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4）

在我們國家，哲學和美學，這些領域的現實是：指路的人比走路的人多。

“建立什麼什麼學的中國學派”，這是喜歡指路的人為我們指出的康莊大道；“實現古代什麼什麼學的現代轉型”，這是高人們為我們指出的比較具體一些的路子。

指責影視劇《紅樓夢》不忠實於作為文學作品的《紅樓夢》，往往是因為指責者不清楚這兩種藝術形式的差別。

文學作品《紅樓夢》五十四回中，著名的“賈寶玉夜探瀟湘館”故事裡，林黛玉發現自己說話不妥當而羞得滿臉通紅，為了不讓賈寶玉發覺，就假裝咳嗽，伏在桌上咳了起來，書中特別寫了一句話：“寶玉卻不留心”。這句話是神來之筆，讓我們讀者感嘆：美因為種種原因而不能被我們輕而易舉地覺察。

在電視劇《紅樓夢》中，沒有“寶玉卻不留心”這樣的鏡頭。問題是，誰也不可能造出這樣的鏡頭，因為這句話包含了否定詞“不”，不能形成畫面。

文學作品中的精彩之處，大多與“不”有關，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本的時候，這些精彩之處，註定了會被刪除。

一個國家發生了悲慘的事情，人們通過“降半旗”來“致哀”。

能成為一個國家之標誌的，不僅有國旗，還有國徽和國歌。國家發生了悲慘的事件，人們為什麼只想到“降半旗”，而不在國徽和國歌身上打主意？

國徽和國歌，雖然也有象徵性，但主要的是藝術品；國旗則是一種象徵符號，與藝術品不怎麼沾邊。

藝術品有自己固定的含義。旗子給人的感覺則不是固定的，這些不同的感覺，與其說取決於旗子，不如說取決於風。位置越高，風可能就越大，旗子飄揚起來越是強烈，我們觀看的人越是心潮起伏。“降半旗”，意味着原本歡快的心情受到了壓抑。

如果是位置越高風力越小，那麼，就不是“降半旗”，而只能是“升半旗”了。

運動場上的跑道，相對的兩邊要麼是直線，要麼是半圓。直線與半圓交替出現，既克服了單調，又形成了節奏。

跑道是西方神聖文化的產物：夾在兩條平行線和兩個同心半圓之間的跑道，顯得一絲不苟、莊嚴肅穆，我們行走其上，仿佛隨時都在受到神聖者的規範。整個運動場上，只有一個人跑步鍛煉，這個人一旦選擇了某一跑道，那麼，從頭到尾，他無意識地會沿着這條跑道跑下去，不輕易更換。

跑道，是藝術精神與西方神聖文化精神相統一的結果。我們中國文化不缺少藝術精神，但神聖文化是空白。憑着中國文化，即使我們也能發明跑道，但這跑道不會是由兩條平行線夾在中間的跑道。平行線意味着平等，中國古書上經常出現的，卻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之類的話頭。

在西方人所理解的規範之背後，站立着一個神聖者。我們中國人不知神聖者為何物，自然覺得，規範是可笑的東西，只有傻瓜才會遵守規則。

  玉米粒一行又一行地排列在芯上，芯是為了玉米粒而存在。成熟之前，玉米棒子被綠色的葉片層層包裹，不容易被覓食者辨認出來；成熟之後，從玉米棒子身上伸出來的那些深色“鬍鬚”，像是在大聲提醒覓食者：你想要的就在這裡。

《聖經》中提及“智慧果”，人吃了這種果子就變得有智慧。這是一則神話。但玉米棒子稱得起“智慧棒”。玉米棒子的背後，隱藏了駭人聽聞的智慧。

美學還沒有把玉米棒子納入到自己的研究範圍。

這個世界上，既有被公認為“天籟”的詩篇，也有數不勝數的命題作文，這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人們容易以為，優秀詩篇也是一種命題作文，只不過是命題作文中的突出者。

如果世界上沒有命題作文，文學的真理早就不是秘密了。如果世界上從來沒有偉大詩篇，人們就不會那麼熱衷於命題作文了。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中有一段名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

常人以為，詩是人們抒發感情的結果；按照王夫之這裡的說法，優秀的詩是詩人成功地把感情加以放大的結果。

“放大感情”讓我們聯想到“虛張聲勢”。“放大了的感情”不一定勝過“真實的感情”。

按照王夫之的發現，一個詩人想要寫出傑作，他需要在平時把所有的“景”二分為“樂景”和“哀景”；寫作前夕，則需要確定自己的心情是“哀”還是“樂”；優秀作品的創作過程，無非是根據情去選取景的過程。

我們能根據這一創作技巧而搞出傳世詩篇？

王夫之這段話與真理無關，卻算得上名言——它本性上是一首詩：打破常規，就可以讓事物異常鮮明地顯現出自己的本來面目。這是此名言的言外之音。

我們今天還可以想見，這段話從王夫之心底冒出來的時候，王夫之感受到了什麼樣的喜悅。

美學史上那些著名的說法，到底是理論性的還是詩本身，對之加以區分，是今天美學家們的一項任務。本質上是詩的那些名言如果被當作理論，則它們只能是謬誤，經不起分析。

李白是天生的熾熱，杜甫性喜精雕細刻，稱得上平淡的是王維。人類藝術史上，似乎僅僅在中國古人那裡，平淡受到過由衷的讚賞。“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這是蘇東坡的名言，但這與其說是在揭示“平淡”的真相，不如說是在與那些不能欣賞平淡的鑑賞者爭辯，硬要證明平淡屬於絢爛家族，只不過，它不是絢爛家族裡的一般成員，而是其中的第一高度。

最高級的絢爛，仍然是絢爛，就像“純金”只能是金子，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

屬於“平淡”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不通一藝莫談藝”，這是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留給我們的名言。“通一藝”大概指的是能畫畫、能寫詩、能譜曲，等等。

這句名言似是而非。一個三流的“通一藝”者，比起一個從不創作的人，不見得更有美學研究方面的優勢。整個生物世界，都是造物主的藝術品。達爾文用不着在親自創造出一些新物種之後，才去從事生物學研究。

“談藝”所需的唯一前提，是研究者對藝術品的微妙意味有感觸。感知到物種對環境那種奇妙的適應性，是達爾文創立進化論的前提。

唯有八大山人的那些繪畫傑作才能表明：簡潔，的確是一種卓越。在“簡潔”的旗號下，容易導致簡陋。中國歷史上的“文人畫”，大多不是簡潔，是簡陋。

練習書法的人知道，一個漢字筆畫太少，不容易寫得好看。筆畫少的漢字，是簡潔和簡陋的天然分界線：寫得好看了，是簡潔；不好看，是簡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