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有云：“各正其命”。翻译成现代西方思想就是：“一切人的生命自由发展”。

以这一思想作为地球进步和个体生命成长的标准，任何限制扼杀人的创造性，灵性的东西，都不可取。

古今中外的人类政府莫不试图在社会稳定和个体自由之间维持平衡，虽然多数时候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美国至今还在纠结于大政府，小政府的争斗。无政府主义是最理想主义的，只是行不通。在这个人类生命种类，其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离不开老子的辩证法（黑格尔，我一直怀疑他在剽窃老子，如同叔本华剽窃佛祖）。要想万物生长自由，必须首先有序；然而万物之间相生相克，恰当的园丁工作是必须的。问题在于，园丁如何决定除去哪些草木，允许哪些草木生长。我们只是在希望出现一些好园丁而已。但人类历史上好坏园丁总是交替出现的。历史上中国的园丁总体来说是不错的，其治理的花园总的来讲处于大致稳定的中上等水平。同期的花园都荒芜了，只有它依然独存。只是忽然在过去的四五百年，忽然欧洲花园开始兴盛起来，他们确实有一些独特园艺，在吸取了在它之前成功和失败园艺的各种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园艺。这样的园艺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聊这类问题，具体了，就会回到以前的习惯。任何观察，只要是具体的，就必然落边。不过，无论如何落边，都是提供一种“片面”（落边）观察，一种具体角度。觉悟的智者不会这么说话。但觉悟的智者若是以他的方式说了，又不会为今天的理论工作者认可。在今天的中国，希腊的逻辑辩论模式占据主流的位置；不符合这一模式的方式，马上就会被逐出。先知、开悟者在这个模式里基本是一个笑话，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笑话。琴棋书画曾经是高雅的象征，那个时候的君子文人打破头也想像不出它会在某个历史阶段被人不齿。文化和思想历史，无非是时尚的变迁；真理只掌握在觉悟的圣人，先知和“超人”及其“上帝”手中。但佛祖和耶稣获得知识和判断的方式是被今天的学者嘲笑的。

由于世俗学术都是普通人所做的工作，所以，非开悟模式，即，希腊模式是可持久的合理模式。古中国的圣人凋零后，他们的启示和觉悟模式跟着消失了；后来的中国人如我们，邯郸学步，只能得到东施效颦的结果。平庸的现代中国人引入西方的思维模式实属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