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早在高中时期，我周围的同学大多是亚洲人，因此后来当我身处于亚洲人的群体中，并不会觉得陌生，反而十分亲切、自然。这种经历也许同很多研究亚洲的专家非常不同。

在我就读的高中——洛威尔高中，其中有75%的学生是亚裔。其中最多的是华裔，因此我也得以结交很多华裔朋友。当然还有是来自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的朋友。从那时起，我也开始习惯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是白种人。在那之前，我完全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的，亚洲对于我来说仍然很遥远（尽管已经萌发了兴趣），所以对于我来说，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剧变。从某种意义上，我在洛威尔高中的学习正是我亚洲研究之路的开端。

在高中阶段，我有幸遇到了几位特别的老师，他们也为我之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比如李·安妮·托拉克森女士，她曾是我的英文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她一直非常重视学习，而从最近同她的一次通话中，我发现她的这种热情，并没有丝毫减退。当时她给我的写作做了大量的修改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且对我不太理解的阅读也做了大量的解释，引导我进一步理解。她经常给我们阅读任务，比如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要求我们对所读的作品写出详细的评论。之后托拉克森女士会评阅这些评论，并讲解读物中我们不理解的地方。她会从内容（我们的见解）和行文（我们的写作水平）两个方面对我们的评论评分。我们也随着她的这种教学方式，自觉地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即使行文再精美，但内容空洞：或是内容再详实，但行文平淡，都会被认为是糟糕的作品。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与亚洲人相处时感觉很自在，就像与高加索人相处时一样，甚至更为自在。这种心态可以追溯到我高中时期（1979-1983）的经历。洛威尔高中是旧金山最好的公立高中。虽然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热切的期待，现在我却觉得，能够在洛威尔高中学习是一个让我受益终生的机会。洛威尔高中的学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美籍亚裔人，而且主要是华裔。通常我都是整个教室里唯一的高加索人。

我在洛威尔高中遇到的一些中国学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与他们的交谈，像马尔文·陈和丹尼斯·吴这样的学生都表现出惊人的学术专注。但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女孩，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梁。高中以后，我失去了她的联系（虽然我曾一度询问她的下落）。她并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只是在高二的时候，有三个月的时间经常在一起交谈。

克里斯汀和她的菲律宾朋友帕蒂·卡切贝罗在洛威尔高中组成了一个二人组合。在一个渴望受到同伴关注的年龄，所有的学生都精心挑选服饰，注意修剪发型，以便适应周围同学的口味。克里斯汀却毫不在意周围人们的眼光，而是建立了一个完全自我的小世界。她穿着从旧衣服店买来的六十年代的怪衣服。她主要兴趣是寻找奇怪的事物。这种兴趣与她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有关。

克里斯汀总是听我从没有听过的五六十年代的音乐。整个学校都没有人会关心这种老掉牙的音乐。她对迈克尔·杰克逊一点兴趣都没有。总而言之，她是一个极其勇敢，对自己建立起的文化与想法极其自信的女孩。她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克里斯汀跟学校里那些家境优越、能经常参加文化活动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周围每个学生都奉行炫耀身份的游戏规则，克里斯汀对之却视而不见。当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孩子都追着去买圣罗兰牌的裤子时，克里斯汀却只买海特街上旧货店里有趣的服饰。那里的衣服很便宜，但她却很有创意地把衣服搭配起来。她头发很短，戴一副玳瑁边框的圆眼镜。她从不化妆，常常穿开衫毛衣或是旧的工作衬衫。我并不认为克里斯汀比其他学生读书更多，但她却比任何我遇到的学生更能独立地批判和思考。

也许还有跟克里斯汀一样的学生，但我从来没遇到过。在我高中生活的记忆里，她是独一无二的。没人像她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一套价值体系，而不在意去迎合周围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我还记得曾经跟她一起坐下来听老唱片——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詹姆斯·泰勒，吉莱斯皮等人的唱片。

和克里斯汀相处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过了大概六个月，她就不再喜欢和我交谈了。她认为我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学生，满脑子都计划着如何去好大学。但我永远忘不了她的自我判断与定位自身的能力。这件事对一个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许更为容易，但是克里斯汀的家庭背景却完全不同。她完全靠自己来决断，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克里斯汀有一种勇敢创新的精神。此后，她间接地影响了我对亚洲的理解：亚洲不再代表一种在集体主义影响下，大量移民到美国寻求成功的文化。美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亚洲文化中缺乏创新或独创性。对我来说，我从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亚洲形象。其我遇到了许多勇敢的中国人，是他们将我最终带到东亚。

我在高中时期有很多亚洲朋友，包括后来进了好莱坞的苏茜·金，执掌旧金山一家IT公司的丹尼斯·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成员艾米丽·木瑞斯，以及曾创办高中文学杂志、现为西班牙文学教授的玛利亚·包。这些人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个人却认为克里斯汀·梁对我的影响最深远，虽然我与她只有过很短暂的接触，之后便失去联络。这让我介怀多年。

同样在高中，我也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在我的经历中也很重要。迈克尔·马里万是我的好朋友，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当时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对学业非常上心，同时也非常积极的去了解世界。在旁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做些化学实验，有时会出些状况，甚至炸飞过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假装在为小朋友们制作科学栏目，一起制作视频来展示我们所理解的宇宙。在化学老师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科学俱乐部，并吸纳了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身边的世界。总之，我和迈克尔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的另一位朋友约翰·麦克唐纳当时成立了一个天文社，以不断增进天文知识。他用他的望远镜观测行星和群星，偶尔他也会给我们举办一些天文方面的小讲座。约翰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天文学家，目前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偶尔会收到他的来信。至今我仍然记得高中时，同约翰一起在沙滩漫步，谈论我们身边的世界，憧憬着将来我们能够一起奋斗的事业。

不过高中期间，我们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哲学俱乐部。哲学俱乐部的成立也得益于另外几位朋友的帮助，其中包括埃米莉·村濑和史蒂夫·罗史布拉特；前者是一位日裔美国人，目前在旧金山的教育和政治界非常活跃，后者目前是一位人权拥护者。哲学俱乐部组织了很多活动，学生们在课后聚集，辩论和探讨一些深刻的问题。同时我们还组织俱乐部成员进行各种发表，也阅读大量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从某种程度上，哲学俱乐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集体，不过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我们加入哲学俱乐部是因为我们对此深感兴趣，而我们积极探索是因为我们的理想执着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