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容易实作难
──从汉学史家的学术素养谈汉学史的写作原则兼答刘跃进
《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8期上刊发了署名“刘跃进”的文章《<海外汉学研究>和<图说汉学史>指谬》一文，作为被该文所批判的对象，我却是直到10月20日才看到此文。
我首先很感谢贵刊和刘跃进对拙著的关心和指谬，在学术问题上，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丝毫辩解的必要，正如该文作者“刘跃进”真实的工作单位和职称，与该文发表时文后所注明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一样。不论是作者的无意还是编辑的误解，所谓“无错不成书”，推导下来，无错也就不成刊了。我想：作者和编者、读者三者之间，重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如果只是一味地以己之长，轻人之短，乃至于棒子、帽子飞来飞去，那无助于学术探讨和学术发展。
的确，研究汉学史首先遇到的学术素养就是外语。只能看懂英文还不具备进行汉学史研究的资格。至少还需要能看懂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喃文、韩文。英文很好的汉学史家们在介绍英美汉学家时要是也出错，那让我们这些只是粗知英文的，又该如何是好？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组织的由我国第一流的英语兼汉学史专家们编著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第423页介绍的一位美国汉学家“Tong,Lik Kuen”时，居然把这位学者的中文名字错译为“董力坤”！而实际上，“Tong,Lik Kuen”就是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唐力权教授。把“Tong,Lik Kuen”错译为“董力坤”是英文水准下降还是汉学知识贫乏呢？我不得而知。而且，以我对日本汉学了解的一点专长来看，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无论从选取的人物还是代表论著上看，基本上是不及格的，不客气点说：该书对日本汉学家的介绍基本上是学术垃圾。但是，我知道为了编写这本《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将近二十位学者为之努力和辛勤工作了十几年！当然，我在两卷本汉学通史中对美国汉学的介绍时，的确错误频出，刘跃进先生的指正不少是对的，但有些也未必尽然。如该文中所说的一例：“又如Edward H.Shafer是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他的中文名字为薛爱华，然而刘正先生却将之翻译成肖孚”。看起来刘跃进先生没有注意到此书。因为《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虽然错误很多，但是在涉及到西方学者名字的汉译上，我国学术界的惯例一向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首先公布的译名为主。在该书第402页介绍“Edward H.Shafer”时，首先就注明了他的中文名字是“肖孚”，而不是什么“薛爱华”。
接下来，再谈研究汉学史遇到的第二个学术素养就是国学。通过阅读刘跃进的文章，我可以很不客气地说，他对传统易学、金石文字学、礼学、四书学等等几乎是不怎么了解的。而这些正是构成传统国学的核心范畴，也曾经是日本、法国、荷兰和德国汉学研究的主流课题。郑鸿芹先生在《人文素养和文化忧患意识》一文中抓住了我的两卷本汉学史对上述几个领域的分析研究，应该说基本上把握住了我研究的这一侧重点。（我至今也不认识这位先生。）不过，国内有些著名大学的国学教授、博导在很专业的学术著作中居然也出现重大的、小儿科级的谬误，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请看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文字学家孙稚雏先生的《青铜器论文索引》一书，该书第85页如此写着“金文氏族表初稿（上、下），陈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5本3分、4分（1935，12）”。查1935年12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册、4分册上刊发的是“《金史氏族表初稿（上、下）》，陈述”。从辽金时代的“金史氏族”一下子变成两千多年前的商周时代才有的“金文氏族”，我真不知道这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是怎么出的错！至少也该知道陈述先生只是辽金史专家，他对晦涩难懂的吉金之学完全是外行。说到这里，我也不由得自惭形秽了。因为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正如刘跃进指出的墨子刻“从其撰写的四本著作60多篇论文来看，没有一篇与墨子有关”。可是我在两卷本汉学通史中却说他是一位研究墨子而著称的汉学家。
第三个学术素养就是客观的汉学史观。
说到这里，我就想先说本文的题目：《空谈容易实作难》。在我的两卷本汉学通史出版后，在报刊杂志上，在网络上，在国内外，我先后看到了二十几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基本上是褒贬参半。而“贬”的主要理由又集中在对美国汉学介绍错误太多上。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空谈容易实作难”。
其实，对我来说，在研究和著述此书时最大的难点不是外语掌握的多少，不是资料解读的难易，而是客观而公正、准确的汉学史观的建立！我发现，要想建立一个贯穿东西方两千多年的汉学史观，以此来评价各国汉学著作几乎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了。在没有进入著述之前，你可以大谈特谈自己的汉学史观和所谓的“汉学史的写作原则”，而一旦你真的开始进行汉学史的著述，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汉学史观和所谓的“汉学史的写作原则”其实不堪一击、让你处处捉襟见肘。再三感叹之余，我不得不由衷佩服那些只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的学者们，真羡慕你们那超凡出尘的气度，还有那高屋建瓴的理论！既然你们已经有了之一之二和之三等如此精妙的汉学史观和所谓的“汉学史的写作原则”，请你来写汉学通史吧。
天哪，千万不要指责我在刁难你的所知外语种类不多、所学国学素养不足、所习西学底子不深！绝无此意。
要知道，十几年前，笔者在日本开始研究汉学史时，起家的只是五卷本考狄博士的《汉学书目》！唯一的一本中文参考书就是那本漏洞百出、时而抄袭、时而翻译的、十万字上下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到了1997年，我终于拿出了正文加注解总计一百多万字的《东西方汉学思想史》。我知道，我已经用干了我全部的心血和知识积累了。1997年以后至今，我全身心研究西周金文，对于汉学史研究，只是在出版前整理一下旧日书稿，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增补和修订。而1997年至今的十年，却是国内汉学史研究突飞猛进的十年！当我的两卷本汉学史书稿分别在2002、2005年出版后，明显已经感觉到落伍于国内同行的实际水平了。唯一值得自豪地是日本汉学史部分章节，增补后成为我国第一部“学派汉学史”专题著作──《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一书，不日将马上出版！
写到这里，我觉得还需要订正一下刘跃进文章中的误解。其实是他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我想请他注意：
第一，汉学史不等于文化交流史。我在书中主张“葡萄牙的汉学开始于鲁德昭教士。1641年，他所作德《中华大帝国史》正式出版，这是葡萄牙汉学史的开始”。该文却声称“鲁德昭不是葡萄牙汉学的开创者……在鲁氏之前，葡萄牙学者已经出版了多种汉学著作，如皮莱士《东方诸国记》、巴罗斯《第三十年史》……”很显然，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选取汉学著作的标准！因为他所说的皮莱士《东方诸国记》、巴罗斯《第三十年史》……那些书根本不属于汉学著作，而是游记和文化交流札记类书，和我对汉学研究著作的定义和选取有着很大距离。
第二，汉学史并非只有数百年。该文主张“海外汉学就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迄今这一研究领域已经由数百年的历史。这一学科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很明显地自相矛盾。因为既然他明明知道“海外汉学就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那么这一研究领域就根本不可能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哪怕从日本大化革新开始算起，也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了！而韩国汉学的起点就远远走在日本之前了！！
第三，汉学史的发展并非只有两个序例。该文主张“汉学通史就是汉学的整体学术发展史，它在内容上有学术史和汉学两个要素，在时空上有200年和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国际学术界两个序例”。承上所述，汉学史绝非只有200年，这已经是研究汉学史的基本前提了。在这一点还要重复早被西方抛弃的欧洲中心论，我实在不知道是何道理。而且就以近二百年的东西方汉学史来说，也根本不是他所说的“以欧美日韩为主的国际学术界”。在最近两百年的欧洲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所谓“欧洲汉学”，地理的接近不等于学派和研究方法的接近。而韩国汉学根本就无法和日本汉学相提并论，它也根本就不属于日本汉学体系之内。我不知道刘跃进先生这样说有何立论根据？
第四，请注明观点来源。该文作者主张汉学通史的写作包括六个方面：汉学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地区分布、专题研究、学科理论及发展、大事记、汉学论著总文献书目和专题书目。不难看出，这些全是出自笔者的那两卷本汉学史中。具体请见我的《海外汉学研究》第237─245页，《图说汉学史》1─3页。相信大家看完后就可以找出他的上述这些观点的直接来源。当然，既然他已经把我选定为批判的对象，肯定是羞于承认这一点的。不要紧，我相信大家的眼力。
第五，请不要指责余英时先生。请问：难道写序的人非要亲自读过该书才可以写吗？！中国文人之间自古以来就喜欢相互作序，其内容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读后感，先睹为快之后，如实而负责地向读者介绍作者的书。一类是出自友情，写序多谈自己观点，不涉及对作者著作的评价。余英时先生为笔者写序就是出于这后一种。而且，余先生行文十分老练，根本没有想不负责地向读者推荐拙著的意思。我不知道该文（还有网络上的《余先生，序没有这样写的》一文）作者是怎么理解的。我很奇怪这样习以为常的学界、文人之间的友情赠序行为怎么被余先生的粉丝们理解为“很多读者就是因为看到余先生的序言才去购买的”？！你作过调查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看到余先生的序言才去购买的”？！请拿出实际数字来，否则还是不要空谈什么“很多读者”！我感到在学风日下之际，余先生和我之间的很正常的文人生活和文字交往被无情地剥夺了。唉，余先生，是我牵连了您老人家。
最后，归结到本文题目，我不得不想再说一句：空谈容易实作难，中国文人（特别是那些英文和西学好得一塌糊涂的）自古以来就喜欢坐而谈禅论道，而不屑于下地实作、上阵拿枪。恰恰笔者却是一个“喜文习武、练气弹筝、学专彝铭、风尚考证、诗追汉唐宋、心游夏商周、出入文史哲、往来儒释道，一向自比于为学为文为武为道皆开宗立派、定国安邦之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武术家黄宗羲先生”的人，尤其不喜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