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1） 

前言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人说好得很，是善之善者；有人说坏得很，是洪水猛兽。为什么这样对立？答案就在于这个学说的鲜明的阶级性，它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越喜欢它，资产阶级就越害怕它，总要千方百计把它说得一无是处。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要点归纳为六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对毛主席时代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从这六大要点直观地看出，这个学说的起点是在1956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十大关系》，主要形成时间是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完善和要点的文字化是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67年11月6日上述要点在“两报一刊”发表出来这个时期。

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被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所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成了现今的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一结果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预见性，从而也证明了它的真理性。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越来越频繁的谈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毛主席也遭遇着马克思遭遇过的，甚至遭遇的更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家”们，一些人昨天千方百计地歪曲摧残毛主席的革命学说，今天更已把毛主席的革命学说完全抛弃，却虚心假意把毛主席的旗帜高举得比谁都高，仿佛他们才是毛主席思想的真正继承人，仿佛毛主席缔造和锻炼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就是为了搞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而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另一些人，昨天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摧残毛主席的革命学说，今天则是变本加厉的继续歪曲摧残它，并诬蔑诋毁毛主席所做过的一切，惧怕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完整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学说，把它变成摧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任何假马列主义的物质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号称左派或者无产阶级的人，也在谈论或者“研究”毛主席的革命学说，千方百计把它歪曲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反腐败论。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我们也必须努力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本来面目，让继往开来的将来的革命者，获得最丰富的历史借鉴，获得最可靠的革命真理的指导，建成将来的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开辟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依据

1917年列宁在俄国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终结了，不等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本身也终结了，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还要千方百计巩固他们革命的成果，即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当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我国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诞生。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184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2月，毛主席和几个同志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课本，还未写完就已经向全党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和历史前途。1940年1月，毛主席发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理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的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为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1945年4月，离抗战结束不远了，毛主席写出了《论联合政府》，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要彻底完成各革命阶级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完全地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从而“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态，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将来纲领或者最高纲领：

“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入党的时候，心中就是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代表，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抗日放在第二位，这不符合于我们民族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

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没有一个远大理想的、坚强的、具有战斗力的，而且永远是清醒的革命政党，革命就不会成功，革命就会失败。1949年3月，正是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主席似乎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一些人将有一个懈怠而忘却革命初衷的转变，于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发出告诫。毛主席的告诫在当时是革命者的头脑清醒剂，现在则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耀出背叛革命者的肮脏的灵魂。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毛主席当时发出的推翻蒋家王朝，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的动员令，18年后更成为无产阶级在新时代的造反宣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大街小巷和红卫兵游行队伍中最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许多人如今只大约记得毛主席那次告诫中的“两个务必”，这是不够的，如果丢掉了其前面的内容，“两个务必”势必成为抽象的说教，失掉它的革命性质：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地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判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1871年巴黎公社两个月的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则：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不能只是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49年建立新中国，标志着中国革命走完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最低纲领，“一出长剧的短小的序幕”完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剧必须开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全国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去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为实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开辟道路，准备条件。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特定条件所限，新中国国体采用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得到完全的贯彻。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先天的缺陷。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上包括对敌人的专政方面和对人民的民主方面这两个方面。但所谓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等等，在1949年10月建国的时候，基本都消灭了或者赶跑了，余下的大多数也在建国初的剿匪、1951至1952年的镇反中被基本肃清，残留的只是极少数美蒋特务，他们一般也不敢公开活动了；而所谓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人民的范畴里，那这个由四个阶级组成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其次，新中国并没有完全砸烂国民党旧政权的国家机器，其标志主要包括：1）新中国接纳了大批国民党留下来的官员，他们中一些人是国民党的潜伏人员，是留下来等待国民党再回来时做内应的，即使那些不是潜伏的人员，也都存在着剥削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思想意识。2）接纳了约500万旧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他们只是迫于政治形势而归顺共产党统治，决非是接纳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都没有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他们是看不起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要他们与工人、农民平起平坐，他们感到身价降低了。他们这种阶级的心态，至今还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变本加厉地表现着，一种形式就是吹捧民国多么多么好。3）接管了国民党的很多警察，那些人历来和社会中的三教九流，包括黑社会组织厮混在一起。这三类接纳下来的人员，不少人因为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入了党，甚至当了共产党的干部，混入了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其三，三年内战中大批的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或者投诚，他们被立即改变为解放军而调转枪口对国民党军队作战，解放后这些国民党兵也都一定程度上成为功臣，在共产党的军队获得一定地位，转入地方的也都体面得很，但他们同样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没有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机器的最能体现专政色彩的两大部件，那么，即使不考虑国家干部系统接纳的无数的国民党官员和旧知识分子，单从军队和警察看，新中国就没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此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很浓厚的。

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既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那么搞资本主义就会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搞社会主义革命则要取决于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坚定性、自身的纯洁性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一致性。从以往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看，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很难保持原有的坚定性、纯洁性和稳固的团结，因此，即使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的精彩剧本在前，又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在后，中国革命是否还要继续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还要不要巴黎公社原则，要不要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还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就立即出现了。很多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的一些领袖，一进城就忘掉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更忘掉了革命的初衷，打算躺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刘少奇第一个从党内站出来，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反对对资产阶级开展任何斗争，更反对消灭资产阶级，他 “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共产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进行改造，使其变成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那股党内力量是一股社会主义的异己的力量。

毛主席在建国前就预料到，民主革命胜利可以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毛主席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不得不和刘少奇进行斗争，在1952年就提出并敦促党在1953年确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终归不能代替国家根本大法，所以为了让社会主义改造变得合法，毛主席又亲自带人起草了1954年的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进宪法里，变成了全国各党派共同的工作方向指针，而不再只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政治和经济路线。1954年的宪法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增加一个“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它革命性的地方，起到了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底就基本完成了。这个成就为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大大缩短了这两大改造的时间，至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都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建成，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基本建成。以三大改造完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1956年上半年就初步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1956年，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毛主席几乎是以个人的力量，坚持着人民民主专政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才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发生和完成。现在反观历史，如果当时不是走了互助合作经济，又经过一个时期，最终实现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城市的集体经济与全民经济，我们就不可能从1950年开始，仅仅用了20来年的时间，在完成农业社会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建立起来了完备的、合理布局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的基础和保障，使社会主义中国那时就完全摆脱了被帝国主义重新奴役的危险。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任何其他的革命，而是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个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而制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要求共产党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依据。这个历史依据在1954年又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确定下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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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毛主席创立该学说的政治背景

1，1956年波、匈事件前后的社会思潮

1956年2月，我国三大改造即将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将初步建立，可是，就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起了极大破坏作用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苏共二十大最初的政治影响，按毛主席的说法，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就是说是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不是一点错都没有。这就破除了迷信，各国共产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捅了娄子，就是说，对斯大林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赫鲁晓夫不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商量，搞突然袭击，会搞乱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可能要在世界上造成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苏共二十大长远的破坏作用，回头看则是怎么评估都不为过，因为它犯了方向性错误，错误的本质就是毛主席在1956年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铁托“反斯大林主义”的普拉演讲事件之后评说的“丢刀子”，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使党内党外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掉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判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是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个很危险”。

苏共二十大路线就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但其充分表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这就好比走在一个圆弧上，那分明是一条曲线，刚走几步，却看不出是走在圆弧线上，还以为是走在直线上，再多走几步，才明朗那其实是一条曲线。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赫鲁晓夫兵临华沙城下，比斯大林还老子党主义，而匈牙利事件发生，匈牙利共产党请求苏联红军协助平叛，赫鲁晓夫开始却按兵不动，让匈牙利因为搞资本主义而下台的纳吉再次上台，党和国家发生分裂。在这两个事件上，赫鲁晓夫和他领导的苏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逐渐地暴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1956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最高苏维埃会上，打出了他的“和平纲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大讲“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这也是苏共修正主义的一种外形，使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后来的苏共二十一大路线、二十二大路线，都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和平纲领”路线的延续，这条路线没有因为赫鲁晓夫1964年10月下台而终结，而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扬光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变成所谓的“改革新思维”。这条路线最终彻底葬送了列宁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成果，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分崩离析等等都有直接责任。

苏共二十大的初步情况传回国内后，为了防范不测，毛主席采取了两个重大措施。

第一个重大措施是指示陈伯达写出文章，弥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不利影响，捍卫斯大林所代表的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是陈伯达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和提出的中心思想写出的。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这篇文章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充分肯定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苏共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斯大林的错误，是从哲学高度上用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方法，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从个人感情出发，搞情绪宣泄。

第二个重大措施是在党内发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主动出击，争取有利的局面。为此，毛主席从1956年2月25日苏共20大闭幕到4月11日这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先后和三十多个国家部、局、委的负责人谈话，做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探索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与我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1956年4月25日他在党内所做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这个探索的具体成果。“十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十大矛盾”。毛主席在吸取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的错误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它经常表现为对抗性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它是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对抗性矛盾可能变成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变成对抗性矛盾。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使对抗性的矛盾能够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使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达到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成为日后毛主席处理各项问题的一个方法论指导，贯穿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里，成为他关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波、匈事件事件一出，毛主席觉得早先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够用了，需要再写一篇文章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也写进去。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就开始落实写这篇文章的事，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就是吴冷西、胡乔木他们根据毛主席12月初提出的具体观点组织文字写出的。这篇文章深化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思想，继续从分析世界基本矛盾入手，旗帜鲜明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同时也反击了英美法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舆论工具，借助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之政治错误，发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

反修防修理论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体现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中，尤其是第二篇文章中的思想，标志着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修正主义有所警惕了，已经注意到了防修的问题了。因此这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二篇文章，对于1963年至1964年反修防修的中苏论战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

什么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其总结为五条：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根子是在各国的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虽然还没有国际上那么严重，但已经有发展的趋势，其根子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不断地通过政治工作，使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党员要当群众的榜样，党的干部要当党员群众的榜样，党要当非党（包括民主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榜样，教育别人的人先要接受教育。共产党要搞马列主义、要搞社会主义，那共产党自己是不是马列主义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毛主席非常清楚，共产党要把社会主义搞下去，就非要正人先正己，先把共产党的作风整顿好。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毛主席按照列宁的方法来指导党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洗涤自己，吐苦纳新，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更大的知识分子一同努力，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为此，他提出要来一次党内整风运动。

毛主席号召整风，实际上是毛主席把共产党的革命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了，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却借机闹事。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这样的人，到底说了什么，究竟做了什么，中央是知道的，中央统战工作是起到了作用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央把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公布出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对他们是很不满意的。不否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和毛主席是一致的，因为毛主席提倡了“双百方针”，也赞成说共产党一些人就是不学无术，毛主席还主动倡导批共产党内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在根本方向上，他们却是与毛主席完全相反：毛主席要的是社会主义，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他们的言论，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很容易找到，就是在80年代初写出的高校党史教科书上也不难找到要点，但随着资本主义化的逐步深入，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完全消失了，他们变成了符号，成为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的标签，他们的后人，甚至是非婚生的后人，可以一无所能，单凭他们当年的反社会主义的名望，就可以名利双收。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章诒和、章立凡了，而储安平的后人今年5月，在江苏省委的操作下，把他们的不知所踪的父亲“入土为安”了（搞了个衣冠冢），那么多的政治要人捧场，成为他们父辈反社会主义历史剧在当下的续集。

还有一个叫林希翎的，几十年来也被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塑造为英雄。1956年11月，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表普拉演讲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说“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看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却发现了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地主霸王作风，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要承认林希翎批评的这些东西不少是实际存在的，而且都正是毛主席也在党内批判的东西，是毛主席想要解决的问题，党内整风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社会主义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建立了，但也只是所有制方面是初步建立的，更多的方面，更关键的上层建筑里的东西，还没有触动，封建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消失掉，需要去斗争，需要用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去改造。这正是毛主席要求全党和全社会正在做的事情，他提倡大家都要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共产党自己，包括他自己，都要改造，而林希翎则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民主传统”去改造，好像中国只要第一天搞了资本主义，第二天早晨起来她批判的那些东西就都无影无踪了。这种“幼稚病”共产党在搞民主改革的时候党内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了，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表现。

资产阶级右派借题发挥，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敌视，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不以毛主席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工人、农民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建国初刘少奇等人“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局限性的第一次大暴露，那么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个期间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历史局限性的第二次大暴露。

在这个时期，党在理论工作上，虽然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主要标志，一再强调是走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斯大林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是谈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党包括毛主席在内，很怕得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因为他们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知识和一定的国家管理知识，而这些正是共产党军队出身的干部所不具备的。在1956年八大期间，毛主席说中央已经制定三个五年计划，要培养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就会有很多科学家、工程师。可是，长远的计划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眼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不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大程度上要听人家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所以共产党不但还要那个“民主统一战线”，也不敢把人家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不敢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毛主席1948年就提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敢提了。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利用自己知识文化上的优势，利用宪法上的缺陷（1954年宪法保留着人民民主专政，这决定了它与建国的《共同纲领》还是没有完全划清界限，这是它的致命缺陷），再利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契机，利用“双百方针”带来的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向刚刚建立不久的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

马克思当年的教导（巴黎公社原则）在这里发出了回声：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不能只是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革命的成果就不能最后保住。

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在建国前夕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是极其正确的，所以七届二中全会把它写进了党的决议。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主席自己，那时候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人民民主专政与这个正确的论断是存在相互冲突的，就在建国时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其局限性两次大暴露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大暴露之后，毛主席意识到了他以前对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旧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的认识是过于乐观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还是反对的、抵制的，而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1954年的宪法，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促使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阶级斗争都有了新的认识，让毛主席再次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一次认识上的轮回，但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轮回，不是原地转圈。

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文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文件因为历史的原因还不能立即废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毛主席只好基于新的形势对“人民”的概念做出调整，以使其不与还没有遭到废除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宪法、八大文件相冲突，而又能为反右派提供政策上的依据：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在这里毛主席已经不是像以前简单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划在人民的范围了，而是加了一个 “是否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就是说，这四个阶级中凡是不赞成、不拥护，不按照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是高屋建瓴的，可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却是共产党与社会所有各方妥协的一个产物，也是共产党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妥协的一个产物，因此它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大杂烩。在当时虽然是合适的，却把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推到了后来，正如1954年宪法把1954年就该解决的问题推到后来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敌我不分，一定程度上讲，理论上的根源也在这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理论缺陷之中，而法律上的根源就在于1954年的宪法的致命缺陷，即还是保留着人民民主专政，并把资产阶级当成人民，而使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我矛盾无法在法律上做出分别。文化大革命后的1975年宪法对此采取了革命性措施，把人民民主专政废除，用了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邓小平他们掀翻华国锋夺取中央最高权力之后马上把1975年宪法废除，搞了一个1982年宪法，把人民民主专政又请了回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邓小平他们欺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至今还是连很多号称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人民民主专政叫好，不知道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本质上不同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