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語類》的文化學解讀（5）

1、“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說可疑，而不知己說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卷十一）

一個人能夠做到“知他人之說可疑”，這無論如何不應該被理解為是這個人的一種缺點——這需要相當的智力，但因為這個人“不知己說之可疑”，這個“知他人之說可疑”就成了“只知他人之說可疑”，也就是被理解成了一種“病”。

這是所謂“求全責備”。

我們想發現自己學說（觀點）可疑，由於某種深刻的原因而困難重重，由他人來指出我們的可疑可能容易得多，我們何樂而不為呢？是擔心由他人指出我們觀點的可疑而讓我們感覺“沒面子”嗎？因為愛面子，我們放棄對外部力量的利用。

2、“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卷十一）

一般人津津樂道的，是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的故事，作為哲人的朱熹卻能指出：促使張旭悟的，除了“見公孫大娘舞劍器”，還有張旭“學草書”過程中的“專心致志”。但朱熹不是一般哲人，而是中國哲人——朱熹沒有去思考如何才能做到“專心致志”，沒有去思考專心致志何以有助於人們實現“悟”，而是感興趣於“專心致志”的用處，興沖沖地得出了“人做事，須是專一”這樣的結論。

一旦發現了一個事物的用處，中國哲人們的思考差不多也就終止了。實用主義是走向深刻時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