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17：说说老舍先生

我没见过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先生。

第一次接触老舍先生是看了他写的童话剧《宝船》演出。那时候是一个小屁孩，光顾了看热闹。还记得戏中宰相张不三的一句台词“张不三，三不张，真正是个百宝箱。……”小孩子就喜欢记住这类不三不四的词，记不住充满正能量的词，例如“为了革命事业，同志们冲啊！”

后来听说文革初期批判老舍先生时，说他写的这个戏中的皇帝胸前挂着一个装鸡蛋的筐，说一句话就从筐里拿出一个鸡蛋，在脑门儿上磕破鸡蛋壳，然后一口吞下去，是对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社会主义的污蔑，因为那时大家都吃不饱饭，而皇帝居然还能随便吃鸡蛋！

文革初期动手打人的是中学红卫兵。66年的中学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还是小学生，正是长身体、馋嘴、吃得多的时候。即便高干子弟、军干子弟那个时候也不可能随便吃鸡蛋，所以他们对这个剧情记忆尤深。

其实这个皇帝也是倒霉催的，想吃鸡蛋还得在自己脖子上挎一个装鸡蛋的筐，还得在自己的脑门儿上磕鸡蛋壳，要放在现在，应该没人想当这种皇帝。

接受新中国教育的孩子们缺少了幽默感，看不懂老舍先生的戏。

第二次接触老舍先生是文革后－－80年代，看了电影《龙须沟》，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骆驼祥子》，然后找来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先生说他自己喜欢祥子，我喜欢《茶馆》、《四世同堂》，人物栩栩如生。

最近在看舒济编辑的有关老舍先生的回忆录《老舍和朋友们》，有一些感慨。

回忆录里讲到的民国时的老舍先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闭上眼睛，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站在面前；新中国时的老舍先生的形象干干巴巴，似乎整日忙于会议、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老舍先生是一个作家，作家以写作为本。在新中国没有了衣食之虞，老舍先生的作品却少于民国时所写，难不成是因为没有要用稿子换生活费的负担了？

六十年代时，老舍先生对朋友说，他有三篇长篇小说的构想，但是来不及写了。最后的《正红旗下》也只是一个未完成品。

老舍先生的国内朋友的文革后的回忆文章在提到老舍先生的死时都归之于“四人帮”对老舍先生的迫害。老舍先生死于1966年8月24日，那时还没有“四人帮”什么事，连“林彪反党集团”都没踪影，只有红卫兵在“横扫旧世界”。老舍先生的死和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出于同一原因。

还是老舍先生的海外朋友没有政治忌讳、仗义执言。苏联的汉学家费德林在1981年出版的俄文版《老舍选集》的前言里写道，“令人万分悲痛的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艺术家老舍竟于1966年在声名狼藉的、成为中华民族浩劫的‘文化革命’中惨死于红卫兵之手。”

据说老舍先生在太庙受到红卫兵毒打后，24日凌晨回到家里，遭到全家人的横眉冷对。他在家里待不下去，走出家门，慢慢地走，走到了太平湖边，没有再回去。

在外受到迫害，回家又遭到冷遇，让人感到天下之大，无立足之地，对生心灰意灭。如果老舍先生的家人那时能给老舍先生一些温暖，老舍先生也未必会走向绝路－－中国人骨子里的忍耐性还是极强的，元朝、满清屠杀了多少中国人，中国人不还是忍耐下来、继续活着。

不过即使事实如此，也不能苛怪老舍先生的家人，在那个非常时期，夫妻互相揭发、儿女揭发父母的事情时有发生，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着－－应该是动物本能吧。

在读回忆文章时，突然冒出一个奇葩想法：老舍先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开家人从山东到了武汉，那时叫“舍家赴国难”。但是对于舒夫人－－胡挈青女士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个女人家拉扯着三个孩子－－四岁、两岁、零岁，兵荒马乱中，从山东逃到北京，又从北京逃到重庆，想一想都觉得无法想象。不能说老舍先生抛下了家人，但实际情况是老舍先生在家人的逃难过程中没有帮上什么忙。难道冥冥中自有定数，三十年前欠的债要三十年后还！？乌鸦嘴，乌鸦嘴，这种事想一想都有罪，哪能说出来呢。

日本作家井上靖（1907—1991年）在1970年写的纪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壶”中讲了这样一件事：1965年中国的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老舍先生是团长。在一次欢迎午宴后，大家坐在一起品茶聊天，老舍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助兴：中国以前有一个落魄富翁，把家里的收藏卖了度日，后来成了乞丐，但有一只壶始终不肯出手；另一个富翁想要那只壶，就把乞丐收养了；后来乞丐快死了，富翁以为能拿到那只壶，不料乞丐在临死前，把壶扔到院子里，摔得粉身碎骨。

文革时国内外联系不通畅，井上靖听到是“老舍跳楼而亡”。他在“壶”的结尾写道：朦胧中看见老舍先生抱着壶跳了楼。

巴金（1904－2005年）在1979年写的纪念老舍先生的文章里也讲了这个“壶”的事情，他说他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乞丐没有摔破那个壶，而是和富翁共享一个壶，一起沏茶，一直到死。巴金还写道他在1977年送几位日本作家上飞机时，特意向井上靖解释老舍先生没有抱着壶跳楼－－人虽亡，壶还在，而且很遗憾井上靖坚持认为老舍先生“跳楼壶破人亡”。

巴金也是从民国走过来的老作家，成名之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唤起了多少年轻学子们跳出旧世界的激情。我在读这三部曲时还时不时地虚虚幻幻地把自己放进去，感觉自已也生活在那个浪漫的年代。

巴金在新中国没有再写过一篇长篇小说。

巴金或许没有理解井上靖的想法，井上靖在文章最后提到的“壶”不是老舍先生讲的故事里的壶，是老舍先生的信念，信念破灭了，人就没有生机了，所以井上靖坚持认为老舍先生“壶破人亡”。

巴金或许理解了井上靖的想法，但想在外国友人面前为政府挽回影响：中国对老舍先生还是很好的。巴金在文革后成为了政府善待文人的一面旗帜，会有意无意地替政府圆圆面子。

中国的文人并不都是为五斗米折腰之辈，很有一些中国文人，铮铮铁骨，宁折不弯，不愿苟苟且且地做当权者的吹鼓手。

老舍先生站在太平湖边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都想了什么？老舍先生自己没说，没有人知道。

也许老舍先生想过众多人想过的一个问题：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我吗？

老舍先生见过太多的国民党的腐败，他是怀着欣喜的心情走进新中国的，他为这个新政权唱过颂歌，为这个新政权尽了自己的心力，他是真心热爱这个新政权，认为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文革开始后遭受的暴力、侮辱让他无法接受。民国时他尚能凭一己之力和政府辩理，怎么当了主人后反倒变成连祥子都不如、没有讲话的权利的人下人了呢？

他的信念被打得粉碎了。

一个人要有点儿信念，有点儿精神支持，否则不知道活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这应该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也许老舍先生想起了从自己笔下走出的人物：拉洋车的祥子，开茶馆的王掌柜，实业救国的秦二爷，正人君子的旗人常四爷，住在小羊圈胡同里的齐老爷子、钱默吟，巡警“我”，龙须沟边的程疯子，在龙须沟里淹死的小妞子，……

也许老舍先生什么也没想，就是那么静静地坐着，坐到感觉时候到了的时候，站起身，平静地脱下上衣放在椅背上，将手杖小心地靠在椅边，抬脚向前走去，“士可杀，不可辱”，……

井上靖虽然是日本人，同道之人，心心相通，“壶”破了，人亡了。

汪曾祺（1920－1997年）1986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八月骄阳》，写老舍先生在太平湖边的最后时刻。小说中三个平头百姓－－顾止庵、张百顺、刘宝利凑在一起谈论时事，颇似老舍先生的《茶馆》里结尾处王掌柜、秦二爷、常四爷在一起感叹世事。作者借刘宝利的嘴说：“我真不明白。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走南闯北、在外漂泊多年后，亡在北京，也算是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