱敌意，又当上公司革委副主任的郭艾元趁此机会向我发难，追问我在柳州都接触哪些人，干了什么坏事？我如实回答：一直呆住在驻柳小组，哪也不去，只见到来宾供销社干部我侄儿刘昭铭及象州的文源广，文叫我指引他去找住在谷埠街的戴春涛专员。话未讲完他就高声吼叫起来：“你这黑干将竟当上来宾、象州两县的联络员来了！”面对他这样武断专横肆意诬陷，我义愤填膺地说：“为了想捞到点稻草，你迟早总是要把我置于死地的。”他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操娘拾妈随手抓起一支锋利长矛向我猛戳过来，我快速闪开，才幸免死伤。从此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68年春夏之交，全国上下又一再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在“刮他个十二级台风”的大肆鼓动下，武斗又旋即升级。武宣“联指派”经过长期鼓动策划，5月初，300多武装民兵陆续调集县城，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西、北两街群众纷纷外撤，住在老街的单位职工也多被动员搬出。我的一家无处可去，只得向革委副主任要求，让我搬出新街公司宿舍暂住，却遭到断然拒绝。我回转西街公司老宿舍，对住那里的几位同事讲了种种严峻势态，劝他们尽快离开。他们说：“还不是同上次那样，打两天就撤退了的”、“我们宿舍在西门外不靠北楼，又不参加武斗，没关事的。”可怜这些早已被列为“收拾”目标的人们，已被圈入“请君入我瓮”的陷阱却全然不知。当我匆匆赶回北街时，只见两街行人稀少，阴森恐怖，看来民兵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北楼脚下这个家已危在旦夕，非撤离不可。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就近迁到北楼

200多米外单家农户的妹夫家。可是，当晚便有人到处张望，问这问那。我想，妹夫是个单姓贫农又不是“积极分子”，恐难庇护，还是远撤为上。第二天大早赶忙收拾行担，在妹夫陪送下向东横过环城马路“封锁线”，这时马路两头行人绝迹，民兵盘问来处去向，翻看行担后挥手放行。一家六口扛着衣物挑小拉大，踉踉跄跄不敢稍歇，一气赶到20里外的台村老舅娘家。当晚擦黑时分，枪声阵阵，炮声隆隆，遥望西天红光闪闪，看来武宣旧城一带的西北街，定将罹灭顶之灾了。

第二天枪声停息，“戒严”仍在继续，情况不明，甚感纳闷。为急于知道个究竟，我决定绕道大琳出二塘探听情况再回县城。第三天一大早徒步到大琳供销社，因电话不通情况不明，饭后继续走向二圹。路经力江村遇一熟悉农民，寒暄几句招呼进家吃粥。正好让土改时我的一个住户看得真切，他转头就朝大队部跑去。当我告辞走出村口时，一个大队干部尾随背枪的民兵（原都认识）跑过来盘问。我报明身份，讲清来处去向。大队干部说：“不行，上头有命令搜捕‘4.22’反革命，你讲的话不能信，要送公社审查！”民兵立即拿出牛绳将我五花大绑，押送二圹。公社向县里报告后把我解送回医药公司。我的突然出现，公司的人个个惊叫起来：“你从哪里出来的？都以为你们四个人都一起‘报销’光了！”（四个人当然指的是住在老街里头的潘肇珍、潘兴国、覃福钧和我了）我惊呆得冷汗直冒语塞无言。原来，5月4日晚

经过几小时的枪战炮轰后，第二天拂晓很快就攻下“北楼据点”，当场抓到两三个红卫兵立即枪杀掉。接着顺着北街、西街挨户搜寻，所有从住家、仓库、宿舍以及西门河边的石人、石狗头石缝中搜出的学生、干部、职工和居民，尽管手无寸铁，一律不问缘由，拉出一个捅死一个，无一幸免，满街淌血，死尸乱陈。两三天后亲属才悄悄去收尸，却是无人敢“戴孝”，凄然无哭声，真可谓“杀人如草不闻声”。80多个善良无辜的人刹时间成了刀下冤魂，惨绝人寰。我幸能当机立断跳出重围逃过血光之灾，大难不死万分庆幸。

善良的人们在想，一气杀了这么多人，已大显“杀鸡儆猴”的作用，“英雄”们当可“解恨”，想必从此“放下屠刀”心慈手软的了。谁知，在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英雄”邀功心切，怎么肯善罢罢休。接着一场杀人食肉骇人听闻的惨剧，又再次变本加厉地推演开来。

在武宣县城，每当圩期，突然将几个“四类”推到圩口、新华书店大门旁，捆绑在树桩进行“批斗”。未曾开口便乱棍齐下，被斗者随即皮绽脑裂，撕心哭爹号娘。手持尖刀的“恶狼”抢扑上前，剖肚开膛。倏忽间上自心、肺、肝、胰及至胴体抢割精光。剩下残骸骨架，勒令几个“黑帮”教师拖去掩埋。每当我被批斗过后回家路上，目睹如此情景，顿时双眼发黑胸闷脚软，早已列入“横扫”对象的我又能否逃过这场灭顶之灾？如此氛围，正好给公司那个“迫害狂”再次提供一个泄私愤的绝好机会，对两次跳出陷阱的我，定然不肯放过的了。果然，一天下午，在公司对我草草批斗过后，马上勒令我写“请罪书”，自报“地主仔”、“老右派”身份和罪恶，挂牌游街，向毛主席请罪。这显然是在蓄意玩弄“借刀杀人”的把戏，与其听人齐刑蹂躏凌迟碎剐而惨死，不如横心自找瞬息身亡，让妻子看到个完尸。正当我苦心思索寻找自尽手段和机会时，郭艾元不耐烦地眨眨眼，身旁待命的两个职工不由分说地将我推了出去。上了大街令我敲锣举着“请罪牌”，刚走到圩亭，一时间四下里跑来了十多人围观、叫骂。先是一个高大个子的街道主任梁达英，怒眼园睁地对我上下审视，突然看到我的“请罪书”中毛主席三个字分写成两行时，他便如辱考妣，咬牙顿足破口大骂：“好大胆的右派，竟敢如此恶毒把毛主席分成两段！”随即跳起来向我拳脚交加。外围人群也挥拳扬腿蠢蠢欲动。押解人见状赶忙隔开，拉起我向老街继续游走开去，游完半圈旧城回到公司，我已举步艰难，顺着厨房墙边瘫坐下来。几个老职工赶忙就近采来一碗鲜童尿叫我赶快喝下，还要来“田七粉”、“跌打丸”给我冲服。我就地躺了个多钟头，尿了大泡血尿疼痛稍稍得缓解。我再次越过了“鬼门关”，死里逃生，武宣少了一个屈死冤魂。

1968年，“7·3”

布告下来，制止了武斗，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把县直单位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共53人集中到“牛棚”（园艺场关牛的地方）劳动，开始过上名副其实的“牛棚生活”。及至1970年，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又在全国掀起。心想，这样的运动与我们这些“死老虎”该是无关的了吧？一天，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公审大会”在县城广场召开，我们随干校列队参加。走到会场入口处，看到会场外，民兵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突然，公司一个姓包的女会计走到队伍跟前，高声尖叫“刘晋芳站出来！”接着供销社一个姓罗的干部也被叫了出来，同被带到“斗争台”下站立着。往台上看。原来是对“反革命分子”武镇西的公审大会，我心里突然紧张起来，莫非又把我们扯上现行反革命罪去了？当台上高音喇叭发出阵阵揭发武镇西“反革命”罪恶的同时，台下公司两个男女无赖指着我说：“刘晋芳你是怎样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面对如此不着边际的胡诌，我不作答理。一阵叫嚣嘶喊过后，野蛮闹剧随着武镇西被推出枪毙而落幕。显然，那位副主任对几次欲将我置于死地未成而于心不甘，“杀戒”再开，又将我推进去“陪杀”，以开心泄愤。任人蹂躏的右派命运真是永无绝期的啊！

1976年10月，神州晴空，巨雷炸响，恶贯满盈的“四人帮”覆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大批冤假错案先后平反。心想，“庆父既除，鲁难该己”，冤情昭著，苦难深长的右派，总该“共换人间”了。几经苦盼，1979年10月接到柳州地委宣传部通知，回部并接读“改正决定”：“刘晋芳同志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决定对刘晋芳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20级工资待遇。”历经21年屈辱与危难，重聆“同志”的热切称呼，我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劫后余生，总算讨回部分的历史公正。同年冬调上柳州地委党校轮训学习，在党校领导的关爱信任下，80年我又重返地委党校工作。

想当年，我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满腔热忱，迎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嘹亮歌声，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但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接着天昏地暗雨剑风刀，万木枯毁百花凋零，遍地厮杀，人人自危。究其原因盖出于迷信人治，极权盛行。因此，要使国家长治久安根本在于厉行民主，加强法治，正如小平同志讲“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万民企盼的平安和谐社会才可望实现。

作者简介：刘晋芳，曾先后在柳州、武宣、宜山地区，党政部门工作。改正后恢复党籍，在柳州商业局退休。

吴滨江学妹的冰炭人生

倪艮山

山西太原的吴滨江女士，是燕大附小、附中培养出来，并在师大函授进修过的小字辈校友，曾受业于张茵陈
老师（卢念高

夫人）。她和几位同学读了我的回忆录《沉思集》，很受感动。以前她来京探亲时，曾拟与我晤面而未果。今秋来京，即以电话通知，执意要驱车前来燕郊看我；并用特快专递邮来她出版的近作《我家的悲欢离合》。我思忖相距百里，路又陌生，她来多有不便。我不时去北京，还是到她住处会面为宜。几经磋商，取得折衷妥协，重阳节那天，她派车到西直门接我去海淀青林苑吴家。

她小我10岁，身体壮实，精神饱满，嗓音洪亮。她爱好音乐，长于歌唱，在校时曾任北京星海合唱团总干事，和校合唱团团长。现在仅腰腿略有点毛病，活动受些影响。她暂住女儿家，两层居室，有300㎡（据称现值600万元），宽敞明亮。我们一见如故，敞开心扉，畅叙衷情，从燕园往事，谈到各自经历，生活现状，未来期望，……

她曾说，她和几位同学都爱读我的文章，每期《燕大校友通讯》拿到手，都先查看有无我写的文章，一睹为快。这使我很受感动和激励。我一直以文为媒，广求知音，这下又遇到了知音。

吴与周围的同学不一样，她在过去的60年里，经受了大起大落，历尽艰辛凌辱，然后才否极泰来，重见青天。

她的父亲吴延环先生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一年文学，后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兼省府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奉命潜入敌后，从事游击与地下活动，出生入死，作出卓越贡献。

1949年初，在北平围城期间，冒生命危险飞回北平探看卧病老父，见最后一面，匆匆撤离，只身去了台湾。后任立法院委员，功业卓著，蜚声政坛，口碑载道。1990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深受国府倚重。

吴延环

先生飞往南京后，吴滨江的祖父迅即逝世，留下祖母、母亲和两个妹妹。一家五个女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生活来源，经济上穷困艰苦。政治上又倍受歧视煎熬，处境极其困厄狼狈。为了生存，只得变卖家具。其祖母远走天津当褓母。母亲代人缝制衣服挣钱。

吴滨江读罢中学，17岁便开始工作，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调往山西大同矿务局中学当教师。每月仅有40.5元微薄工资，不得不在业余搞付业织毛衣。

吴滨江一家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苟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家属”、“台属”的特殊身份，阶级斗争从不放过这几个孤弱无助的女人。“家庭出身”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被迫与初恋对像C君忍痛割爱分手。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十年“文革”，她蹲过牛棚，挨批斗，家被抄，撵搬家，……种种骇人苦难，紧紧追逼。对此她不愿回忆，以免触及伤痛。她说，从1948年到1978年是“人生坎坷的三十年，等于一个空白。一切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无任何联系，如像我的生命终止了三十年。”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改革开放以后，海峡两岸关系逐渐解冻，气温转暖。作为“国民党反动派家属”、“台属”的吴滨江，开始在政治上逐步松绑、解放，出现了新的机遇。由于教学工作一贯突出，被评为局、市、省的“先进工作者”。“妇女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以及“模范教师”等等桂冠接踵而至。中共与一些民主党派，分别动员她参加其组织，均被她婉言谢绝。1983年被推荐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常委（前后共任职25年）。继而任大同市政协副主席。吴从此告别教坛，跻身政界。在对外宣传，开展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为两岸离散亲人牵线搭桥，以及参政、议政，做了大量工作。1988年～2003年期间，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并曾任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1992年11月曾在会场与胡锦涛主席、黄启璪（全国妇联副主席）合影。1995年作为山西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并获嘉奖。吴已是政界、妇女界知名人士。

吴在困境中与教师Y君结婚，育有二子一女。

2005年Y君病逝。翌年邂逅了北大校友孟先生，双方同命相怜，有共同语言，遂携手重建新的温馨幸福之家。

1981年1月，吴与在台湾的父亲开始有了通信联系。信中倾诉思亲之苦，离情之痛，字字血泪，令人心碎，不忍卒读。1982年8月1日

，吴家三姐妹“冲破重重阻力”，与台湾老父以及异母弟妹在香港会面。父女抱头痛哭，厥状悲极。父女离散已有33年，当年离别时，吴父39岁，吴滨江15岁，这次会面时，吴父72岁，吴滨江48岁。吴母已于1978年辞世，吴家三姐妹均已结婚生儿育女。抚今追昔，沧桑巨变，地老天荒，隔世悲痛，椎心泣血。

此后，1983、1985，吴又两赴香港与台湾亲人团聚。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吴又数去台湾探亲，享受父爱与天伦亲情，并曾到陈立夫先生家作客。吴的儿女也得以在台湾求学。

吴父于1998年辞世。由于人为阻挠，吴未能去台湾奔丧，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现在吴的三个儿女均事业有成。女儿在北京创办了“影视公司”，小儿子担任“网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拼打于时代前沿。

现吴已告别政坛。她和全家的传奇经历，是苦难时代谱写的深沉凝重的悲怆交响乐章。虽然她的亲友已从血泪中滚爬过来，并得到迟来的平静和温馨，但是历史留下的刻骨铭心伤痛，是无法拂掉的，大苦大难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和吴滨江夫妇畅谈到中午，然后与其小儿子及司机去饭店共进午餐。餐后摄影留念，依依惜别。聚会归来，吴的小儿子派车并陪同一道到大北窑，送我上了开往燕郊的公交车才离去。殷殷情意，感人至深。归途中思绪滚滚，难以平静——吴少年别父，经历了令人惊悚的冰炭人生。前30年因父受辱，被人踩在脚下，成为在社会底层挣扎活命的另冊贱民；后30年因父而荣，遭逢际会，跻身政界，戴上几多光环。吴本人经受的由人变鬼，又由鬼变人的苦难演化历程完全是由“政治”这根魔杖一手炮制导演的怪诞剧。小民何辜，为啥要承受如此深重劫难折磨？！

人生不过几十个春秋。作为小民的质朴心愿，无非是在生活上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在精神上有民主、自由和作人的尊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理论”，人们对此毫无兴趣，更谈不上去“选择”。当权者与其侈谈“主义”，不如多来点实惠；更不要为了“主义”，让小民在苦难挣扎中活命，离散，死亡。人民用血汗奉养的高官大吏，应有起码的作人良知与道德底线，要为人民多造福，少作孽，不作孽！须知“善恶到头，报应不爽！”

当权者与政治对手谋国、争权、夺位，是政界大人物之间的勾当。打什么旗号，搞什么路线，抓什么政纲，干小民屁事？！政治掌门人拥有高位大权，坐享富贵荣华，应当知足。不要再劫持小民当人质，要给小民以出路，使其过得去。否则，与索马里海盗何异？（海盗劫持了货船，还要扣押船员作人质）每当从电视莹屏上看到，韩国和朝鲜的离散亲属会面时抱头痛哭的情景，总要在内心拷问：是谁人把如此大悲大痛强加给无辜小民？！吴滨江一家不就是曾经遭受同样的命运么！

2009年10月31日

脱稿

也说那年九月九

任蘅芳

九月，是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的灿烂日子。但中国人真正往头上插满菊花的九月，却是1976年的九月九。在这个日子里，亲人和朋友举起杯，斟满酒，饮尽乡愁，醉倒在家门口。何以如此？因为从那天开始，中国人才看到了一线曙光。

1976年的七月，四川松潘地区发生6点多级的大地震，并波及成都。30多年前的中国铁幕重重，资讯极不发达。到底多少级？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小老百姓对于共产党政府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早已麻木不仁了，逆来顺受听之任之。我记得，家里是不敢睡了，只好在街上睡。没床，各显神通，一床席子，一个门板扔在街上就成，我呢？从我家隔壁的蔬菜店里，拖两个竹编的大菜筐扣在一起，钻进去就睡，半蜷半缩，半睡半醒。好在七月流火，不需要被盖。老天爷也很照顾，无雨。即使这样，一夜下来，也腰酸背痛难受极了。我妈死活不受这罪，带着我小弟仍睡家里。其实我也就在外面呆了两晚上，便打道回府。天要塌吗，由它去！反正小百姓的命不值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没几天，街上就没人睡了，恢复了老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时光依旧流逝。一来二去到了28日，却从北方传来惊人的消息：唐山大地震了，6·8级。由于震中在都市，损失极为惨重；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20多万。其实是7·8级，死亡人数是30多万，为了不让世界救援组织介入，便谎报7级以下。(因为7级以上，便不得拒绝国际介入)拒绝先进的国际救援，自己闷头用极其简陋的工具进行救援，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志气，枉送了多少唐山人的性命。当时的救援实况我是多年后断断续续从一些资料略窥一二，那种惨状，那种无奈，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我至今都无法理解当时的当权者是怎么想的，眼睁睁看着数以万计，十万计，数十万计的平民百姓无助地死去，良心上能过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泽东和他的政权20多年来视民如草芥，冤死的几千万。唐山的几十万冤魂不过是零头而已。更可怜的是西南交大的一些师生。西南交大的前身是唐山铁道学院，为了备战，特地从唐山迁到西南峨眉山脚下，山清水秀，真个读书的好去处。谁知7月松潘地震，吓得一些师生觉得还是北方安全，正好放暑假，便呼朋引伴回唐山躲地震。这一躲便糊里糊涂躲进了地狱。唐山地震后，市面上一些消息不胫而走，甚么望江公园的竹子开花了，峨眉山报国寺的铁树开花了等等。望江公园是竹子公园，品种极其多，我没有去，但听去过的邻居讲，确实开花了，像一支支孕了穗的稻子。铁树开花我见过，金黄色的一支支细长毛茸茸的花瓣像一个巨型的佛手，一点也不好看。尔后，又流传出关于竹子开花的注释：竹子开花，改朝换代。到底要改甚么朝，换甚么代？谁也没说，谁也不说，但谁都知道。看到和听到这些。我脑子里电光一闪，天崩地裂，天子下席。难道真预兆毛泽东要辞世了吗？先前早就从报纸的照片、新闻纪录片的图像看到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样子，分明快下世了。我和大家一样，心所愿矣，不敢言耳！人心思变。唐山地震后，我便以躲地震为名跟着老爸带着小弟到重庆逍遥去了。9月9那天，我在干妈家睡午觉。正做美梦，突然被急急忙忙闯进来的表妹推醒：姐姐，姐姐，毛主席死了！我睁开眼，望了望她一脸既惊又喜的神情，一时还没有从懵懂的状态中明白过来，她又再重复一遍：毛主席死了！我这才听清了，一刹那间顿觉得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多少年就盼着这一天，老百姓能从精神和肉体上得到些许解脱。他的时代实在是中国人的灾难，每月每人20多斤粮食，二两油，半斤肉，一年一人二尺布，二两棉花。鸡蛋，花生等奢侈品，就只有春节时才能吃到一点。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紧张桎梏，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日日讲。不是你揭发我，就是我斗你。窝里斗来斗去，谁都会斗成了阶级敌人。人人戴着假面具，说假话。在这令人窒息环境中，人们都快要崩溃了。老天爷，快结束他的时代吧。我想这是每个有良知中国人的想法！当消息证实后，我和爸爸、干爹干妈，无不心中暗喜，干妈悄悄说这个挨千刀的，终于死了。干爹说死了就好，我们可以喘口气了，爸爸说这暴君早就该死，翻遍历史，找不出他这样阴狠残忍的统治者。我终于能活着看到了他的下场。我的爸爸是一个十分温和谨慎，心地善良，与世无争的普通人。妈妈曽说过，49年，新旧政权交替时，爸爸很兴奋地对她说：这下可好了，我们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国家会越来越富强，民主，我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尽管他是美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尽管他是旧政府的公务员；尽管他是国民党员，他却是由衷拥护共产党、毛泽东，打心眼里认定他们才是老百姓的救星。可一路走来二十多年所见所闻所受，让他对毛泽东不但彻底失望，并由失望转为痛恨。这是天和地的反差，这反差是以几亿中国人的灾难血泪为代价的。小小老百姓，是那样的无助，除了默默的忍受，又能怎么样？充其量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他早点归天。当一听到他归天的消息，那个狂喜不亚于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心情。

好了，总算盼到毛泽东死了，地震也不用躲了。我们也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了。大约九月十二三号，我和爸爸小弟辞别干妈干爹，回到了成都。一到家，就被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拽入了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中去了。但凡工厂，机关，学校；无不设上灵堂供大家拜祭悼念，人人臂缠青纱白花。农村是怎样悼念我无从了解，城市里是全民总悼念。无论到那里，空气中散发阵阵哀乐的声音。时不时还爆发出嚎啕声。南来北往的人们有的脸色凝重，哀伤沉痛；有的泪流满面如丧考妣！千万切莫露喜色，否则真是在找死！18日是全国统一开追悼会的日子。我因为是“赖青”(赖着没下乡的青年)，没有工作，只好跟着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悼念活动。在这点上，倒还没有因为是“赖青”就剥夺了我参加国丧的权利。至于其它的事，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们是在西区体育场参加的追悼会，诺大一个体育场列队站满了人。这天秋阳灿灿，温暖如夏。成都秋日大多淫雨霏霏，这种晴天不多，好似老天也捧场这追悼会顺利召开，高高兴兴地让他走好。我站在队伍里，听着广播着一套套追悼程序的进行，木然地跟着默哀，此起彼伏的痛哭声声入耳。气候闷热，时不时有人在队伍中倒地，也许是体弱？也许是深厚的阶级感情？为痛失英明领袖而晕厥？我无从考证！脑子里却冒出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江青送老毛的花圈为何与众不同，其中有一种叫做文冠果的东西，这到底是何物？甚么意思？想着想着，却感到站了几个钟头，实在是口渴，巴不得赶快结束好找点水喝。终于开完了这冗长的追悼会，人也快虚脱了。走在回家的路上又仿佛轻松清爽了许多。是的，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无论如何国家将会有所改变。因为像他那样残民以逞的统治者，历史上无出其右，恐怕也不会有来者。我们将期待着国家的改变。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这是古老中国农业运作的规律。76年的九月九，中国的老百姓多少也收获了一点点希望。

读《命运的祭坛》

金昌闾

“抚着这条条伤痕，处处伤疤，我强压怒火挣扎在无底深渊！”有人性的人能不发出“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感叹！

“《祭坛》上控诉了炼狱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悲愤满腔！”稍有血性的人，能不为之震撼！

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跨越二十多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故事！含冤负屈的“右派”，一年到头，从早到晚，在饥饿、苦役、酷刑的交替折磨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长达4年之久！关汉卿的“窦娥冤”，德国法西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幕幕人间惨剧，从尘封的记忆里不绝如缕，再次在脑海里翻腾，心灵中汹涌！

八百受难者（含少数盗窃、流氓分子），以身殉道者十之三四；虎口余生者无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殃及父母兄弟，祸延妻子儿女。号称人类发祥地的元谋，小磨山上野狼饱餐后的尸骨铸成了元凶帮凶的耻辱柱，三百多炎黄子孙、民族精英、第一生产力科技载体的优秀知识分子，冤沉海底，“扩大化”三字，“改正”一说，何以慰忠魂，服天下，平民愤，谢后世！

在新民农场这座炼狱里，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不如战犯，不如战俘，不如汉奸，不如盗贼，不如鸡犬，不如蝼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在命运的祭坛上，冤魂诉说着，这是因为：

民主遭强奸，法制被践踏，人性受扭曲！

在命运的祭坛上，冤魂在呼唤：

回来吧，民主！回来吧，法制！回来吧，人性！

在命运的祭坛上，冤魂们慷慨悲歌：

如果我们的血泪、呻吟、祈祷，能惊醒和激励历代领导人，高举“民主，法制，科学”的大纛，祭起“以人为本”的宝镜，挥舞“真善美”的利剑，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实践中而不是图画中，树范而不是作秀，书历史而不是写庚辞，能真正“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广大人民利益为宗旨”的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奠定中华民族富强、炎黄子孙幸福的根基，那么我们的死就重于泰山，死得其所，虽死犹荣，虽死犹生，自当含笑九泉。

新民农场的英灵们，深深感谢你们：用丹心和碧血，正气和傲骨，谱写了这部痛史、恨史和壮烈史！

据哲人和科学家考证：人类由野兽进化而来，遗传基因有人性和兽性两面，这就辨析了“人之初”性善性恶之争。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经受着“阶级斗争”和“八荣八耻”的考验，于是新民农场有了“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优秀共产党员、人性代表，老场长任喜明！也有了“虺蜴为心、豺狼成性”，恶魔贡茂福、龚琼芬夫妇；就是牛头马面中也分化为尚有人性的、稍有人性的、偶有人性的和丧失人性的……。

八百名“老右”和“准右”中，有大学教授、抗敌英雄、机关骨干、优秀园丁、白衣天使、科技才俊、执法楷模……；有工商业者、小商小贩、售货员、保姆、木匠、铁匠、炊事员，仓管员，话务员、中学生，甚至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奶、十来岁的少年、七八岁的哑巴儿童，……，荒唐至极！

惨绝人寰，残无人道，衣冠禽兽……一切描绘人间凶残丑恶的成语，都可以到新民农场找到。

在血和火的洗礼中，正义的化身闪闪发光！

这里有宁死不屈，宁折不弯，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难友的硬骨头刘世显、阮志雄、鲁正棋、张奇峰、祝英豪、孙家信、陈楚涛……；有镣铐加身横眉冷对义不屈辱的节烈女杰王道芳、窦宗芝、李镁、杨作梅、何琴诗……；有身处绝境，朝不保夕，却仁心仁术冒死抢救难友的白衣天使王绍淑，济世良医贾应祥……；有长途跋涉探望苦难中的儿女，宁可饿死累死，也不吃随身携带的糯米、蜂蜜的白发老母；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二十年，侍奉公婆，抚育儿女，直至青丝苍苍红颜老去才迎回苦难中的丈夫而无怨无悔的伟大的中国女性；有明辨忠奸善恶，同情尊敬“老右”，雪中送炭，甚至冒蹲监狱的危险，舍生救人的农民兄弟！

新一代“焚书坑儒”——反右运动的恶果，首先是严重破坏了民主法制，封杀了时代号角的知识分子的呐喊。从此舆论一律，鸦鹊无声，党的八大三中全会上发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异化；庐山会议由反左向反“右倾”的悲剧性转化；导致饿殍数千万的“大跃进神话”；党的领导人一再神化为金口玉言的九五之尊，终于酿成伟大中华民族孕育的五千年优秀文化几近毁灭的十年动乱的空前浩劫！真所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未尽”。痛定思痛，幸而新一代领导人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三讲”，要当好“三个代表”，要明辨“八类荣辱”，要坚持“两为”，要“以人为本”，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广大人民为之振奋，对祖国前途满怀信心。

历史在这里沉思。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满足于消灭封建所有制，却淡忘了继承五四传统“打倒孔家店”以挖掉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命根子——皇权思想！于是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曾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不世之功的“一代天骄”，自封为“秦始皇加马克思”，君临天下，独断生杀予夺之大权。他到底色厉内荏，历史无情，“四个伟大”和“三忠于”“四无限”，贻为笑柄！有识之士惋惜他的悲剧：“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这场民族灾难、书生浩劫中，“生旦净末丑，黑白棕黄红”，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真善美与假恶丑，人性与兽性，展开了激烈搏斗；革命先辈李锐直面反右斗争中不光彩的嘴脸：“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为事业造成长时间的损害。”（《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一身正气，百世世流芒的胡耀邦同志剀切陈辞，掷地有声：“……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只能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了，那么剩下来的，则只能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每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个人都要对历史负责。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明荣知耻，是为大勇。”楚雄州始作俑者、州委书记王文玉，“觉迷途而知返”，愧对江东而避不参加州庆；引咎自责，亡羊补牢，因而受到谅解，重获尊重。但是，极少数死不悔改的人，妄图用“我也是漏网的”来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实在可笑可怜！法西斯屠夫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杀你，我要被军法从事，迫于形势啊！”于是，只有希特勒、天皇、蒋介石……要对罪恶负责，其它人都无罪无错，都应宽厚对待。否则，就是有不平者说几句不伤皮肉，无害高官厚禄的公道话，也是“刻薄”了，“太过份”了，“耿耿于怀”了！纸写的谎言、权威的封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在这场悲剧中曾经多少起过负面作用的人，除去丧失人性唯存兽性的外，都难免灵魂的拷问，良心的谴责！别人可以原谅你，你能心安理得吗？难道你不怕一旦风云突变，妖雾重来，“祖龙再世，荡平六合；女皇还魂，横扫一切”，“反右阳谋，批资炮打”的悲剧重演，坑害国家人民坑害子孙后代吗？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宜粗不宜细”吗？国家元首刘少奇临终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然，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曾信誓旦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小女生成大右派追求民主志不改

——林希翎和她的追随者们

俞梅荪

2007年6月6日
，我随几位右派前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反右派运动50周年国际会议”。我们刚抵杜勒斯机场，得知林希翎将从法国来，大家为之一振，在机场恭候。两小时后，见到林希翎坐在轮椅上被同行者推出来，众人立刻围上去问候。她哮喘不止，身体很虚弱，说不了几句话。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高空时心跳气短，受到特护而吸氧，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

五十年的反思与呐喊

随后两天的会议期间，林希翎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她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步履矫健，会上演讲言简意赅，论述深刻，博得阵阵掌声。会下交流时，她取出一个厚厚大本，请人题词留言，其真诚的神态尤如青年学生向名人求字。数年来，刘宾雁、方励之、严家其等许多人的留言，密密麻麻写了大半本。6月7日早餐后，姚监复（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题词：“向五七运动的青年领袖学习，致敬！你的名字将留在中国争民主的历史中！祝健康、平安、幸福、成功！”当她要我留言时，我一时无措，诚惶诚恐地写下：向您学习致敬！

在闭幕式上，林希翎站起来，声音哽咽地说，大家年事已高，今宵离别后，难以再相见！与会者无不动情，难舍难分，在座的右派老人有20来位。

6月底，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反右研讨会上，我又见到林希翎。她的风采依然，受到与会者的尊敬和爱戴。

在这两个会议上，林希翎在“反右派斗争后中国青年一代精神素质退化”的发言中指出：反右派运动所造成深重的历史悲剧和后果是：

——反右派运动丧心病狂地摧残老中青三代精英，尤其是青年人才，致使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即刻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传断代；

——反右派运动的政治高压使“谎言政治”成为主流，如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的“以身作则”，给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造成民族精神素质的退化；

——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使在1957年涌现出许多宝贵的民主思想，未被传承，更使后来的民主进步思潮无法超越1957年的水准。

年轻时的粉丝

会议结束后，一位与会的洛杉矶市民常来旅馆陪林希翎活动，并为她的后续住宿费买单。这位长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957年24岁，单身，是上海话剧团演员。在单位组织批判林希翎的会议上，剧团负责人说，林希翎这个女孩很坏很反动，没人要，嫁不出去。他反驳说：“我就想要，还要不着呢，她不一定能看上我。”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饱经磨难。听说林希翎在某市，他慕名前往探望。后来他出国谋生，定居洛杉矶，曾在福特总统家当过管家。这回是第三次与林见面，要尽地主之谊。林希翎在一旁，感慨不已。

我被这段真情执着而感动，要为他俩拍张合影。他不好意思地推说不必，林希翎笑盈盈地同意了。在拍照时，他神色紧张，手足无措。我鼓励他应该大胆地搂一回梦中情人。林希翎大方地站在他身边，他鼓起勇气，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两人幸福地笑了。我拍下这一难得的瞬间，这是他俩唯一的单独合影。在我拍摄的一些会议场景里，他总是悄然在林的身旁。

在闭幕的晚餐会上，林希翎提到50年前事。杜高站起来讲述：1957年夏，我26岁单身，在中国文联创作室工作，单位组织我们看反右派运动的系列纪录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全国放映），第一集专门批判林希翎等学生右派分子。当看到头载军帽，扎两个小辫子的林希翎时，我对身旁的同事说：“林希翎长得很好，很可爱。”不料次日，这位同事贴出大字报揭发我赞美右派分子，又被《文艺报》报道，我被广泛批判。当时林希翎看到报道。1979年，我的右派分子被改正，结束劳改生涯回到北京原单位，当时林希翎正为右派改正之事在北京奔走，慕名找到刘宾雁和我帮忙，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回是第二次与林见面。（杜高，1942年参加抗日，1980年以后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等。）

上世纪70年代林希翎曾有一次婚姻，育有两子，次子因精神抑郁症而自杀。80年代初离异，在法国长期靠救济金生活。她一直对爱情有着追求，前后爱上过才华横溢或身份特殊的男士，都因命运作弄，有情人未能成眷属。

“不予改正”的结论

1979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内参资料》刊载《为林希翎冤案呼吁》文，胡耀邦立即批示：“改正有利。”中组部有人致信邓颖超，要求为林希翎改正平反，邓颖超把此信转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批示：“拟以改正有利。”同时，胡耀邦收到林希翎的来信，请中宣部干部代为会见并转达批语：“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一切使林希翎深受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杨校长找林谈话，林连坐牢都坚持拒不认罪，此时就更拒不认错了；7月4日校党委的《复查结论》说：“……林希翎（1957年）的这些言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些年来又一直不认错，坚持其原来的立场和观点。……用1957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这使林成为唯一没有被改正的北京学生右派分子。

林希翎因其反革命罪服刑15年，而向原审法院提起申诉。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驳回申诉，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动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

在美国定居而专程前来洛杉矶陪伴照顾林希翎的云起女士

，其父李逸三（曾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人民大学纪检委书记）为林的右派改正问题努力奔走多年未果，李在95岁去世前留下遗言：“林希翎如不改正平反，我的骨灰不入土。”

牵连者不计其数

1980年6月，林希翎在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的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170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这封万言信发出后杳无音讯。

因林希翎的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的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紘（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及林的未婚夫曹治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均成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蓝成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要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和赞赏，吉成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两条人命……

林希翎生于1935年，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7年21岁为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六次演讲中，她第一个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她认为，胡风是否有罪，在举证和审判之前，毛泽东就著文钦定胡风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违反司法“程序正义”原则（“反革命”在当时是刑事大罪）。这在当时振聋发聩，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定为“学生右派领袖”，因不认罪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她在狱中坚持不认罪，是至今“不予改正”的几位大右派之一。1983年起，到法国高等研究院当研究员。

当年，林希翎的反专制、反独裁的讲演，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早在1956年，胡耀邦曾与20岁的林希翎长谈，称其为是自己所见到的“最勇敢最有才华的女青年”。如今，她深受反右派运动之苦，对其危害的剖析极为深刻，使我深受启发。近来，我一直牵挂着病危中的林希翎，她那热情洋溢，充满理想和信念，青春焕发的身影总是浮现在眼前，激励和感召着我在艰难中前行。

尽管林希翎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74岁离世仍使我意外。毕生为追求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而饱受磨难，在建国60大庆的前夕悄然去世。她用生命终结对专制统治做最后的控诉。

林希翎等右派的遗愿

在2007年反右派运动50周年的日子里，3月2日

，由61位右派老人发起，数百位右派老人签名联署，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2年的工资并赔偿损失，允许人们反思和总结历史教训；4月6日，30多位右派老人聚会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并反思与维权；5月12日，18位右派老人聚会谴责反人道、反文明的《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1957年6月8日）；7月2日，在林希翎的倡议下，一些右派老人和志愿者在洛杉矶成立“反右索赔委员会”；10月14日，三位老人代表两千位联署右派老人，再次上书中共召开的“十七大”，重申维权要求……。

三年来，不仅杳无音讯，参与者还受到各种打压。这些靠信念支撑的反右派运动的幸存者们，为还原历史真相，讨回公道而坚强的活着，在苦苦期盼中不断失望，接连有人带着永远的遗憾辞世了。

2009年初以来，刘衡（1939年参加中共，1941年到延安，《人民日报》记者）、汪岗（1943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作战，1945年参加中共和刘邓大军，《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主任）和林希翎，这三位坚持拒不认罪的右派前辈相继去世。家父惨死于反右派运动，三位前辈的忘年之交促我成长，他们的离去，使我尤如失去父母般的沉痛。

人们的悼念

10月18日

，林希翎追思会在北京召开，不少右派老人事先被当局劝阻前往，仍有50多位耄耋老人和中青年共约120多人到会。餐馆停电，大家在黑暗中仍坚持聚会，深情缅怀追思。其中有当年和林希翎一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十来位同学，全国政协的文史专业人员，文教、新闻和法律等各界人士，还有林希翎当年的战友（现为将军）等。

【附件一】

1957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判林希翎的三则报道

1，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学生会“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在校同学6701人签名）。标题是《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号召，全国的同学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六千七百多名同学签名宣誓：我们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该信称，人民大学的学生程海果（林希翎）来我校进行了一次造谣诬蔑的煽动，引起我们极大的愤慨，当场遭到了猛烈的反击。

2，1957年6月30日新华社记者郑伯亚、丁宝芳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该长篇报道的各段落小标题是：受骗者的觉醒、第一阵歪风、全部货色、不同的反应、准备反击、彻底打垮、完全孤立、揭穿底子、值得警惕。摘要如下：

◆在一次辩论会上，曾经在青岛市公安机关工作的雷凡问林希翎：“你为反革命喊冤，你为什么不听听群众的声音呢！”林希翎竟然狡诈地说：“如果全国的公安机关都是这样，那天下就太平了。”同学们要林希翎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林希翎拉长着声调说：“一定要我说，我也会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是她立刻轻蔑地补充：“这不过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公式。”

◆林希翎攻击说公正话的卢郁文是“小丑”，她还诬蔑目前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是“党内新右派”“现行三害分子”向反“三害”积极分子的进攻。

◆林希翎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论点。27日，还在偷听共青团员们开会的情况，并写了大字报，谩骂在辩论会上驳她的反动言论的人用“无耻的低能的手段”对她“进行陷害”。

3，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文：目前，林希翎这个阴险的右派分子的面目，已赤裸裸的暴露在广大学生的面前。她已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附件二】

1959年林希翎反革命罪的判决书（摘要）：

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如下：1956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对被告进行了批评之后，被告即借此展开活动，书写所谓《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印了200份在全国各地广为散发，文中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对学校的党组织进行恶毒的污蔑与攻击，因而使党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

1957年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以为时机已到，即积极进行活动，于同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学公开作反动演讲两次，继而又在人民大学的多次辩论会上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主要的是：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有“阴暗的一面”、“三害与现存制度有关”，辱骂我党“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污蔑我党说“党内有一大批混蛋”，并污蔑说“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民主是瞪眼说瞎话，民主党派是点缀”，我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主义”，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此外，还对我国的各项政策法令及历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攻击与诽谤，还大肆谩骂党和国家的领袖。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大胆向党进攻，公然煽动说：“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叫嚣“要行动起来’，进行所谓‘彻底革命”，号召和煽动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据此，林希翎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363

友谊回声：

难友 缪光谦：

许多人们不理解，我为什么78岁才有了外孙。因为我在57年给文汇报写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劳动教养12年；在1971年林副主席逃跑时，我说“毛主席众叛亲离啦”，结果又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住满7年监狱后，79年才给平反。没有死在监狱里，所以51岁才有了女儿，78岁才有了外孙。今天，请把我的“快乐”传给我所有的难友，看看我的外孙孙在美国过着多么幸福的童年

浙江难友张允若《往事微痕》编辑部：

本人有个建议： “右派”称号是当年专制体制强加的，这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年的所谓右派，实际上是民主派、改革派、推动历史

前进的左派。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文章作了阐述。因此，我们的刊物、

丛书以及所有文章中，对此都应有正确的处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右派

二字上加引号，写成“右派”、或所谓“右派”。我们决不能自称右派，

因为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是右派；如果我们自称为右派，那也就不需要改

正或平反了，不需要谈什么冤假错案依法索赔了。这一点烦请转告刊物、

丛书编者以及诸位作者，我想大家是会同意的。

昆明市马鹤鸣：

解放前，曾有个对地下党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两年前有人揭秘，解放后，又有一个对全国地下党的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它的来历是康生向毛报告，说南京、福建、广西、云南等许多地方的地下党员，家里有钱才读得起书，成份复杂，组织不纯，请示毛如何处置？毛就批示了这16个字。它是解放后一系列压制、迫害党内外知识人的重要依据和历史见证。丁群编写的《扛起地狱的闸门》，写了20多个被这样迫害的人。其中有袁永熙、陈琏、朱成学、黄旭华、陈修良……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被“逐步淘汰”的人。云南1952年才执行后16字方针，我本是“边纵”部队的教导员、编辑，正营级，宣布“定级”（降级是处分，无错不能处分，便用“定级”一词）为正排，无端降了4级。派我去速成中学（实为小学）扫盲。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方国瑜叫我回云大开课，当讲师，但部队不准我走，这是“就地消化”，画地为牢……我钻研教育学和心理学，论证“非学龄”无法“速成”，1957年自然被打为右派，入另册当贱民21年。在苦役中，我曾几死者三次，侥幸活了下来。后16字方针是用心狠毒的卸磨杀驴。已出版的中共党史，没有如实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更没有对后一个16字方针加以记述和评价。用谎言代替历史真实，谈什么科学发展观？

昆明市官南路锦苑花园45-3-101（650228）

广东省梅州市蓝擎天（梅州市直老干部中心离休干部）：

陶铸在广东执政十多年，一言九鼎，生杀予夺，是广东推行极“左”路线的“南天王”，曾以反“地方主义”和“反右”运动，把解放前在闽粤赣老苏区出生入死坚持游击根据地二十多年的老同志整倒。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毁了数以万计知识分子优秀人才。兴宁、梅县的首任县长、县委书记、专员无一幸免……接着推行公社化大跃进运动，造成三年大饥荒，广东饿死六十五万七千人……

现已九十高龄的姚安同志就蒙冤受屈二十二年，历尽磨难，直到1979年始获复查平反，还其清白，恢复原政治待遇，任梅县政协副主席。他离休后以诗抒怀，选编成《永锡楼吟草》。诗人缅怀方方、古老、冯将军等南方分局党的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建国前二十年红旗不倒，建国后倒在自己人手里。诗集中有一首《怒斥陶铸》：

小人当道弄专权，煮豆燃萁起恶烟，

二万忠良遭陷害，怨声直上九重天。

不能让惨痛历史重演，唯有实行民主宪政，建设公民社会，保障公民权利，还政于民，构建胡主席温总理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广东梅州市黄塘路东6巷6号3楼（514031）

秦皇岛市萧书常：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上三年级，以六条诬陷不实之词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下放西郊农场劳动。后又转到东郊顺义白庙农场。

在农场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什么农活都干过，大冬天扛石头修水库，顶风冒雨割草喂牛，大跃进深翻土地一米半，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只睡五个小时……

58年夏接法院传票，老家妻子要与我离婚，我签字同意，接着六旬老母病倒，无人照料，我赶回去，欠费送医院，手术后感染，不久便去世了。61年春，我等17名同学解除劳动考察，改为学习考察，回师大生物系三年级插班（并未摘帽）。63年夏，修完五年本科，党委派校保卫科长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反动活动，对毛主席等人有什么看法？我不知所措，只好说我国没有民主、自由，毛主席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

就这样，我又成了反动学生。再挨批判，留生物园劳动。后又去各处农场劳动、挨整……72年4月，师大文革结束，生物系工宣队叫我做了一次认罪检查，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宁夏一所农村中学工作。由于错划右派，我先后两次共12年下放农村，不给工资，只给生活费，妻离母丧。要求国家赔偿我12年的人身、精神、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30万元。

河北秦皇岛市南戴河前进路6号河北外院（066311）

湖南岳阳易迎祥：读铁流《五十年前的反右与五十年后的<往事微痕>》有感：

建国60周年，就该有60年的历史，加上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年”，也无法销毁前30年国破家败人亡的惨痛景象。30年不能石沉大海，不能人间蒸发，不能成为历史空白……冲出了阴谋阳谋重重包围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有斗争经验了。无论是先走了的还是幸存的，正气长留在世间。我们有信心也有耐心等待还原历史真面目的那一天，历史是不会倒退的。

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屈原管理区营田镇尚林小区29号楼（414418）

广东吴川黄志豪：

我不是难友，但对难友十分同情，对反右的做法十分愤慨。

为吸取教训，贯彻改革开放和人权民主，刊物除寄难友外，如有条件，应扩大发行，最好能寄中央高层，这对总结教训，贯彻民主政治将更为有利。

广东吴川市梅东路5巷1号（524500）

常州89叟顾雪雍：《请君判》

人称辉煌六十年，实际黑暗占大半：虐杀百姓近一亿，斗争日日社会乱，知识精英当粪土，蒙冤右派三百万，真话绝迹假话兴，弊政频仍国运衰，“和尚打伞”废法纪，冤假错案数不完，独夫专横又无知，经济凋敝民哀怨，违反科学瞎指挥，大跃进成大破坏，为传王位挟后党，冒名“文革”打内战（注1），功臣宿将表异见，仿效朱明（注2）一一斩，私库财产七千万，领袖堪称第一贪，“三宫六院”随处有，淑女贞妇泪不干，封建专制超前朝，人权尽失民受难。罪行累累难尽述，辉煌黑暗请君判！

【注释】（1）毛曾立遗诏，任江青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洪文为国家主席，张春桥为国务院总理，侄儿毛远新、女总管张玉凤为政治局委员。为实现此传位企图，假借“文化大革命”名义打内战，以消灭反对势力，造成干部人民二千万人死亡。（2）指明朝朱元璋大杀功臣。

上海宋家模：

编者按：宋家模难友受难22年，不仅未获赔偿和补发工资，甚至未完全落实55号文件，没有恢复划右之前的工资。他今年已经88岁，贫病交加，于2009年10月6日艰难地写来一封信，并附《早年历史片断》一文，摘要如下

：

在1957年那场不合法理的“阳谋”运动中，我戴上“右派”帽子，工资削减四分之三，全家老小物质生活降至饥饿线（为了养家糊口，我将所有稍值钱的衣物卖尽后只好去卖血）。22年后政治上虽宣布改正/平反，却未恢复原来工资级别。多年后遇到其它难友才知道55号文件上有此规定，当时的领导却没有告诉我。从08年1月6日起

我先后三次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写报告，请求完整落实（78）55号文件，现在是09年9月，还无人管！我7岁参加工农红军儿童团，19岁奋笔痛击反动派因而被捕，关入国民党监狱受刑、拷打，至今仍留下双腿关节疼痛后遗症。后来又帮民盟做地下革命工作，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人生命运多变，难测。1957年那场灾难我受害之深，若与我在国民党监狱受害相比较，我看，有过之，无不及。要说有何不同的话，我只好说我是在自己人手里受害22年的。在“人迫害人”的方式方法中，我怀疑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最聪明能干的人种？我是民盟的一位老盟员，前天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请求定正落实55号文件。看来不会有什么希望。贪官天天在过年，我们则天天在受贫病煎熬。

8月3日

在家摔了一跤，股骨颈严重骨折，至今不能下床移步，又眼患白内障，无钱遵医嘱做手术，只好等死。贫病交迫，悲痛之余，写下《历史片断》一文，作为遗嘱留给后人评说，在死后追悼会上一伸清白。

上海市淮海中路542弄20号68室（200020）。电话：021-53836320

浙江省温州市黄国藩：

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就像下了十八层地狱。原来的好同事、好邻居都成了陌生人，大家都要明哲保身，免得受牵连。更有甚者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趁机拍马往上爬。面对众人的冷眼和政府的“监督”，我的心冷透了。唯有爱妻对我始终如一。我们从恋爱到结婚，刚刚过了三年甜蜜日子就碰到这样的大灾祸。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我，二十五岁就含冤受屈，过着任人欺凌的苦难日子。不管我的处境多恶劣，政治形势多紧张，她都不在乎。她说：“我相信你的人格，总有一天会还你一个清白，好人总会有好报的。”这话至今还萦绕在我耳际。妻子的谆谆劝慰和殷殷之情，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他的信任与温情，支撑我度过漫长的苦难岁月。

一九五九年元旦前，通知我下放劳动。家庭重担完全落在她一个弱女子身上，要照顾三个孩子和年迈的母亲，还要顶着政治压力拼命工作……。七十年代初妻终于病倒，我东奔西走寻找名医和偏方，亲自采药熬药。做饭洗衣全部家务都包揽在我和孩子身上……。

所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共和国历史上腥风血雨的那一页终于翻了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给我带来了新的政治生命，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一生。如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很孝顺、诚实，家庭和谐美满。更让我想不到的是老汉居然赶上了出国潮。这不，刚从西班牙回来，去探望九十三岁难友戈戚扬医生，他如获至宝似的将《往事微痕》转给我，阅后默然起敬……。最后，令人不解的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二次接到政府红头文件说我“在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没有说错话，特此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但我的工资减为27元整整二十年，至今仍未补发，这能合情合理吗？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洪殿北路洪福巷60弄教工宿舍201室（325000）

花月初：

博先生：您好！在您的支持下，我今年通过电子信箱，拜读了《往事微痕》31－36期和《逝川忆语》丛书。我对同难诸君所遭受的血腥迫害感同身受；我被杜光等前辈出于公心对时弊言之凿凿的针砭、铁流先生为坚持真理的硬骨头精神所震撼！他们为国为民为民族，大义凛然的所思所言所行，堪为楷模，令人敬仰。

我的遭遇，虽然没有《往事微痕》披露的同难诸君那般惨烈，但是一样也被剥夺了人生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以及对社会本来应该有的更多的贡献。

1957年，我是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的学生，当年与《逝川忆语》一样也是以诗取祸的。我在自传《流星雨》中以诗概述了这段往事：“赋《天骂》，文字狱，党即上帝，如何骂得；比《流星》，苍天泪，飞溅似雨，灿烂似血；兴正气，慰同俦，丹心汗青，夫复何求。”今年10月16日，我又以题为《闻上师大校训“厚德、博学、求实、笃中”有感》写了一首诗：“寡德逆行五七年，是非颠倒史无前，莘莘学子归另册，还我青春哪一天！”今天，我想借本刊一角再次大声呐喊：还我青春哪一天！

如果篇幅可容，我还想摘录自传中的一章，倾诉我是怎样被打成极右份子的。 2009.12.5

刘冰：

晓枫你好！得知你去云南的消息，并见到纪念活动的照片，感到你不辞劳苦地奔波，目的是追求一个真理，讨回一个公道。我们相信，虽然险阻重重，但现在毕竟是新世纪了，这个不算奢求的愿望是迟早会实现的！从照片上看，你虽然头发变白但身体硬朗，精神抖擞，相信你定能长寿。发来云南悼念会的活动与讲话都很有义。
那个白布横幅上的字气宇轩昂，有相当的书法功底。对于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横幅以及北京纪念林希翎追思会上的相关物品亦建议予以收。这都是以青春、血淚和生命换來的稀世珍品。《往事微痕》更是以青春、血淚和生命换來的稀世珍品，能被美国收藏已证明其历史价值无法估量。自以为得计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当年的右派会成为其罪恶的见证人、揭露人和掘墓人。由此观之，你和《往事微痕》的义工们功德无量！

另辟《往》文专著亦是很好的主意。由黃河清主编之石天河开篇非同凡响。想来定不断有佳作问世。我有些相关拙文到时再请审处。最近气候无常，切望保重身体！附笔问全家安康！ 09.12.5中午

朱忠康向博绳武和铁流先生问好：

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寄给我的往事微痕材料，每次寄来后，我都会重新整理一遍（因为从电子邮箱中下载后格式和编排都发生了变化），在整理中细细地读，你们就像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扩大了我的视野。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我们这些曾患难过的人记述了即将忘却的记忆。这次出了丛书，更能集中发表一些我们老人们的著作，非常之好。

过去你们曾用刊物印刷发行，遭到当局的没收和封杀，这不仅给你们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个打击，因此发行电子版非常适合，通过每个老人收到之后再转寄给别人，实际上就是等于在发行。不过我总觉得《往事微痕》标题似乎不太确切，我们过去的往事难道是微痕吗？那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往死里整的一场运动，这数百万知识分子都遭到过生死存亡的劫难，绝对不是用“微”字能表达的。而且这个“痕”字与“恨”字谐音，毛泽东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痛恨也是恨之入骨的，绝对不是微恨。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名字改一下，群策群力发挥大家智慧，给五七老人的园地刊物取个好名，我这个建议不知妥不妥当，请你们参考。当然如果为了安全，为了防止当局的封杀，取了这个名字，也是恰当的。 2009年12月2日

河南崔晟：

我没有收到《往事微痕》的30、31、32、33、34集的电子版，特想珍阅珍存，烦请赠发。我现在已经通过朋友，得到每期的复印本，都是AA制复印，是我特珍贵的读物。我在一个读书会上已经公开推荐此读物。时下，13亿民众更多的是为生存和生计而活着，无可厚非。那些既得利益的中产者，与恶魔共舞，我已经失望于这些折服于权贵下乞食的精英们。那些意气风发的指点着江山者，或者演新政的舞台剧，唱红歌或者打黑也好，如果没有真正触及时代之需，痛切现实之弊，我也就冷眼看他们的好戏。但是，对那些所谓的知识群体，在温饱之余，如果都苟且而以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自居活着自慰，这是这个偌大的生物群体的悲怜。好在先生们这几册文字，如冰山下的自燃的点点星火，虽然，一时融化不了庞然的冰川，但是，对于寻找光明和真理的人们，他们即使是可能冻僵于浩瀚的冰野，那么，也无所谓，对于这些追求光明者来说，这微弱的光明，更有可能将启迪这些生命去散发光辉，将启动这些生命去催化为太阳。

诸位高龄师长，迎困窘时局而为，破荒败现实而起，奋然为时代留下招魂的挚切呼唤，为往事留下祭奠的虔诚奉献，不意间，它成为国家不亡之福祉，民魂不灭之冀盼。为当今立言立史，为后来立功立德，国族之望可远测，大道之兴可目睹。

法国玛丽：

铁老：您好！看了您及博老给我寄来的《李曰垓专集》，其中的“草菅人命中的三个孩子”一文后我哭了。以前看“往事微痕”虽也难受，没想到这一次对我的内心重创是用语言也难以形容的。

在网上看到您写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言论及通信自由”及“林希翎追思会”有关当地刁难的经过后我十分愤慨，今天我在此声明——如果他们把您抓起来，我明天就买机票回国陪您蹲监狱。

你不要怕，一切稍有人的良知及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在背后支持您！

我不明白《往事微痕》一个不是东西的竟令他们胆寒，怕是做了太多的丧尽天良的事吧！

“挟天子以令诸候”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逞一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老子》七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终有报。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准没有错误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果政府的思维开明不是光讲党性而不讲人性，就应该举全力支持而不是围追堵截，全面封杀，否则就是民族的罪人。

花340亿全世界宣传，把萝卜包装成人参总不是长久之计，“卑之无甚高论”，国内百姓苦不堪言，生活困苦，几陷绝望，自己的国民都不爱戴，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吗？难道共产党真是那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东隅已逝，桑榆未晚”，往事微痕何罪之有？为了活着的人及子孙后代，更为了那故去的千万冤魂，这个“小东西”一定要办下去，我赞成成立“反右纪念馆”，我捐100欧元或是1000元人民币。

看看中华大地六十年来的人间悲剧，请不要喊什么万岁、万万岁，而更应该喊万死！万死！万万死！

我们要团结，要勇于抗争，我们是人，不是任人宰割的恙羔！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命运由我们自己主宰，因为我们是人！！！

跟您谈一下我来到法国的另外一种感受。

我来到法国四个月能和我老公相遇，是一种缘份，也使我少受不少罪（您可能想像不到很多中国人男女不分混住在一起，脏乱不堪的场面）。

表面上看，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前富裕多了，可以出国留学、旅游。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跑到国外（偷渡）？即使是那些合法身份到国外的人，如以留学讲学，学者身份也要想办法留下来？

还有那些以政治难民身份到国外定居的人，像魏京生、徐文立等有影响的名人可以住在舒适的房子里，而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人靠着外国政府的救济金生活而且偷生的人。

对于这些中国人，外国人是怎么看的呢？

二OO四年我和一位天津姓华的人找一位会讲中文的法国人帮忙翻译一份文件，这位法国人是混血儿，他爸爸是白人，他妈妈是黑人。他曾到北京留学。他对我讲，他现在和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同居，“你们很多中国人都往外跑，都办难民，我们法人国是看不起的，你们中国人没有战争，不像非洲是因为战争才来到国外当难民。”听了这位法国人的话，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人还有没有尊严？我们为什么被人看不起？以前看不起歧视中国人，还有关理由，是因为中国人穷。

现在人家还是看不起他们，到底是为什么？

也许我不工作，有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年来我一直反复思考这些问题，现在我已有了清醒的认知。

如果我们想让世界上的人们看的起，不歧视中国人的话，首先中国人自己要互相尊重，互相当人看，重视生命，人权，讲道德。芬兰赫尔斯基日报记者拜特里·多杀宁（Pwtteri Tuohinen）报导“给穷人一个铜板并不能为杀人犯开脱”。

的确，中国人很多富裕起来了，人们总体来说也有了相对的自由，但是用这些来辩护它对人权的污辱是个愚蠢的借口。给穷人一个铜板并不能为杀人犯开脱。如果这个国家不尊重本国人民的人权，那么这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就不能支撑起社会的进步，没有人权的国家是人民的耻辱。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是谁给丢失的，我们要不要抗争，这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还能在继续这样下去吗？

是到了每个中国人都应彻底反思反省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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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①

双牌行(有序)

自题《双牌行》后(二首)

题《金定强诗集》二首 周明道（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