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所长, 庆熙大学 副教授

当我于1986年刚刚结束台湾交流回到耶鲁时，听说新来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中国文学教授。他就是刚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的安敏成教授。安敏成教授有金色短发，略有腼腆，言谈极少。然而你一旦引出某个话题，他便会瞬间变得非常有激情，话语机敏。他的话非常鼓舞人心，使人感悟颇深。之后我听说他被评为中国研究方面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安敏成教授出版了一本关于鲁迅小说的书：《现实主义的局限性：革命时期的中国小说》，至今我仍将这本书保存在我的书架上。我也常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或借鉴这本书。

当时，孙康宜教授建议我应当尽快拜访安敏成教授。当我走进安敏成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正在读《儒林外史》。我猜《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他最爱的两部古典作品。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是一幢哥特式建筑，安敏成教授的办公室正位于这座建筑的某个拐角处。办公室外面缠绕着常春藤，里面则镶嵌着精美的木质嵌板。办公室里的几面墙都是书架，里面满是中国文学原著和西方文学评论书籍。当时耶鲁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评论界的中心。在耶鲁，最基本的要求是不仅能够读懂中文，还要能明晰的阐述和理解社会、政治、哲学、经济问题。

安敏成教授同我交流时总是热情洋溢。而我也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他希望我的学习能更进一步。

“欢迎你回到耶鲁。我相信你在台湾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很遗憾我们没能更早见面。”

“我在台湾时尽可能多学习中文，”我说道，“回来之后用英文写文章多少有些不适应。”

“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回答说，“不过你必须意识到你并不是中文读者，你也并不希望成为中文读者。如果你广泛应用各种文学工具和手段分析中国文学，一定会做出一番成绩的。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学者编写了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而只有你能够为这个领域带来新气象。”

“我想我已经失去这种能力了，”我说道，“我好像只关心我的中文是否够好，而不是如何解读中文。”

“目前你已回到美国，”他重申道，“是时候从更加独立且深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了。批判那些在传统中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东西，能够使你具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而查阅字典只是解读中文的一个步骤。”

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1986年秋天，安敏成教授曾开设一门关于中国叙述文学体裁的研讨班。我们选读了《史记》、《志怪》、《传奇》、《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或段落，还有许多明清小说。在研讨班的学习使我对中国叙述文学的整体有了立体的认识。我们共同研读的这些故事以及相关解读，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有机会，我愿意重新品读其中许多故事。

我认识到，如果条件允许，安敏成教授的研讨班是一种理想的教学形式。当时我们每周二下午四点聚在一起讨论，班上只有五人。事实上，当时（1987年）我上的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课程就只有四个人，因为东亚语言文学课程对古典中文或日文均有很高的要求，同时需要进行大量的语言强化培训。大多数希望成为银行家或者律师的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个极少数的群体。而同期的东亚研究课程，因为对中文要求不高，吸引了大量的耶鲁学子。

在研讨班学习期间，我们每周会依次报告安敏成教授所按排的阅读资料的解读，还会深入讨论其中难解的复杂段落及其内涵。安敏成教授会引导我们讨论，但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积极参与。我们不仅从文章中学到了知识，同时从安敏成教授身上，以及每一位同学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后来我在韩国任教时，也曾试图采用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很多亚洲的学生似乎还并不适应这种方式。

1987年春天，我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大多数情况下，耶鲁大学都会要求本科生进行一学期的论文项目，其中需要进行强化阅读，以深入解读文章，之后撰写学术论文。我选择了十九世纪沈复的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作为论文的主题。这本书记录了一名文人在动荡不安以及机遇匮乏的年代，如何创造自身的内心世界，我深深为之着迷。人们从中能够感知到文学及其内涵能够在有限的社会中，营造出一个无限的世界。安敏成教授在整个论文的前期阅读和写作阶段，都悉心的指导我，时时强调并提醒我使用西方文学评论的必要——并不是因为这是行文标准，而是因为这能使我的见解和文章与众不同。

当我从耶鲁毕业前往日本深造时，安敏成教授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认为我应出国深造，但是他强调，尽管生活在海外，我们也必须保持美国文人的本质。他建议我在日本学习一年后即尽快回到美国继续学术研究。事实上，最后我在日本度过了六年的时间，这恐怕与他的建议有悖。然而我非常认同回归美国的必要性，最终我也这样做。

我在日本求学期间，时常给安敏成教授写信，向他请教回美国继续学习的建议。从他的回信中，我感受到缜密的思维和深深的关切。我至今仍保存着这些手写信件。

我于1992年夏天回到美国，当时迫切希望能够见到安敏成教授。我刚抵纽约，便开始写信和打电话给他。我每天都打电话到他家，可是听到的只有留言。这使我非常沮丧。

最后我打电话给孙康宜教授，才得知安敏成教授在几天前刚刚过世。当我听到电话答录机的声音时，安敏成教授正躺在医院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那一刻至今仍铭刻在我心中，此后我开始意识到时间的宝贵，同时也意识到安敏成教授对我的厚望。在安敏成教授去世后，我回耶鲁见到了孙康宜教授。我悲痛莫名。

之后，我参加了在耶鲁举办的安敏成教授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见到了他的家人，同时也加深了对他的了解，而这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安敏成教授是一位绅士，同时也是当时肆虐美国各地的艾滋病毒的一名受害者。我们坐在研究生院礼堂前的院子里，聆听那些熟知安敏成教授的人们致辞。我还未来得及进一步深交他们话语中那个对学术研究满怀热情的人，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孙康宜教授将安敏成教授藏书中的几本交给了我。后来她又陆续整理了藏书中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籍，寄了两箱给我。至今我仍然保存着这些书。奇怪的是，在那之后，我感觉在我的研究之路上，安敏成教授彷佛仍然陪伴着我，越过我的肩膀，审视着我的工作。我希望我不令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