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國文化

一、從容不迫

《易經》講占卦的方法是：準備好五十根蓍草，取出其中的一根放到一旁，實際使用的是那剩下的四十九根。這叫做“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這是一種古意盎然的做法，它與最近兩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這一做法不是開門見山，不是單刀直入，它的實質是反效率主義的，也就是非急功近利的。著名的商鞅為了培養自己在秦國老百姓中的信譽，不惜犧牲公平原則，詭詐地搞出了一個“五十金”的把戲，這個把戲的實質是速成，是急功近利，也就是“從容不迫”的反面。

中國歷史上“孔孟”並稱，孔子和孟子其實體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精神氣質。孔子從容不迫，其人格理想是略微高於小人的君子。對於孟子來說，成為君子不過癮，而是想成為聖人，而且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為“上下與天地同流”的聖人。孟子之學乃是“聖人速成法”。

禪宗被今天的學者稱之為“中國化了的佛教”。這是一種籠統的說法，明確的說法應該是“心浮氣躁化了的佛教”——禪宗的理想是趕快“見性”，一“見性”就立地成佛了。禪宗是一種“快速成佛法”。

一種文化缺少了從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會表現出瘋瘋癲癲。秦國戰士的瘋瘋癲癲體現為殺人殺紅了眼，唐宋禪師們的瘋瘋癲癲體現為古怪離奇的言行，在“超英趕美”的號召之下，“大躍進”時代的中國人的瘋瘋癲癲，則體現為違背常識的一哄而上。今天的中國人表現出來的瘋瘋癲癲大概是無以復加了，但大多數的瘋瘋癲癲最終都指向一點——“效率就是生命”。

莊子似乎渾身上下都透出從容不迫。這十有八九與莊子對宇宙的洞察有關。莊子發現，這個世界是可信賴的，因為萬物都有固定的結構，這就為職業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人通過職業可以謀生，而且得到滿足和自由感——這是“庖丁解牛”故事展示的道理。

二、國旗解

對於國旗，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龐朴先生認為，國旗上的五角星不多也不少，是五個，歸根結底折射出了中國文化對數目字“五”的崇拜。

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五角星本身。它們是一大四小，而且四個小五角星環繞着那個大五角星。大的只能是一個，其他的都只能是小的，更重要的是，這四個小五角星的位置取決於大五角星的位置，其中的三個歪歪扭扭，顯得不穩定，顯得不是那麼舒坦。這或許就是看得見的專制觀念。如果改成一小四大，或者任何其他的結構，中國人大概誰都會感覺彆扭。

另外，五星紅旗上有大和小的對比，還有少和多的對比，對比容易形成心理上的衝擊，是藝術魅力的一個重要源泉。

中國有悠久的專制傳統，又有一部光輝燦爛的藝術史。

三、死亡禁忌

根據《論語》的記載，孔子的學生中，只有以勇敢著稱的子路曾經向孔子請教過死亡問題，而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給搪塞過去了。其他學生對死亡似乎都是漠不關心的。這是不尋常的。如果每一個學生都向孔子請教死亡問題，則孔子怕是難以迴避了。孔子迴避死亡問題，或許是因為孔子把死亡當作純粹的不幸——孔子因為顏淵的死而連聲說“老天滅亡我、老天滅亡我”，不管是什麼人死了，孔子靠近此死者親屬的時候也一律表現出某種悲切之情。

據說，最早的“儒”是專門為他人主持喪事的人，孔子作為儒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卻對死亡如此諱莫如深，而不是見怪不怪，這是奇怪的。

孔子沒有幫助解除死亡意識對中國人的精神壓迫。孔子把死亡當作純粹的不幸，這一點影響到了今天的中國人。或許，中國人是全世界最反對取消死刑的民族，那是因為中國人覺得死刑是最嚴厲的處罰，死亡是中國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痛苦。據有的醫生說，一些七、八十歲的人被告知進入癌症晚期之後，還堅持要賣房子治病。

渲染死亡的可怕，是專制統治所需要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專制統治者最懼怕的是被統治者什麼都不怕，怎樣讓被統治者有所怕就成了統治者必須解決的問題，只是在成功渲染死亡之可怕之後，專制統治者自己似乎也深深地恐懼於死亡了。秦始皇和漢武帝動不動就要殺人，自己又不惜重金追求長生不死之藥。就這樣，被統治者和統治者，在死亡面前，都成了懦夫。專制制度內在需要的，是懦夫，而不是勇士。

四、謙虛

儒家推崇的道德是仁義禮智，卻沒有謙虛的蹤影。主要由儒家塑造的中國文化也就是謙虛美德匱乏的文化。“謙虛使人進步”這樣的說法中，謙虛不是美德，而是被用作某種途徑。沒有對宇宙間那些真正偉大者的洞察，就沒有發自內心的謙虛。謙虛是人們洞察到偉大者之存在時的顫慄，是人們在偉大者的面前感覺到自己的弱小。

孔子自稱得到了天特別賜予的德行，孟子也自我膨脹地吹噓什麼“捨我其誰”。中國歷史上最不咄咄逼人的天才，首先是莊子。這是耐人尋味的。道不僅是造物主，道創造的這個世界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莊子感覺到了道所造萬物是恰到好處的——道賦予短腿給野鴨子，賦予長腿給鶴，改變這些鳥的腿長都只能給這些鳥帶來痛苦。道創造的每一種動物都有獨到的生存本領。

中國網絡上的大量話語體現出了令人恐懼的傲慢、狂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