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一切会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想了想，若是一个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我会很生气，尽管他说的有理。但无所谓，恼羞成怒地指责他太粗鄙无知。我生气的原因和大家一样，因为突破了那条做人不言而喻的底线，这层意思从古到今都是禁忌。“人啊，认识你自己。”哪怕是金光闪闪地刻在神庙墙上的，一样不中听。不管是用齐东野语，还是希腊哲言，皆是人类的毒药。这句话神可以说说，但人类自己若是重复或者实践，罪同亵神。

人类可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甚至直面死亡。唯一无法忍受的，就是去认识自己。其实上万年前，人类已经直觉到来自于尘土还归于尘土，到今天更清楚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和溶液。可这个真相太残酷。那些历史上苦思冥想宣布洞察真相的所有圣人们，其实只是各自找到了回避这个问题的渠道法门，从而形成了各异的文化。其中共通的一条，就是把人分割为肉体和精神。对人自身的认识，必须限定在肉体上。精神或者灵魂本质的揭露，成为禁脔。不可以用物理化学手段，只能通过“文化”。而文化，成了每个人一生的精神衣服，从遮羞布到裹尸布的大全套，一层一层地把“人”包裹起来。

文化是一种人造的生存环境，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精神装甲。通过对共同价值观的信仰和坚持，直接替代了绝大部分人绝大部分时间的独立思考。人若是要认识自己，首先要打破文化这层外壳。但是，这样做会成为共同体的异己分子，被排斥甚至消灭。个体的尝试者，绝大部分被文化无声无息地湮灭了。虽然也有少部分造成一些影响，从而在长期上推动文化的慢慢演化。但这些个体自身，当时大都被视为变态的破坏分子，没有好下场的。所有文化都是自带内置的革命者惩罚机制的。

在外敌的压迫和威胁下，或者入侵和灭亡等情境，文化在短时期内剧烈改变是可以观察到的。但是如果没有外来刺激，让一个文化起来反对自身，或者这个文化中的大部分个体起来全面反对自己的文化，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文化阻止其中的个体反省。即使一种文化把自身和其中的人类个体最后都压迫窒息死，也不会感觉到负担。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真的有一个叫“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大陆徘徊，还持续了十年。根据文化的本性就一定可以推知，这里面的绝大部分个体，是被别人引导被哄被骗而发动的；运动以种种怪诞过激的手法才得以推行的。而出现“从触及肉体到触及灵魂”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其它动乱的参与是无法持续十年的；而众多动乱没有导致战争和入侵，是个意外的奇迹。

把一个文化所有的信条拿出来审查一遍，追溯它们的来源，讨论其合理性问题，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审查和讨论文化合理性的工具尺度和标准，都只有文化本身。四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在作这种不可能的尝试。虽然这十年运动还是主要停留在砸碎和颠覆旧信条的阶段，虽然这场运动不可避免地陷入用自身证明自身对错的怪圈，但这十年的确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文化对个体的束缚暂时放松，为思想上的离经叛道争取到一定的合法性。从而让更接近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那种“真正的正确”（正确性需要彼此验证和多数化而合法），成为可能。可这场几乎是六亿人全民参与的运动，却至今无法进行有效反思。文化阻止我们反思，也许要认识自己又必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过文化鼓励人们诉说冤屈和不公，因为这些行为会都加强文化自身；唯独认识自己，会起到瓦解文化的效果。

现象的文化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的多。打人，甚至杀人，一直都是常见现象，并不是文革的创造发明。打人在已知的所有文化中从不缺失，说明这是人类普遍本能。如果真有过不带“打人基因”的人种，肯定早已灭绝了。举世无双的，如皇帝廷杖大臣；官员打百姓板子；家（族）长打子孙；教师打学生；军将打士兵等等，全套的实用的作为制度性惩罚手段，我们这个“打人”文化肯定是遥遥领先。而在这个“打是爱”文化中被打的是要谢恩的，或者最大的反抗只能是“小杖受大杖走”。只会有打多打少问题，或打对打错具体人的问题，但总体上，人是该打的。不打人，则无以维系纲纪；再则，不让打，这不是逼着多杀人么。。。

荒谬也许是从文化包围之中反文化的唯一途径。文革中最普遍的冤屈，偏偏是挨打和被批斗。一时间部分人挨打的几率突然上升，翻了好几番。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听到挨打的人说肉体上的痛苦是次要的，精神上的冤屈才是主要的。文革中被打的人的冤屈感，是真切而且一致的。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似乎是所有的“打”全都“打错了”。被打而感到的冤屈，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原来打人和被打的主客颠倒了，比如老子被儿子打、老师被学生打、官员被百姓打；第二种是原来以为已经奋斗到了不再被打的位列了，结果“刑上了大夫”；再有一种就是不该被打人的被错打了。所以我们猜测：其中原理主要是 “好人”不该挨打，而 “坏人” 该打，或者“坏人”被打了也不该冤枉？考虑到这些被打和被批斗的人，很多都有过打人和批斗别人的历史。三种可能性或多或少可能都有点。

只有当一个社会中所有的“打人”都“打错了”，才能让我们的反思，从只是有些人不该挨打，转向还是是否所有的人都不该挨打？从反思“打对打错”到“打人文化”本身。如果所有的反思，只是停留在控诉“好人挨打”的冤屈，那么那些“挨打”就算白挨了。判断善恶或决定“好人坏人”，是所有文化的专利。那些觉得冤屈的受害者，未必反对打“坏人”，只是一定是把自己定义成“好人”，至少是“罪不至打”。那么，如果这些人处于一个与这个文化中好人坏人标准不一样的文化中，被打是不是就不觉得冤屈了呢？或者，冤屈在于，我原来一直在按照文化规定的善恶标准来作一个好人，你现在突然颠倒了标准，把我当恶人打，不合理。反过来，如果原来的标准就是颠倒的，这个文化中的“善人”是不是就会心无滞碍地在那个“以恶为善”的文化中去作“恶”呢？

在一个区分善恶的惩罚性文化中，有人挨打是不是不可避免？善恶区分是不是我们判断“该不该打人”的充分条件，还是唯一尺度？除了既有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其它评判标准？如此大面积的“触及皮肉”，又有多少能“触及到灵魂”呢？我们总在反复重提那些直接起因，有没有审视过“打人行为”泛滥和与之相连的“正义感”和“冤屈感”产生的文化背景机制呢？

文化的起作用机制，在于限定了个体思维的起始点。通过让人群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以宗教般甚至超过宗教的信仰，坚信（未必是坚行）某些价值信条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从而强制性省略了前提的审查和推导。对于价值观方面的概念范畴，我们都是直接拿来无条件使用的。诸如“正义”和“公平”等。下放务农、上山下乡、取消凭考试上大学，是不公平不公正的诉讼集中点。尽管在物质生活质量上的巨大落差，但控诉集中在公平、权利、和机会的剥夺上。

但是，我们有没有审查过我们宣称的公平，本身是不是来源于一个公平基础呢？我们个人感觉到的不公平，包含还是不包含已经存世的不公平？我们名义上宣称的公平，是不是只是维护一种历史不公平结果的借口，而实际上正在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呢？我们在引用“公平”为理由时，是否以为“公平”不需要标准？还是没有标准只有尺度的？如果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哪来的，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可不可以改变？谁有权改变？如果让我们具体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才能让自己满意？若别人选择另外的标准我们是不是会立刻判为错的？如果没有一个绝对公平，那么我们要求的“相对公平”应该相对于什么？这个相对尺度线应该划在哪里？如果历史上这条线多次移动，为什么我们如此反对这条线再次被移动？

我们在既要“自由”，又要“公平”时，有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根本冲突？我们能不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自主选择”，还仅仅是一种文化导向？我们不接受被别人选择，是有多少出于对自由的纯粹热爱，还是对结果的不满意？有多少人在意选择的自由，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在文化传统中，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我们究竟能够有多少“选择的自由”？不出意外的结果，是在开放后，无论是在考大学，选择专业和职业，考公务员等方面。依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并没有看出多少“自由意志”体现出来。

我们究竟是在追求“公平”“自由”，还是在坚守那套对我们有利或者仅仅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游戏规则”？我们实际上是反对“不事先通知的规则改变”，从而浪费了我们以前花时间精力积累起来的优势；还是反对游戏规则没有变动到更有利于自己这边？

文革在打碎一切偶像时，却出现了新的造神运动。这是非常诡异的现象。都这现象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洗脑和领袖的欺骗？偶像的崇拜，究竟是别人强加的，还是我们自身的文化心理需要？是被个别人欺骗的结果，还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找了个新尸借以还魂？这种需求是如此的强烈，神像打破了我们马上转向人像；人像被打破了我们马上又转向神像。没了具体的像，我们又转向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概念。当缺少偶像时，我们找各种各样的替代品：鸡汤师、仁波切、歌星影星都行。这样的文化人群，是别人特别强加的误导，还是自己无可救药地需要欺骗自己？

当我们反思时，会认为所有的痛苦灾难都来源于拜错了救世主吗？如果拜对了，是不是 就天下太平了？如果我们发现了以前拜的救世主是假的，转过来纳头就拜他的敌人，因为认定那就一定是个真救世主？人不再能成为救世主的年代，理念或制度就可以？

为什么我们反对 “两个凡是”，最后却会落到了“一个凡是”之中？我们究竟是在反思，还是在井绳后遗症发作？在宣称受某种思想所骗多年后，为什么又火急地投入另一种思想中去呢？我们为一种思想辩护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痛骂异端么？为什么我们要从一个真理跳到另一个真理，而不先问一声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一直所追求的那种真理？当我们急着把一些东西封为真理时，是我们真的思考通透了，还是想免于思考，把真理当作神像的替身？当我们宣布发现真理时，是真的已经证明，还是在试图设立辩论禁区？普世真理、硬道理、还是不争论之理，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究竟是在为捍卫立场而争斗，还是急于掩盖我们缺乏思想能力的真相？

我们为什么只能在已经分好的阵营里选边站队；只能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信条中选择皈依？ 我们是不是一直靠着人众壮胆，靠着信条思考，靠着道德支撑？如果所谓的独立思考，需要和别人的“真理”去吻合，还算不算是“独立”的？我们所炫耀的独立思考，是不是仅仅从某个文化中翻出来的陈词滥调？用信条代替思考，是想免于独立承担责任，还是急于取得群体认同，亦或只是为了一份心安理得？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如果不靠着这些别人贩卖给你的拐杖，仅靠着自己的双腿，能不能站立，能不能站直了？

人生苦短，问题却太多。好在文化需要不需要革命，能不能被革命，急革命还是缓革命。。。都因为那场“文革”而成了禁忌。省却了我们许多烦恼。一度我们以为是天维地柱的东西，十年间曾经都被推翻和颠倒，地球并未停转，太阳照旧升起。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曾经和正在付出过多的信任给了一些不实的东西。这些让我们如此看重的东西，实际上在起着什么作用。而我们的社会和教育，为什么要花大力气不断加强我们对它们的迷信？

四十年过去了，至今回首文革，它的全方位爆发的破坏性，确实有“史无前例”的穿透力。相当于在那层层包裹上开了个天窗，让我们能直视“灵魂”的真面目。文革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在这个意义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机遇。之后，这个窗口又被裱糊匠糊上了。如果你不愿意多看多想，只觉得破洞很丑陋，而今天的这件新外套很美丽。那么。。。你也许经历了文革，但很可能错过了。

四十周年祭。谨以此文，献给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文革经历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