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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难忘1977年的知青高考
送交者: 文庙 2015年02月18日00:56:27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读书是为了什么?这个古今中外人人明白的话题,在现今许多人的少年时代,却是个异数。初中一年级,我已感受到去农村生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将来。记得那年在一个零下30多度的严冬日子,我与许多同学清晨在马路边站了两个多小时,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一群扛着背包的大哥大姐通过时,我竭力想从他们的脸上找出对未来盼望的心情,可是失望了。大家早已冻僵,挥动着不由自主的小手,却喊不出声音出来。那些匆匆而过远去的背影,把一片孤独和迷茫留了下来。

为了躲避下放到严寒地区,俺后来随爹妈去了南方。初中还未毕业,突然发现班上好几个同学失踪了。 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在离开前悄悄地告诉我,他要参军了。老师装作不知道,但大多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谈论这些事情。可是也有意外的时候。一个平时和我较多谈论学习的同学,突然遇到父亲的去世,他被安排去参军了。 临走时,他眼里滚动着泪水和我告别,显然他不想放弃学校的生活。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些同学的消息。

作为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后代, 我对军营没有神秘感, 更没想过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走向社会。那时候的高中,不停的“开门办学”和搞政治运动, 没有多少文化课。 但我心底里还是向往着一个高中文凭,有啥用却说不出来,这毕竟是文革时期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十多年后,我常为那些离开的同学惋惜,但听说有人后来上了军校。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过早地暴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文革后期,新政策已开始施行。比如家中可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但我没想过留在城里,去广阔天地看一看的诱惑力太大了。高中二年级,在学校安排下我们集体去农村开门办学,睡山沟,走夜路,吃咸菜。与见到的五彩缤纷世界相比,劳累和困苦早已忘在了脑后。那些是至今都让人回味的日子。

那时候还有一个新规定,下乡第一年可获补贴800元, 第二年600元, 第三年400元。在农村的每年最低口粮不少于600斤,这实际上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知青仅下乡几年,这些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告别城市的日子到了。我把所有的中学课本和作业本归类摆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书架上。 老爸看到后,叹了一口气, 我们相视苦笑了一下。我当时想,这些都该是纪念品了。 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父亲的中学读物,它们已经历了从抗战到文革的几十年岁月。

1976年2月16日的早晨,我和一群年轻人被集合在市中心广场。 同几年前看到的欢送场面一样, 戴上了大红花,受到首长们的一一握手问候。当大巴驶离的时候,“生死离别”的场面出现了。 看到许多人, 尤其是女同学和父母抱头痛哭。我暗自庆幸,多亏没让父母来。环顾四周,发现我是全车唯一没有父母陪伴的知青。

大巴到了公社, 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的欢迎。由各级干部陪同,走山路把我们送到了知青点。这时涉世不深的我还不知道,公社已传遍了:“来了一个没父母的知青”。

我们同来的三个人组成了新知青点:一个有三个隔间的茅草房。这是全村最高级的建筑,由村民们集体兴建。 所有村民的草房全是稻草覆盖,而我们用的是稻田边的荒草。后者数量少,防潮防腐, 经久耐用。

傍晚的时候,来到了小南庄。一个比我们大5, 6岁的老知青早已在草房里等待了,他叫我们称他为小王 。包括碗筷在内,所有生活劳动的必需品早已准备好。似乎已了解我们的情况,他开口便说,自已在本大队落户8年了,是县城的初中毕业生。我们的心都咯噔地跳了一下,彼此互望却说不出话来。小王接着说:“今晚是大队要我来的,陪你们度过第一个夜晚”。天黑以后,小王仍在谈他的经历。煤油灯下,可以看到他悲伤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 用现在的词表达,就是负能量满满。 他不停地叹气: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同期来的知青都找到门路离开了。。。折腾了一天,没听他讲完,我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小王已坐在床头。他看着我,满眼疑惑 :“你昨晚睡得很香啊?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不着呢!” 见其他两人没醒,他又追问:“你的父母呢?”记不清楚我的回答了,显然他流露出怀疑的表情。

早饭后,公社“五七”办主任来访。他宣布我为知青点组长,又顺便问起了父母的情况,并突然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送你来?”“他们工作忙,没空”,这是我的回答。我注意到小王吃惊的表情。

我们那间茅草房成了队里开会的地方。 一年后在这间房里,因为各大家族间找不到互相能接受的人选,我被社员选举为生产队会计。 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喘气的机会。那时候乡下也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悠职,但没有关系帮忙,想都别想这些好差事。

其它的知青点,离我们都有几里路。农闲的时候,大家常互相探访。那个和父母抱头痛哭的女生,如今已生活自理。有一天,大队开会,公社书记宣布,这个女生为新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过了一个多月,又宣布她入党了。这个提拔顺序,把大伙笑弯了腰。后来传开这位知青在县里有很强的关系。

在乡下了解外界的方式只有两种:通信和有线广播。每封信要十多天,最后的投递点是大队部。老母亲的来信少不了“安心扎根”这类话。终于有一天,老队长拿着拆开的信, 冲着大伙说:“他要在这儿待一辈子了!”。到了这个时候, 我看得出来, 咱们三个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生已是全队100多老少的负担了。我通知家里不要再来信,这样与外界的连系就仅剩下小喇叭了。那是一根铁丝,连接公社的广播站,它每天会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和放几段样板戏。

77年的秋天,父亲和一位长辈分别来访,通知要高考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我才几岁。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对高考没有明确的感性认识。 大家的心态是一样的, 上大学肯定还是要凭关系,有好的表现和通过政治审查。作为生产队会计,我认为在夏秋双抢和生产结算时离队会影响政审。拖了很长时间,在家人的反复催促下,我匆忙返城,仅带回了所有中学课本(农基和工基)及作业本,没有找到一本可供考试用的书籍。至于各类各样高考参考书的出现,那是1978年及以后的事情了。

回城后得知,文革十年积累的适龄高考青年近3000万。很多地区实行了预考等筛选工作,以减少考场的压力。最后正式上场的仅有570万考生,录取人数约为27万。事实上,全国整体适龄青年中被录取的机会低于1%。相对来说,留城青年有明显的资源和时间优势进行复习,但大多数的下乡知青却面对着更残酷的竟争局面。

在抢收抢种期间, 我们三个人每天都拼到半夜,回茅草房后还要在煤油灯下苦读。仅有几十个夜晚的复习时间, 到了年底,我们三个终于走进了闭卷考试考场。那是从没见过的场景,持枪的民兵把守着每个教室, 严防考题泄露和舞弊现象。

并不漫长的等待,却是人生中的转折点。有一天上午,正在田里干活,公社有线广播开始反复呼叫“考取大学”者的名单。全公社有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知青,大家神经都紧绷起来,社员们也在反复比较各大队的录取人数。听到我的名字后,全生产队欢呼起来,二话不说有人把我推向了去公社的路上。在通往公社的3,4里山路,许多乡民停下农活,指指点点,微笑地向我挥手。那时候周围的乡民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字,毕竟这些知青是外来人,是他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我当然清楚,没有经过政审和体检,不可能确定本科,大专和中专的录取名单。到了公社,才知道要立即去县城报到体检。与此同时,公社召集“老中青”代表在候选人外出时进行政审。几十年后, 我才得知,当时基层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来源于上面的严格督促。这毕竟是文革后举行的第一次高考,尽管各省的考试和招生形式是不同的。

听说高考初选者中,仍有3至5成的淘汰率。虽然是队里的四把手,我还是放心不下政审,便找到了一把手的队长。那个年代,为争取早日脱离农村,很多人找关系,互相拆台的事也不罕见。 老队长拍着胸脯,讲着一口粗话,向我保证:“谁敢政审时乱讲话, 我找他祖宗八代麻烦!。。。”我也要求团支书和妇女队长,记录政审在场人士的发言。 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大家巴不得少一个分口粮的人,只是当着知青面不好意思讲出来。

体检回来后不久,一个平时和我工作上有过冲突的副队长送来了本科录取通知书。看得出来,他喜忧参半,大慨正想着新的会计人选吧? 公社里还有两人分别收到了大专和中专通知书。有意思的是刚上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收到了那份大专通知书。我和书记本来就熟悉,突然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大家嬉皮笑脸口口声声地叫着“书记,书记”,让她很尴尬。这样的结局,大家皆大欢喜。 应无疑问,我和书记有较多的复习时间,都赢得了人生的转折点机会。

在一连串的聚餐之后,我移交了会计工作。正好两年,还是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学校。离开小南庄时,队里的乡亲们抢着帮我挑行李,朝包里塞土特产。 汽车要离开了, 小孩们随着大人在后面追叫着:“会计, 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啊!”远远的, 我突然发现了老知青小王。 他挥动着的双手让我的眼睛凝固了。。。直到今天,我还在为他默默地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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