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17：說說老舍先生

我沒見過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先生。

第一次接觸老舍先生是看了他寫的童話劇《寶船》演出。那時候是一個小屁孩，光顧了看熱鬧。還記得戲中宰相張不三的一句台詞“張不三，三不張，真正是個百寶箱。……”小孩子就喜歡記住這類不三不四的詞，記不住充滿正能量的詞，例如“為了革命事業，同志們衝啊！”

後來聽說文革初期批判老舍先生時，說他寫的這個戲中的皇帝胸前掛着一個裝雞蛋的筐，說一句話就從筐里拿出一個雞蛋，在腦門兒上磕破雞蛋殼，然後一口吞下去，是對三年自然災害時的社會主義的污衊，因為那時大家都吃不飽飯，而皇帝居然還能隨便吃雞蛋！

文革初期動手打人的是中學紅衛兵。66年的中學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還是小學生，正是長身體、饞嘴、吃得多的時候。即便高乾子弟、軍乾子弟那個時候也不可能隨便吃雞蛋，所以他們對這個劇情記憶尤深。

其實這個皇帝也是倒霉催的，想吃雞蛋還得在自己脖子上挎一個裝雞蛋的筐，還得在自己的腦門兒上磕雞蛋殼，要放在現在，應該沒人想當這種皇帝。

接受新中國教育的孩子們缺少了幽默感，看不懂老舍先生的戲。

第二次接觸老舍先生是文革後－－80年代，看了電影《龍鬚溝》，北京人藝演出的話劇《茶館》、《駱駝祥子》，然後找來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先生說他自己喜歡祥子，我喜歡《茶館》、《四世同堂》，人物栩栩如生。

最近在看舒濟編輯的有關老舍先生的回憶錄《老舍和朋友們》，有一些感慨。

回憶錄里講到的民國時的老舍先生有血有肉、有情有義，閉上眼睛，一個活生生的人物站在面前；新中國時的老舍先生的形象乾乾巴巴，似乎整日忙於會議、學習、提高思想認識。

老舍先生是一個作家，作家以寫作為本。在新中國沒有了衣食之虞，老舍先生的作品卻少於民國時所寫，難不成是因為沒有要用稿子換生活費的負擔了？

六十年代時，老舍先生對朋友說，他有三篇長篇小說的構想，但是來不及寫了。最後的《正紅旗下》也只是一個未完成品。

老舍先生的國內朋友的文革後的回憶文章在提到老舍先生的死時都歸之於“四人幫”對老舍先生的迫害。老舍先生死於1966年8月24日，那時還沒有“四人幫”什麼事，連“林彪反黨集團”都沒蹤影，只有紅衛兵在“橫掃舊世界”。老舍先生的死和卞仲耘校長被打死出於同一原因。

還是老舍先生的海外朋友沒有政治忌諱、仗義執言。蘇聯的漢學家費德林在1981年出版的俄文版《老舍選集》的前言裡寫道，“令人萬分悲痛的是，中國人民的天才藝術家老舍竟於1966年在聲名狼藉的、成為中華民族浩劫的‘文化革命’中慘死於紅衛兵之手。”

據說老舍先生在太廟受到紅衛兵毒打後，24日凌晨回到家裡，遭到全家人的橫眉冷對。他在家裡待不下去，走出家門，慢慢地走，走到了太平湖邊，沒有再回去。

在外受到迫害，回家又遭到冷遇，讓人感到天下之大，無立足之地，對生心灰意滅。如果老舍先生的家人那時能給老舍先生一些溫暖，老舍先生也未必會走向絕路－－中國人骨子裡的忍耐性還是極強的，元朝、滿清屠殺了多少中國人，中國人不還是忍耐下來、繼續活着。

不過即使事實如此，也不能苛怪老舍先生的家人，在那個非常時期，夫妻互相揭發、兒女揭發父母的事情時有發生，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着－－應該是動物本能吧。

在讀回憶文章時，突然冒出一個奇葩想法：老舍先生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離開家人從山東到了武漢，那時叫“舍家赴國難”。但是對於舒夫人－－胡挈青女士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一個女人家拉扯着三個孩子－－四歲、兩歲、零歲，兵荒馬亂中，從山東逃到北京，又從北京逃到重慶，想一想都覺得無法想象。不能說老舍先生拋下了家人，但實際情況是老舍先生在家人的逃難過程中沒有幫上什麼忙。難道冥冥中自有定數，三十年前欠的債要三十年後還！？烏鴉嘴，烏鴉嘴，這種事想一想都有罪，哪能說出來呢。

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年）在1970年寫的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壺”中講了這樣一件事：1965年中國的一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老舍先生是團長。在一次歡迎午宴後，大家坐在一起品茶聊天，老舍先生講了一個故事助興：中國以前有一個落魄富翁，把家裡的收藏賣了度日，後來成了乞丐，但有一隻壺始終不肯出手；另一個富翁想要那隻壺，就把乞丐收養了；後來乞丐快死了，富翁以為能拿到那隻壺，不料乞丐在臨死前，把壺扔到院子裡，摔得粉身碎骨。

文革時國內外聯繫不通暢，井上靖聽到是“老舍跳樓而亡”。他在“壺”的結尾寫道：朦朧中看見老舍先生抱着壺跳了樓。

巴金（1904－2005年）在1979年寫的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里也講了這個“壺”的事情，他說他聽到的是另一個版本：乞丐沒有摔破那個壺，而是和富翁共享一個壺，一起沏茶，一直到死。巴金還寫道他在1977年送幾位日本作家上飛機時，特意向井上靖解釋老舍先生沒有抱着壺跳樓－－人雖亡，壺還在，而且很遺憾井上靖堅持認為老舍先生“跳樓壺破人亡”。

巴金也是從民國走過來的老作家，成名之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喚起了多少年輕學子們跳出舊世界的激情。我在讀這三部曲時還時不時地虛虛幻幻地把自己放進去，感覺自已也生活在那個浪漫的年代。

巴金在新中國沒有再寫過一篇長篇小說。

巴金或許沒有理解井上靖的想法，井上靖在文章最後提到的“壺”不是老舍先生講的故事裡的壺，是老舍先生的信念，信念破滅了，人就沒有生機了，所以井上靖堅持認為老舍先生“壺破人亡”。

巴金或許理解了井上靖的想法，但想在外國友人面前為政府挽回影響：中國對老舍先生還是很好的。巴金在文革後成為了政府善待文人的一面旗幟，會有意無意地替政府圓圓面子。

中國的文人並不都是為五斗米折腰之輩，很有一些中國文人，錚錚鐵骨，寧折不彎，不願苟苟且且地做當權者的吹鼓手。

老舍先生站在太平湖邊的最後幾個小時裡都想了什麼？老舍先生自己沒說，沒有人知道。

也許老舍先生想過眾多人想過的一個問題：我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我嗎？

老舍先生見過太多的國民黨的腐敗，他是懷着欣喜的心情走進新中國的，他為這個新政權唱過頌歌，為這個新政權盡了自己的心力，他是真心熱愛這個新政權，認為人民當家做了主人。

文革開始後遭受的暴力、侮辱讓他無法接受。民國時他尚能憑一己之力和政府辯理，怎麼當了主人後反倒變成連祥子都不如、沒有講話的權利的人下人了呢？

他的信念被打得粉碎了。

一個人要有點兒信念，有點兒精神支持，否則不知道活的意義，不知道為什麼要活着。這應該是人和動物的區別。

也許老舍先生想起了從自己筆下走出的人物：拉洋車的祥子，開茶館的王掌柜，實業救國的秦二爺，正人君子的旗人常四爺，住在小羊圈胡同里的齊老爺子、錢默吟，巡警“我”，龍鬚溝邊的程瘋子，在龍鬚溝里淹死的小妞子，……

也許老舍先生什麼也沒想，就是那麼靜靜地坐着，坐到感覺時候到了的時候，站起身，平靜地脫下上衣放在椅背上，將手杖小心地靠在椅邊，抬腳向前走去，“士可殺，不可辱”，……

井上靖雖然是日本人，同道之人，心心相通，“壺”破了，人亡了。

汪曾祺（1920－1997年）1986年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八月驕陽》，寫老舍先生在太平湖邊的最後時刻。小說中三個平頭百姓－－顧止庵、張百順、劉寶利湊在一起談論時事，頗似老舍先生的《茶館》裡結尾處王掌柜、秦二爺、常四爺在一起感嘆世事。作者借劉寶利的嘴說：“我真不明白。這麼個人，舊社會能容得他，怎麼咱這新社會倒容不得他呢？”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長在北京，走南闖北、在外漂泊多年後，亡在北京，也算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