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诺奖应该发给谁？

还得拿屠教授说事——屠教授现在太有人气了。

先说屠教授的“三无”。屠教授对“三无”不会不在意，可能不太在意。真正想做研究的科学家，只要有能做研究的条件就心满意足，对其它事情都不会太在意。在这里应该赞一声中国医学院，几任领导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屠教授，没有因屠教授没有政治成绩而对她冷眼、排挤，雪中送炭，而非屠教授得诺奖后的某些人、某些院校的锦上添花。对这样的支持中国科学家的中国的研究机构再多赞几次也不为过。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比什么都重要！

我有一个表哥，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中科院生化所研究新药——“制癌导弹”。别搞错啊，不是引致癌变的导弹，是抑制癌细胞的导弹，类似制导导弹，只往有癌细胞的地方去。

（如果有这种只往需要去的地方的药物就太好了，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最近脚痛，去医院拿了止痛药。吃了几天药后想到一个问题。

第二次去医院时我问大夫：“这药吃了后，胃吸收，然后被运往全身各处吧？”

大夫说：“是。”

我又问：“那能到达我痛的地方的药只占吃下的药的一小点儿吧？”

大夫说：“没错。”

我再问：“有没有只输送到疼痛的地方的药？”

大夫说：“没有。”

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表哥去美国进修了两年。回来时带了一箱样品，准备继续他的研究。回来后的几年里忙这忙那，为经费到处跑，就是没时间忙他的研究。他对我说：我要是再这样，过两年就要被淘汰了。后来他到美国那个一起做研究的教授那里当研究员去了，做得有声有色。

转回来再说屠教授。

屠教授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后，除了中国，誉满全球。如果屠教授在意“三无”，那时移民国外，哪个国家都会欢迎青蒿素的发现者，一次性就解决了“三无”问题。

非院士获得诺奖科学奖不乏前例。

1986年格尔德·宾宁（Gerd Binnig）和海因里希·罗雷尔（Heinrich Rohrer）在IBM公司因研制扫描隧道显微镜（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而获得半个诺奖物理奖时除了物理学家外没有其它头衔。物理学家只是一个称呼，没有任何意义。这两个人把第一台STM装好后，一直没得到一张好图像。有一天，两个人干到深夜，突然扫描图像越来越清晰，终于获得清晰图像了。理由大概是因为深夜时周围的噪音减少了。后来做STM的人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如果得不到好图像，就加几个夜班。

2002年分享诺奖化学奖的日本的岛津制作所的工程师田中耕一是一个“另类”，既非院士，也非科学家，仅有学士学位（这点和屠教授相同），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不做研究工作。让国际科技界、特别是重视论资排辈的日本科技界惊掉下巴。得奖之前没人知道田中耕一是谁。宣布化学奖之后，日本的科学家都在问“谁是田中耕一？”得奖的理由是“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得奖之后，田中耕一毕业的东北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几个有名的大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2003年田中耕一任島津制作所“田中耕一記念质量分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如果中国医学院能建立“屠呦呦青蒿素研究所”，聘请屠教授任第一任所长，屠教授做研究就能更安心了），2006年田中耕一任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中国的两院院士）。

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得诺奖的过程挺有意思。田中耕一和他的同事接受公司分配的工作，研制测定蛋白质重量的分析仪器。一天，试验失败，同事们都走了。田中耕一觉得把失败的样品扔掉挺可惜，就自己用失败的样品继续尝试，由此发现了测试大分子的新方法。但这个新方法没有被正式发表。他后来和一位外国教授谈起此事，教授建议他写一篇论文。田中耕一写了论文并发表在国际杂志上。两个月后，德國的两位化學家米夏埃尔·卡拉斯（Michael Karas）和弗伦茨·希伦坎普（Franz Hillenkamp）发表了更有效的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方法的论文。诺奖评委会说诺奖首重原创性，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们仍然把四分之一个化学奖发给了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幸运的是公司没和他争抢得奖权，虽然有人说他是利用公司的设备才发现了分析新方法。

美籍日裔的中村修二就没有田中耕一的运气好。他虽然因发明蓝色发光二极管（LED）和日本的赤崎勇及天野浩共同获得2014年诺奖物理奖，但早在20世纪末当他还在日本一家小公司——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工作时就发明了LED。日亚化工根据惯例，LED技术专利归公司，奖励中村修二2万日元。2万日元是个什么概念？在日本可以买80公斤非优质大米．若在中国，按现在的兑换率，可以换得1,000元人民币。

中村修二

中村修二一怒之下将自己的雇主日亚化工告上法庭，讨要发明收益。2004年东京一家法院判决日亚化工向中村修二支付200亿日元（1.83亿美元）补偿金，但在二审时这一数字被降至8亿日元。不满这一结果的中村公开呼吁日本研究者移居美国，他自己在1999年加入美籍，现在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日本爱媛大学客座教授。

说说这篇帖子的主要点：在一个研究团队中应该把奖发给谁？

有人说，谁做出来的结果就应该把奖给谁。

所以现在还有人在说青蒿素是集体研究的结晶，不能把诺奖发给屠教授一个人。

其实即使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人们也有专利意识，只不过不用这个词来表述。武侠小说里常有为了争一本“葵花宝典”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人头落地。家传绝技也是传子不传女，恐怕绝技外泄，砸了自己的饭碗。即使炒一个菜，如果是招牌菜，厨师也不容外人进厨房。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信息也是财产的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想法（idea）或点子如同信息源。没有信息源就无从知道原始信息。没有想法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听说前几年国内出现了“点子公司”，把点子卖给客户。国内已经认识到想法或点子也是有价值的了。这种“点子公司”类似于国外的咨询公司。

文革时期中国人没有专利意识，做出青蒿素后，为了救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大公无私地、原原本本地向世界宣布了青蒿素应该怎么制作，能干什么事。自己一点儿利益未收到，国外的制药公司赚得盆满钵溢。文革时说我们这么做是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一点儿错都没有。现在这笔帐应该怎么算呢？会不会国际科技界用了几十年中国的免费专利，不好意思了，给中国半个诺奖，予以精神补偿？

幸好诺奖评选委员会是现在把半个诺奖发给中国，如果发奖是在文革时期，中国政府为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苗头扼杀在襁褓中，很有可能会拒绝这个发给个人的诺奖。那中国就真是与诺贝尔奖擦身而过了。

做过研究的人都知道，在一个研究团队里，由领头人确定研究目标，制定研究方向。团队里的其他人根据领头人的想法使用各种手段去证明想法的正确。具体的实验不需要高瞻远瞩的能力，技术员就能干的活。

所以，在一个研究团队里，研究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领头人的能力。如果指错了方向，这帮人就白忙活了。

听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读博士的学医的中国留学生，前两年一直挺顺利，到第三年时做不下去了，迟迟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后来发现是导师判断错误，给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题目。再换新题目已经来不及如期毕业了，那个留学生退学了。

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研究室里做例行报告，导师说我的结果乱七八糟，搞不明白。我是按照导师的安排做实验，怎么解释实验结果就是导师的事了。我没管这件事，又去做别的实验。两个月后，导师想明白了，对我说这个实验结果是这么这么回事，让我赶紧写一篇文章。后来用这个结果解释了最初的设想。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在农业社会里被重视的是能干的、动手能力强的人。“四两拨千斤”、“画龙点睛”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常被视为妄谈、空想。人们纪念蔡伦是因为蔡伦造出了纸，没有人去关心蔡伦最初是怎么想到要造纸。

这一观念流传到现在。

大约10年前，上海一所大学的一个博士生把自己的导师告上法庭，理由是实验结果是他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专利应该属于他而不是他的导师。这个官司被驳回了。留下的思考是科研成果应该属于谁，是做实验的人还是指导实验的人？这个问题被讨论了好几年大家才有了共识：科研成果应该属于最先有这个想法的人。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已经落后于国际科技界若干年了。在国外的研究室里没有学生和导师争夺研究成果所属权的事情。争的是谁的结果先发表，谁先发表谁就能拿奖。

以“第一”论英雄是国际科学奖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在历届诺贝尔科学奖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提出“测定生物大分子质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的田中耕一，比他晚两个月发明更有效的测定方法的德国化学家米夏埃尔·卡拉斯和弗伦茨·希伦坎普只好望洋兴叹。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首次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两位法国科学家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另一位为“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科学家盖洛（Robert Gallo）则名落孙山。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光纤通信的发明者高锟，而不是后来突破光纤工艺、实现产业化的美国康宁公司与日本仙台大学的学者。

盖洛表示对没有获奖“有点失望，但不很厉害”（I am a little down about it, but not terribly），“我唯一担心的是，此事（没获奖）会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他对蒙塔尼表态肯定他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很高兴看到诺贝尔委员会在拖了很长时间后终于把诺奖给了HIV/AIDS研究领域的科学家。

应该给盖洛点个赞，很绅士嘛。

在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上，该获奖而没有获奖的，盖洛既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大科学时代，一项重要的发现（明），往往是多个研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要把功劳归于少数几个人的名下，总是难以保证完全的公平。但是诺贝尔科学奖不强调国家，也不奖励团体，只颁发给个人。喜欢这个奖，就得遵守这个奖的颁发规则。没办法的事。

回过来再说青蒿素这个事。

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不是绝密文件，学中医的人都有机会看到。看完了没当回事的人是绝大多数。屠教授能从书里受到启发，发现了从乙醚里提取青蒿素的方法，这就是差异。从乙醚里提取青蒿素确实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为什么别人就没想到呢？如同哥伦布在桌上立起熟鸡蛋：我想到了你没想到，我做到了你没做到。

诺贝尔奖奖励的就是这个差异。

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教授发现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后的结构测定和药物改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对象，测定什么？改良什么？

屠教授因青蒿素研究获得诺奖当之无愧！

有人说屠教授除了青蒿素，这40年来没有什么新成果，所以不够院士资格。

现在国内的很多事情不透明，老百姓除了接受官方选择性发布的消息外就只能传小道消息了。

当选为院士除了公布的标准外还需要什么条件？这几年当选的院士总是引起争议，是否老百姓不够厚道？

在这次诺奖公布前，有几个人知道屠呦呦？媒体不宣传，如何得知屠教授这些年在干什么？

又有谁知道在位的院士们每年在干什么？做出了多少新成果？

科学研究不像种庄稼，春种秋收。“十年磨一剑”一点儿都不夸张。也许这辈子就磨这把剑了。能磨好这把剑这辈子就没白走一趟。

屠教授都这把岁数了，当不当院士也不在乎了。倒是众多网民们为屠教授能拿诺奖但当不上院士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