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文化

《紅樓夢》第一回說：女媧為了補天，就煉成神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這塊石頭於是“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個人得到與眾不同的對待，潛在地被認為是一種不幸。

或許，《紅樓夢》的作者是從《周易》受到了啟發：“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占卜時必須拿出五十根蓍草，真正用得上的是四十九根。不過，《周易》裡這一根特殊的蓍草並沒有不幸的意味，相反，它似乎流溢着神聖性。

從《周易》到《紅樓夢》，個體的特殊性丟失了自己的價值。一部中國文化史，是個性日益喪失價值的歷史。

中國民間有“抓周”的風俗：男性幼兒一周歲生日那天，家長擺出各種各樣的物品，幼兒抓到的第一個物品將預示自己的命運——幼兒抓到的是一本書，他將來就會讀書做官；抓到的是一把算盤，他將來就會做買賣；等等等等。《紅樓夢》裡寫賈寶玉抓到的是脂粉盒，其父賈政氣急敗壞地說：這孩子將來是“好色之徒無疑”。

中國文化對個人命運有特殊的興趣：算命、看相，其目的都是想預知命運。或許，最能讓今天的我們感覺有些道理的是抓周。唯有抓周才有這樣的意味：一個人的命運取決於自己的興趣。一個嬰兒長大後會一往無前地追求真理，這似乎是中國人從來沒有思考過的問題，因為為抓周準備的各種物品中都與“追求真理”無關。

漢語把男子的生殖器叫做“男根”，這是農耕文化基礎上的偉大創造：根只有扎進土壤之中，才能長出幼苗。“男根”這個詞語暗含了“女人是土壤”的意思。《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卻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才是泥土所成。怪不得《紅樓夢》在價值觀上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叛逆者。

把《紅樓夢》裡的榮國府和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貴族世家做一個比較。歐洲大貴族供養文學藝術和科學界的優秀人才，榮國府則豢養了一些清客，清客的職責是諂媚主人；歐洲大貴族家有對外開放的學術沙龍，榮國府則有海棠詩社。總之，歐洲大貴族家是文化精英們的活動中心，榮國府則是一個大家族自娛自樂的地方。

“飲食”和“男女”很早就被認為是人類最基本的追求，在墮落後的中國也被認為是人生最高的追求。

產生於明朝的《金瓶梅》和產生於清朝的《紅樓夢》，到底有什麼根本的不一樣？《金瓶梅》是“男女”的，《紅樓夢》是“飲食”的。這兩部小說的不一樣或許折射出了它們所屬時代的不一樣：明朝是淫蕩的，清朝是貪吃的。

神仙是完美的存在。中國人所理解的神仙似乎都是一些定居者，似乎沒有任何精神生活，他們的日常事務，按照《西遊記》的記載，像太上老君是在用八卦爐煉仙丹，鎮元大仙則是種植人參果樹，總之是一些技術活兒，但他們既然是神仙，為什麼還要追求讓人吃了成為神仙的東西？生活在成仙之前的狀態之中。人類憑本能去創造神仙，神仙被規定成什麼樣子，卻取決於人們的智慧和價值觀。

據說，孔子不對學生談論怪、力、亂、神，這或許是因為：孔子發現，自己聽說到的那些神仙，歸根結底是一些凡夫俗子，對於精神生活沒有價值。

玄奘法師不遠萬里，九死一生，到西天取經，他也因此受到了歷代中國人的景仰。

這暴露了中國文化的問題。

中國文化對真理本身不怎麼感興趣，人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為了達到目的而作出的超常努力。中國人寧可相信自己的兩條腿，也不相信自己的大腦。博學智慧的玄奘法師，為什麼就沒有用二十年的時間，去思考心中的那幾個疑問？

《西遊記》寫孫悟空有“七十二般變化”，能夠隨心所欲地變化成各種事物。但孫悟空鬥不過二郎神，因為二郎神有七十三般變化。勝利者是那些最能隨機應變的人。儒家十分重視的那個“義”，指的就是隨機應變。有人用“原則性不強，靈活性過度”來概括中國文化，直到今天，它的反面仍然被認為是呆板、僵化、不開竅。在中國文化那裡，靈活是最高智慧，也是最高原則，神聖的政治理想也必須無條件地為“與時俱進”讓路。“與時俱進”作為今天的時髦語，是中國人隨機應變地為“隨機應變”取的別名。

中國神話里的玉皇大帝，顯得窩窩囊囊，連夫人都只有王母娘娘這麼一個老太太。這真是太寒酸，不像是天上的老大。另外，這位玉皇大帝只有七個女兒，沒有兒子來繼承王位，父傳子、子傳孫的美夢也就做不下去了。或許，對於玉皇大帝來說，父傳子、子傳孫根本就算不上什麼美夢。這樣的一個玉皇大帝，讓我們想起春秋時期大權旁落的周天子。

“孫悟空大鬧天宮”中的那個天國世界，像是春秋時代的中國，其中的如來佛和觀世音菩薩，像是齊桓公和晉文公等春秋時期的實力派諸侯，威望什麼的，都遠在玉皇大帝之上。

春秋這一歷史時期，在天宮神話的創造者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原本是一隻猴子，有七十二般變化，其實是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成任何東西，包括美女。這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孫悟空平時是以一隻猴子的形象存在，難道它以為猴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動物嗎？

佛教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所謂“本來面目”。

政治生活中的“會議一致通過”現象，意味着一大群人中只有一個長了腦袋，也意味着一大群人共用一顆腦袋。

傳說中的哪吒太子有三頭六臂，如果這三個頭都是功能正常，“一致通過”的現象就難以發生在哪吒太子身上。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這二者是律詩中前後相繼的基本格式。平對仄，仄對平，這是根本要求。但平仄明顯地對應於中國最古老的概念陰陽，這樣，所謂平仄相對也就是男女相合了。

律詩出現之前，盛行的是“宮體詩”，這些詩是色情的。律詩出現之後，中國歷史上寫色情的詩就不多見了。律詩本身潛在地激發人們的性想象。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是產生於明朝的文學經典，都大量描寫了戰爭和暴力，前者描寫的時代是漢末三國，後者描寫的時代是北宋。突出的一點是：《三國演義》裡出現了大批視死如歸的人物，《水滸傳》裡卻沒有，有的只是一味的殘暴或忍讓。或許由此可以說：到了北宋，高貴的精神在中國大地上差不多絕跡了。

中國文學史上有“詩莊詞媚”的說法——詩是莊嚴的，詞是嫵媚可人的。詞又被叫做“長短句”。詩通常是由同樣長度的一些句子組成，這意味着詩內含了排比，詩的莊嚴性源於這些排比產生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或許是：詞的鼎盛時期是北宋。我們似乎有理由這麼說：北宋是中國文化由神聖性轉向世俗性的時期。

楊萬里詩的名篇大多是詼諧的，也就是擬人的、裝瘋賣傻的，充滿了想象力。如果楊萬里之前的中國詩沒有自己悠久的傳統，則楊萬里有可能造成一種強大的傳統。因為有一種悠久的傳統，我們容易對楊萬里產生不滿，總覺得楊萬里把某種原本不屬於詩的東西強行帶進詩中來了。雄壯的、悲傷的、平淡的，似乎只有這些情調才有資格進入詩。

“狐假虎威”是中國著名的寓言。寓言裡的老虎既不是孟加拉虎，也不是西伯利亞虎，而是一隻“中國虎”，也就是體現了中國文化某種價值觀的老虎。其中的狐狸也是如此。老虎和狐狸共有的價值觀是：權力的威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管個人有多麼強大。這正是“官崇拜”傾向。

老虎和狐狸有如此的價值觀，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是中國人。但文化（價值觀）從根本上與文學（寓言）無關。文學蘊含了文化，卻終究會超越一切文化。此寓言的實質是狐狸根據自己和老虎的共識而機智地欺騙了老虎，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根據文化不可能理解文學，我們倒是根據文學可以發現民族文化的種種方面。“民族特色”是藝術家無法擺脫的，提倡“民族特色”只能是一種外行的主張。

《西遊記》寫唐僧按照觀世音菩薩的詭計騙孫悟空戴上了金箍，從此，只要唐僧一念“緊箍咒”，孫悟空就十分痛苦。

這樣的故事讓人感覺奇特。更奇特的或許是：孫悟空從來沒有用“欺騙”去譴責唐僧，唐僧也沒有因為自己的“欺騙”而愧疚。這折射出了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欺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邪惡，它甚至是我們實現美好願望的捷徑。

孔子小時候家境差，所以就成了多才多藝，但孔子似乎沒有研究過醫術。或許，孔子的身體素質並不好，因為《論語》不止一次記載孔子得了重病。如果當初孔子研究過醫術，歷史上的孔子有可能成為宗教家，也未可知。耶穌基督為自己贏得信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為人治病。

孔子生當中國最需要創立偉大宗教的時代，卻被一種日益遭受破壞的偉大傳統吸引，滿足於復興這一傳統，有了孔子，中國歷代有知識的人大多數從根本上拒斥宗教，中國的普通民眾只能陷入各種粗鄙的迷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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