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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与出版中的现代文学
送交者: 西景 2015年06月08日23:21:5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陈平原说,“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来说,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与大众传媒结盟,不仅是获得发表园地,更深入影响其思维与表达方式”。他虽然用了“很可能”这样的字眼,不过紧跟着的“最重要”透露其判断之确信,为此写的一系列文章是判断之下的一块块基石,如今结集为《“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予我们“束”而观之的契机。

比如报刊之于文体的影响与改造,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的区别自不待言,单说小说这种文体,已然大不同以往。古时的唐传奇因原初有送与座师考察的用意,于是有着曲折婉丽、逞才使气的特点;后来的话本小说,因要于书场招徕听客,以至要设计“扣子”,且听下回分解。

进入现代,报刊登载几乎成为小说面世的首要途径,不仅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以至每一天的章节段落都要“自成起讫”,连鲁迅写《阿Q正传》,于《晨报副刊》连载,也不得不用了顺应报章特点的相应文体,九个章节,各成故事,连缀成篇,固然是杰作,但因报章的影响,却不免亦有枝节处,若能删削一下可能会更凝练。

报刊这一载体,对文体之“干涉”一至如斯。不仅如此,陈平原说,“(其影响)在于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很难再‘十载增删五次’了,而是‘朝甫脱离,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这样的传播方式,对作家的创作不能不构成巨大的影响,仍以《阿Q正传》为例,小说连载几期之后,在京城知识阶层中引起大的反响,许多人怀疑阿Q的故事是否影射自己,鲁迅任职的教育部里的同事也议论纷纷,猜测“巴人”(《阿Q正传》刊发报纸上的署名)为何许人也,浑不知就在身边。这样的登载方式,这样的舆论氛围,虽不会左右鲁迅的深入思考,但对其写作的形态不会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无可置疑。

扩而延之,文学革命、文学流派、文学论战等,尽数以报刊为依托。若没有《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想找到阵地恐怕不会太容易,更不要说胡适、陈独秀会否写《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即便写了,又有什么地方会刊发呢?以后的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为阵地;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为阵地,新月社以《新月杂志》为阵地,是为文学流派与报刊的相辅相成关系。而周作人编辑《语丝》,林语堂编辑《论语》《宇宙风》《人间世》,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施蛰存编辑《现代》等,印证了陈平原所说,“著名的文人学者办杂志、编副刊,不同于职业编辑,在于其有明确的立场与趣味,其选择去取,即便无心,也都大有深意。你态度越是认真,越是自认出于公心,越可能‘排斥异己’”。

关于文学论战,陈平原有一判断,“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绝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论战’。这与报刊文章的容易简化、趋于煽情不无关系。真正的‘辩论’,需要冷静客观,需要条分缕析,而且对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学识智力有较高的要求”。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确实,如《新青年》有钱玄同、刘半农联手制造的“王敬轩事件”即为一极端,日后,鲁迅与陈源的论战,与梁实秋的论战,与太阳社的论战等,少讨论,多意气,用词狠刻,场面火爆,“战”自不虚矣,这恐也为媒体所喜闻乐见也。

林语堂的《论语》杂志为周作人刊发五十自寿诗,并配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友人的和诗,结果引来一通围攻,天南地北嘲骂不断,为一乱纷纷的文坛公案,若无大众媒体这一传播利器,想“扬尘”恐亦扬不起来。而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香港左派杂志刊发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系列文章,严词攻击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不过这次沈从文他们心惊不已却不敢回击,因为心里明白,时代即将地覆天翻,无“商榷”的余地了。

至于出版之影响现代文学,不必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老字号,即使北新书局、良友公司、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等“小店”,无不与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平原选取一例个案进行分析,即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认为编选《大系》乃五四新文化人“自我经典化”的过程,“特点在于兼及‘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史家’的眼光,《大系》缺乏高度;没有‘企业’的管理,《大系》无法成形”。这样的论断是精当的。

而出版现代文学家与学者的全集,自各方面看都是一复杂的问题。从《鲁迅全集》里是否收译作,其讲演稿如何甄别,到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绝应酬书信编入文集,以及许多大家在特殊年代的检讨、交代、批判文章有否必要收入全集,等等。而周作人的全集,人所共知的原因,目前是难以出版的,不过采取一种迂回策略,如陆续出知堂自编文集、集外文、译文集,以及影印日记、收集书信等,也能起到基础的作用罢。

从传媒、出版的角度去研究现代文学,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不过也需要警惕一些问题。在这一点上,陈平原说,“既然选择大众传媒作为研究课题,一般不会固守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对大众文化持过分严厉的批判态度,需要警惕的是,因长期浸淫其中而过于同情,乃至失去必要的判断标准。必须记得,‘大众传媒’既成全,也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拣好的说”。这表明了一位学者审慎而清醒的态度。(转自凯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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