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国文化

一、从容不迫

《易经》讲占卦的方法是：准备好五十根蓍草，取出其中的一根放到一旁，实际使用的是那剩下的四十九根。这叫做“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这是一种古意盎然的做法，它与最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这一做法不是开门见山，不是单刀直入，它的实质是反效率主义的，也就是非急功近利的。著名的商鞅为了培养自己在秦国老百姓中的信誉，不惜牺牲公平原则，诡诈地搞出了一个“五十金”的把戏，这个把戏的实质是速成，是急功近利，也就是“从容不迫”的反面。

中国历史上“孔孟”并称，孔子和孟子其实体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孔子从容不迫，其人格理想是略微高于小人的君子。对于孟子来说，成为君子不过瘾，而是想成为圣人，而且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成为“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孟子之学乃是“圣人速成法”。

禅宗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中国化了的佛教”。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明确的说法应该是“心浮气躁化了的佛教”——禅宗的理想是赶快“见性”，一“见性”就立地成佛了。禅宗是一种“快速成佛法”。

一种文化缺少了从容不迫，其中的人民就会表现出疯疯癫癫。秦国战士的疯疯癫癫体现为杀人杀红了眼，唐宋禅师们的疯疯癫癫体现为古怪离奇的言行，在“超英赶美”的号召之下，“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人的疯疯癫癫，则体现为违背常识的一哄而上。今天的中国人表现出来的疯疯癫癫大概是无以复加了，但大多数的疯疯癫癫最终都指向一点——“效率就是生命”。

庄子似乎浑身上下都透出从容不迫。这十有八九与庄子对宇宙的洞察有关。庄子发现，这个世界是可信赖的，因为万物都有固定的结构，这就为职业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人通过职业可以谋生，而且得到满足和自由感——这是“庖丁解牛”故事展示的道理。

二、国旗解

对于国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庞朴先生认为，国旗上的五角星不多也不少，是五个，归根结底折射出了中国文化对数目字“五”的崇拜。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个五角星本身。它们是一大四小，而且四个小五角星环绕着那个大五角星。大的只能是一个，其他的都只能是小的，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小五角星的位置取决于大五角星的位置，其中的三个歪歪扭扭，显得不稳定，显得不是那么舒坦。这或许就是看得见的专制观念。如果改成一小四大，或者任何其他的结构，中国人大概谁都会感觉别扭。

另外，五星红旗上有大和小的对比，还有少和多的对比，对比容易形成心理上的冲击，是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中国有悠久的专制传统，又有一部光辉灿烂的艺术史。

三、死亡禁忌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的学生中，只有以勇敢著称的子路曾经向孔子请教过死亡问题，而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给搪塞过去了。其他学生对死亡似乎都是漠不关心的。这是不寻常的。如果每一个学生都向孔子请教死亡问题，则孔子怕是难以回避了。孔子回避死亡问题，或许是因为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孔子因为颜渊的死而连声说“老天灭亡我、老天灭亡我”，不管是什么人死了，孔子靠近此死者亲属的时候也一律表现出某种悲切之情。

据说，最早的“儒”是专门为他人主持丧事的人，孔子作为儒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却对死亡如此讳莫如深，而不是见怪不怪，这是奇怪的。

孔子没有帮助解除死亡意识对中国人的精神压迫。孔子把死亡当作纯粹的不幸，这一点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人。或许，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反对取消死刑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死刑是最严厉的处罚，死亡是中国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痛苦。据有的医生说，一些七、八十岁的人被告知进入癌症晚期之后，还坚持要卖房子治病。

渲染死亡的可怕，是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专制统治者最惧怕的是被统治者什么都不怕，怎样让被统治者有所怕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是在成功渲染死亡之可怕之后，专制统治者自己似乎也深深地恐惧于死亡了。秦始皇和汉武帝动不动就要杀人，自己又不惜重金追求长生不死之药。就这样，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死亡面前，都成了懦夫。专制制度内在需要的，是懦夫，而不是勇士。

四、谦虚

儒家推崇的道德是仁义礼智，却没有谦虚的踪影。主要由儒家塑造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谦虚美德匮乏的文化。“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说法中，谦虚不是美德，而是被用作某种途径。没有对宇宙间那些真正伟大者的洞察，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谦虚。谦虚是人们洞察到伟大者之存在时的颤栗，是人们在伟大者的面前感觉到自己的弱小。

孔子自称得到了天特别赐予的德行，孟子也自我膨胀地吹嘘什么“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最不咄咄逼人的天才，首先是庄子。这是耐人寻味的。道不仅是造物主，道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感觉到了道所造万物是恰到好处的——道赋予短腿给野鸭子，赋予长腿给鹤，改变这些鸟的腿长都只能给这些鸟带来痛苦。道创造的每一种动物都有独到的生存本领。

中国网络上的大量话语体现出了令人恐惧的傲慢、狂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