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諾獎應該發給誰？

還得拿屠教授說事——屠教授現在太有人氣了。

先說屠教授的“三無”。屠教授對“三無”不會不在意，可能不太在意。真正想做研究的科學家，只要有能做研究的條件就心滿意足，對其它事情都不會太在意。在這裡應該贊一聲中國醫學院，幾任領導幾十年如一日地支持屠教授，沒有因屠教授沒有政治成績而對她冷眼、排擠，雪中送炭，而非屠教授得諾獎後的某些人、某些院校的錦上添花。對這樣的支持中國科學家的中國的研究機構再多贊幾次也不為過。

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比什麼都重要！

我有一個表哥，文革前的大學生，畢業後一直在中科院生化所研究新藥——“制癌導彈”。別搞錯啊，不是引致癌變的導彈，是抑制癌細胞的導彈，類似制導導彈，只往有癌細胞的地方去。

（如果有這種只往需要去的地方的藥物就太好了，這是我最近想到的。

最近腳痛，去醫院拿了止痛藥。吃了幾天藥後想到一個問題。

第二次去醫院時我問大夫：“這藥吃了後，胃吸收，然後被運往全身各處吧？”

大夫說：“是。”

我又問：“那能到達我痛的地方的藥只占吃下的藥的一小點兒吧？”

大夫說：“沒錯。”

我再問：“有沒有隻輸送到疼痛的地方的藥？”

大夫說：“沒有。”

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表哥去美國進修了兩年。回來時帶了一箱樣品，準備繼續他的研究。回來後的幾年裡忙這忙那，為經費到處跑，就是沒時間忙他的研究。他對我說：我要是再這樣，過兩年就要被淘汰了。後來他到美國那個一起做研究的教授那裡當研究員去了，做得有聲有色。

轉回來再說屠教授。

屠教授在2011年獲得“拉斯克獎”後，除了中國，譽滿全球。如果屠教授在意“三無”，那時移民國外，哪個國家都會歡迎青蒿素的發現者，一次性就解決了“三無”問題。

非院士獲得諾獎科學獎不乏前例。

1986年格爾德·賓寧（Gerd Binnig）和海因里希·羅雷爾（Heinrich Rohrer）在IBM公司因研製掃描隧道顯微鏡（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而獲得半個諾獎物理獎時除了物理學家外沒有其它頭銜。物理學家只是一個稱呼，沒有任何意義。這兩個人把第一台STM裝好後，一直沒得到一張好圖像。有一天，兩個人干到深夜，突然掃描圖像越來越清晰，終於獲得清晰圖像了。理由大概是因為深夜時周圍的噪音減少了。後來做STM的人就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如果得不到好圖像，就加幾個夜班。

2002年分享諾獎化學獎的日本的島津製作所的工程師田中耕一是一個“另類”，既非院士，也非科學家，僅有學士學位（這點和屠教授相同），一個公司的小職員，不做研究工作。讓國際科技界、特別是重視論資排輩的日本科技界驚掉下巴。得獎之前沒人知道田中耕一是誰。宣布化學獎之後，日本的科學家都在問“誰是田中耕一？”得獎的理由是“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原始思想”。得獎之後，田中耕一畢業的東北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幾個有名的大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2003年田中耕一任島津制作所“田中耕一記念質量分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如果中國醫學院能建立“屠呦呦青蒿素研究所”，聘請屠教授任第一任所長，屠教授做研究就能更安心了），2006年田中耕一任日本學士院會員（日本學士院會員相當於中國的兩院院士）。

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得諾獎的過程挺有意思。田中耕一和他的同事接受公司分配的工作，研製測定蛋白質重量的分析儀器。一天，試驗失敗，同事們都走了。田中耕一覺得把失敗的樣品扔掉挺可惜，就自己用失敗的樣品繼續嘗試，由此發現了測試大分子的新方法。但這個新方法沒有被正式發表。他後來和一位外國教授談起此事，教授建議他寫一篇論文。田中耕一寫了論文並發表在國際雜誌上。兩個月後，德國的兩位化學家米夏埃爾·卡拉斯（Michael Karas）和弗倫茨·希倫坎普（Franz Hillenkamp）發表了更有效的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方法的論文。諾獎評委會說諾獎首重原創性，儘管有很多人反對，他們仍然把四分之一個化學獎發給了田中耕一。

田中耕一幸運的是公司沒和他爭搶得獎權，雖然有人說他是利用公司的設備才發現了分析新方法。

美籍日裔的中村修二就沒有田中耕一的運氣好。他雖然因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和日本的赤崎勇及天野浩共同獲得2014年諾獎物理獎，但早在20世紀末當他還在日本一家小公司——日亞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工作時就發明了LED。日亞化工根據慣例，LED技術專利歸公司，獎勵中村修二2萬日元。2萬日元是個什麼概念？在日本可以買80公斤非優質大米．若在中國，按現在的兌換率，可以換得1,000元人民幣。

中村修二

中村修二一怒之下將自己的雇主日亞化工告上法庭，討要發明收益。2004年東京一家法院判決日亞化工向中村修二支付200億日元（1.83億美元）補償金，但在二審時這一數字被降至8億日元。不滿這一結果的中村公開呼籲日本研究者移居美國，他自己在1999年加入美籍，現在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授、日本愛媛大學客座教授。

說說這篇帖子的主要點：在一個研究團隊中應該把獎發給誰？

有人說，誰做出來的結果就應該把獎給誰。

所以現在還有人在說青蒿素是集體研究的結晶，不能把諾獎發給屠教授一個人。

其實即使在生產力落後的農業社會，人們也有專利意識，只不過不用這個詞來表述。武俠小說里常有為了爭一本“葵花寶典”大打出手、頭破血流、人頭落地。家傳絕技也是傳子不傳女，恐怕絕技外泄，砸了自己的飯碗。即使炒一個菜，如果是招牌菜，廚師也不容外人進廚房。

在當今的信息社會，信息也是財產的概念逐漸被人們接受。想法（idea）或點子如同信息源。沒有信息源就無從知道原始信息。沒有想法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辦。聽說前幾年國內出現了“點子公司”，把點子賣給客戶。國內已經認識到想法或點子也是有價值的了。這種“點子公司”類似於國外的諮詢公司。

文革時期中國人沒有專利意識，做出青蒿素後，為了救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大公無私地、原原本本地向世界宣布了青蒿素應該怎麼製作，能幹什麼事。自己一點兒利益未收到，國外的製藥公司賺得盆滿缽溢。文革時說我們這麼做是發揚共產主義精神，一點兒錯都沒有。現在這筆帳應該怎麼算呢？會不會國際科技界用了幾十年中國的免費專利，不好意思了，給中國半個諾獎，予以精神補償？

幸好諾獎評選委員會是現在把半個諾獎發給中國，如果發獎是在文革時期，中國政府為了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苗頭扼殺在襁褓中，很有可能會拒絕這個發給個人的諾獎。那中國就真是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了。

做過研究的人都知道，在一個研究團隊裡，由領頭人確定研究目標，制定研究方向。團隊裡的其他人根據領頭人的想法使用各種手段去證明想法的正確。具體的實驗不需要高瞻遠矚的能力，技術員就能幹的活。

所以，在一個研究團隊裡，研究能否順利進行，取決於領頭人的能力。如果指錯了方向，這幫人就白忙活了。

聽過這麼一件事：一個讀博士的學醫的中國留學生，前兩年一直挺順利，到第三年時做不下去了，遲遲得不到預期的結果。後來發現是導師判斷錯誤，給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題目。再換新題目已經來不及如期畢業了，那個留學生退學了。

我當學生的時候，有一次在研究室里做例行報告，導師說我的結果亂七八糟，搞不明白。我是按照導師的安排做實驗，怎麼解釋實驗結果就是導師的事了。我沒管這件事，又去做別的實驗。兩個月後，導師想明白了，對我說這個實驗結果是這麼這麼回事，讓我趕緊寫一篇文章。後來用這個結果解釋了最初的設想。

中國有幾千年的農業社會歷史。在農業社會裡被重視的是能幹的、動手能力強的人。“四兩撥千斤”、“畫龍點睛”的一句話、一個想法常被視為妄談、空想。人們紀念蔡倫是因為蔡倫造出了紙，沒有人去關心蔡倫最初是怎麼想到要造紙。

這一觀念流傳到現在。

大約10年前，上海一所大學的一個博士生把自己的導師告上法庭，理由是實驗結果是他做出來的，所以這個專利應該屬於他而不是他的導師。這個官司被駁回了。留下的思考是科研成果應該屬於誰，是做實驗的人還是指導實驗的人？這個問題被討論了好幾年大家才有了共識：科研成果應該屬於最先有這個想法的人。

就這一點而言，中國已經落後於國際科技界若干年了。在國外的研究室里沒有學生和導師爭奪研究成果所屬權的事情。爭的是誰的結果先發表，誰先發表誰就能拿獎。

以“第一”論英雄是國際科學獎所遵循的共同原則。在歷屆諾貝爾科學獎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提出“測定生物大分子質量原始思想”的日本的田中耕一，比他晚兩個月發明更有效的測定方法的德國化學家米夏埃爾·卡拉斯和弗倫茨·希倫坎普只好望洋興嘆。200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首次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兩位法國科學家西諾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另一位為“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做出重大貢獻的美國科學家蓋洛（Robert Gallo）則名落孫山。2009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光纖通信的發明者高錕，而不是後來突破光纖工藝、實現產業化的美國康寧公司與日本仙台大學的學者。

蓋洛表示對沒有獲獎“有點失望，但不很厲害”（I am a little down about it, but not terribly），“我唯一擔心的是，此事（沒獲獎）會給人一個印象，好像我做了什麼錯事”。他對蒙塔尼表態肯定他的貢獻表示感謝。他很高興看到諾貝爾委員會在拖了很長時間後終於把諾獎給了HIV/AIDS研究領域的科學家。

應該給蓋洛點個讚，很紳士嘛。

在諾貝爾獎100多年的歷史上，該獲獎而沒有獲獎的，蓋洛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在大科學時代，一項重要的發現（明），往往是多個研究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要把功勞歸於少數幾個人的名下，總是難以保證完全的公平。但是諾貝爾科學獎不強調國家，也不獎勵團體，只頒發給個人。喜歡這個獎，就得遵守這個獎的頒發規則。沒辦法的事。

回過來再說青蒿素這個事。

東晉的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不是絕密文件，學中醫的人都有機會看到。看完了沒當回事的人是絕大多數。屠教授能從書裡受到啟發，發現了從乙醚里提取青蒿素的方法，這就是差異。從乙醚里提取青蒿素確實不是什麼高深的技術，為什麼別人就沒想到呢？如同哥倫布在桌上立起熟雞蛋：我想到了你沒想到，我做到了你沒做到。

諾貝爾獎獎勵的就是這個差異。

在青蒿素研究中如果不是屠教授發現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之後的結構測定和藥物改良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沒有對象，測定什麼？改良什麼？

屠教授因青蒿素研究獲得諾獎當之無愧！

有人說屠教授除了青蒿素，這40年來沒有什麼新成果，所以不夠院士資格。

現在國內的很多事情不透明，老百姓除了接受官方選擇性發布的消息外就只能傳小道消息了。

當選為院士除了公布的標準外還需要什麼條件？這幾年當選的院士總是引起爭議，是否老百姓不夠厚道？

在這次諾獎公布前，有幾個人知道屠呦呦？媒體不宣傳，如何得知屠教授這些年在幹什麼？

又有誰知道在位的院士們每年在幹什麼？做出了多少新成果？

科學研究不像種莊稼，春種秋收。“十年磨一劍”一點兒都不誇張。也許這輩子就磨這把劍了。能磨好這把劍這輩子就沒白走一趟。

屠教授都這把歲數了，當不當院士也不在乎了。倒是眾多網民們為屠教授能拿諾獎但當不上院士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