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人不會自由平等地講道理，不能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強制灌輸；中國人只會講蠻理，講勢力；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正確思維的邏輯規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錯誤導致了數千年的思想專制和獨裁統治。所以，要過自由民主的生活，轉變中國人思維方式即邏輯啟蒙最為重要、尤為迫切。
     

    一，邏輯思維是民族強大的根本
    
    印度有七成國民是文盲，但其IT產業和生物製藥業卻位於世界尖端地位。印度藥物美價廉，已占有美國20%的市場份額，在IT產業和IT人才方面，它搶下了美國五成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簽證。何以如此？有學者指出，印度國民中的受教育者由於深受其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故而在抽象思維領域特別突出。
    
    邏輯學在中國教育界根本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今天，中國大陸的高校依然沒有普及邏輯教育。而在西方，邏輯學被視作一門極其重要的課程。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基礎科學目錄中，邏輯學位居第二。1970年代末，在《大英百科全書》目錄卷的科學分類欄目中，邏輯學位居各門自然科學之首。美國能夠在當今世界問鼎科學的高峰,得益於它比較成功地實施了邏輯教育。
    
    愛因斯坦曾經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雄辯的史實證明，中國的賢哲的確沒有邁出如愛因斯坦所言的那兩步，致使中國一直沒有科學、民主。能言善辯的古希臘人有良好的邏輯思維習慣，這也是為什麼人家在2000多年前就產生了頗具高度的科學、民主生活。
    
    邏輯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相反，它是提高民族素質的強有力的武器。因為“邏輯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及其文明進化的主因和動力源，是人類文明前進中清掃文化垃圾的‘鐵掃帚’和‘破冰船’”。翻開人類歷史，法語族（即以法語為母語的民族）、英語族、德語族之所以有資格成為人類的理論巨族，關鍵在於它們是邏輯強族，在它們之中都曾湧現出一大批對邏輯理論做出過巨大貢獻並且長期影響後來人類思維的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他們都是世界科學和經濟的強族。而科學和經濟的強盛歸根結底取決於邏輯理論的繁榮。同理，中國人的素質提高與民族的繁榮昌盛也不能沒有邏輯。
    
    邏輯學能提供關於邏輯形式的知識和關於確定正確思維形式的規則和方法。從社會看，一個人人講究邏輯、自覺邏輯地思維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在立法環節，要特別講究邏輯。在司法領域，邏輯為法律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在執法與行政領域，系統、熟練地掌握邏輯方法，對提高工作人員的責任意識與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推動依法行政。“法律推理是一種創造性的法律實踐活動，無論是立法，還是執法、司法，甚至守法，都離不開法律推理。特別是在法律適用階段，法律推理幾乎成為法官審判活動的全部內容。”在邏輯水平高的社會裡，人們在思考問題時，依據的不是領導的個人權威或意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志，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邏輯判斷與推理，服從的只是邏輯地“必然得出”的結論。正如張建軍教授所言，“邏輯學是社會理性化的支柱型學科，邏輯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
    
    二，重資歷和“存在就是合理”的強權思維泛濫為習慣
    
    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需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看是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中國從1840年以來就是走捷徑，不搞實質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經濟改革，結果是全民腐敗，陷入了絕境。
    
    按照福澤諭吉的所說，變革首先是思想變革。如今，中國連批一個中醫就阻力重重，思想還停留在“天圓地方”、陰陽五行的愚昧時代。中國人對於一個觀點的接受，很多時候是不講道理的強制灌輸。少年和家長討論問題的時候，家長很有可能會說：“你是個小屁孩，你懂什麼”來讓你閉嘴；或者會拿出：“我是你爹，我說啥你就聽啥；老祖宗說的肯定沒錯，既然都傳播了幾千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老話兒說······”。這種蠻不講理的辯論方式就在中國人的腦子裡生根發芽。所以，國人平時的辯論不從邏輯出發，而是從誰的聲音大，誰的氣勢足，誰的資歷老來出發。重資歷而不重邏輯，重即成事實而不重發展規律，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比如張功耀提出中醫退出國家體制的觀點，很多人罵他是無知的傻逼，或者讓張好好看看書，更有甚者要其滾出中國。很顯然，他們並不知道“我不同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權利”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而且也不知道它到底體現了什麼樣的精神。
    
    中醫粉說：“凡是能歷經幾千年的傳統遺產，必定有其合理因素在。”如此說來：強姦盜竊殺人放火等犯罪現象比中醫歷史還悠久，也是合理的？是否要把此類犯罪發揚光大。中國人的口頭禪：“存在就是合理”，是大錯特錯的！它源於黑格爾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這是明顯地把事實（真或假）判斷與價值（善或惡）判斷等同起來的謬論。存在與否屬於事實判斷，合理與否屬於價值判斷。存在只是一種現象，它本身與是否合理無關。存在的合理與否，需要以是否符合人類倫理規則來判斷的。所以，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確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則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合理存在或不合理存在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合理的存在在一定時間裡長期存在甚至循環着，但並不代表它就是合理的。馬列、納粹政權就是這樣不合理地存在了十幾、幾十年。“存在就是合理”實際上是一種強盜、強權流氓邏輯。怪不得叔本華說黑格爾是騙子，他既騙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騙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爾犯了把事實判斷混同價值判斷的邏輯錯誤，這就是辯證法家的伎倆，也是辯證邏輯的死穴。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掛嘴邊的人，要麼是不懂何為合理的腦殘，要麼就是惡行的辯護士。
    
    武大博士元寶老師說“一種語言就是一種邏輯。”完全胡說八道。按這種觀點，人類有幾百種語音，就得幾百種邏輯。正確的說法是，一種語言有一套語法。但人類的思維規律只有一套規律，即形式邏輯規律。“存在就是合理”的黑格爾辨證邏輯不是邏輯，而是叢林思維法則，“弱肉強食”的強權思維而已。
    
    三，詩歌似的跳躍思維使國人愚昧
    
    儒家、中醫的“心之官則思”導致了中國人只會身體思維，缺乏理性邏輯。一個人要正常的思維，第一就是要明析概念。明析概念的邏輯方法就是下定義。所謂定義就是用種差加屬概念的方法來揭示概念的內涵。而國人不懂下定義，所有的概念全是模糊的。例如“氣”內涵外延都不清楚，也無法定量測量，於是所謂“補氣”就無從談起。至於中醫的“五臟六腑”理論，腦不是思維器官而是流鼻涕的器官，更是荒唐得不可理喻，是腦殘民族的歪理邪說。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受制于于巫術，巫術思維就是亂用比喻，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感應”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就是把毫不相幹的事物通過“天人對應”的手法硬扯到一起。這種亂比思維又叫詩歌思維，其特點是跳躍式的聯想（如“疑是銀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也就是說，“不學詩經的跳躍式聯想思維方法，就沒有悟性，就無法在社會上說話。”由於中國人使用象形文字，漢人至今在思維方式上依然屬於“原始民族”。當人類大腦被“算命的亂比思維”占領了後，人類唯一可靠的“形式邏輯思維”便無立足之地。《周易》是本算命書，算命的“比”沒有任何原則約束，完全是天馬行空，像說相聲般的隨意。這一傳統為中國的中醫人所繼承。
    
    中國人的亂比思維在中醫有充分的體現。譬如：《本草綱目》記載，魚骨頭卡住了喉嚨，把漁網燒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漁網克魚，漁網灰克魚骨頭。又如：京城四大名醫之首的蕭友龍治療子宮脫垂的妙方，用鱉頭。顯然是因為活鱉頭易於回縮之故。但鱉頭煨焦後顯然無回縮之功了。中醫藥理，笑死人不償命。中毉認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產那麼多仔，不孕的婦女生吞青蛙可懷孕。又如，知了聲音嘹亮，所以嗓音啞了，中醫讓病人吃蟬蛻。其實，知了無嗓門，那是腹部抖動發出的聲音，所以，吃了知了殼，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醫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為蝙蝠夜行被認為眼特亮。其實，蝙蝠是瞎子，靠超聲波導航。整個中醫全是臆想，沒有邏輯的依據。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不能理性客觀的對待自己的身體，不了解皮膚肌肉骨骼細胞，而是陰陽五行八卦上火缺氣胡亂叫喚，如何能建立科學意識和正確的思維方式。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沒有語法學、邏輯學，都是19世紀引進的。連語法、邏輯都沒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感性民族。理性就是合邏輯；中國無邏輯，哪有理性？說什麼“東方理性”，完全是自相矛盾。中國人的詩歌似的相聲思維發達，中國人整天追逐就是物質利益，沒有超越性的追求。中國人的詩歌思維方式導致中國人愚昧，而愚昧，正如伏爾泰所說：愚昧是產生專制的唯一土壤。要實行專制統治，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人民一直保持愚昩，不知道怎樣正確思維；而讓人民一直愚昧下去的最佳方法，就要對人的思想進行控制，禁止言論自由，只許歌功頌德，不許批評、反對。從古至今，專制者都深諳此道。
    
    四，中國最需要的是邏輯啟蒙
    
    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連起碼的邏輯知識都沒有，平等的理性討論無從談起。由於沒有邏輯，大家聚集在一起開會，必然是亂轟轟的！這就是先秦諸子主張“定於一”搞獨裁的原因。一旦崇拜聖王情節主導一個民族，這個民族就與民主法治隔絕了。沒有邏輯，無法開會，這就是孫中山翻譯《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原因。然而，今天中國農村選村長依然不斷地爆發流血衝突，就不難理解宋教仁當年被暗殺了！這就反證：邏輯是理性的前提，也是正義、民主的前提！
    
    追求公平正義民主，首先必須尊重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才行！邏輯學研究的是思維的正確形式。而思維的正確形式是建立在概念上的。所以，思維形式必須與概念的定義一致，即思維的同一律非常重要。有一個北大的經濟學教授，剛引用阿馬蒂亞森的觀點，說美國限制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以維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來講到中國問題，就說中國現在還不能開放城市戶籍，否則大城市就會被搞得一團糟。這些人邏輯的混亂讓人駭然，違背了同一律要求。
    
    中國外交部說尊重各國人民的自己的選擇，不能強求一致；可是當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時候，外交部又說這是犯罪，絕不容許。這就違背了同一律（一視同仁）要求，玩弄雙重標準的雙簧把戲。這就是國人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統戰思維，統戰思維是邏輯思維之敵。當“統戰”思維成了習慣，同一律（即人人平等）就被國人徹底拋棄了，公平的民主生活習慣就不可能建立。
    
    傳播先進的理念是好的，這並不很困難，把這些引入中國，可以稱為是可貴的思想啟蒙。但啟蒙不應該止於此，更深入的啟蒙，是思維方式的啟蒙即邏輯啟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本能，讓每個人都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智者，自己能鑑別和取捨真假，用理性構建自己的認識，不被情緒和衝動所裹挾，也不被煽動和誘惑而操縱。早在西南聯大時期的金岳霖先生、台大的殷海光先生就是這樣的先驅，他們畢生奮鬥，把邏輯引入中國教育。在台灣、在香港，邏輯學已是各種專業的必修課。殷海光晚年意識到，思想的引進並不是能背誦一整套言論那麼簡單，而是要真正認識以邏輯為基礎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結論“自由的出發點是理性”，殷先生為此終生以傳播邏輯學為己任。
    
    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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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中國最需要的是邏輯啟蒙

朱振和

   讀了梵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邏輯啟蒙》（《北京之春》2016年9月號）一文，頗有同感。的確有很多中國人不知道正確思想的邏輯規則，不懂得何為邏輯思維，不懂得如何邏輯地思考問題。

希臘哲學家創立（發現）了形式邏輯體系，邏輯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因和原動力。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現代科學，導致了技術進步和工業革命；也是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

中國的傳統文化歷史悠久，虛度了幾千年光陰卻產生不了現代科學和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即儒家學說、孔孟之道中沒有邏輯學，中國人不懂得如何邏輯地思考問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科學和民主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在“五四”運動中，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中國實現民主和科學的道路是崎嶇不平、障礙重重的，中國至今未能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科學的思想和精神也遠未深入人心。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非常深，中國人尚未形成邏輯地思考問題的能力和習慣。

中共統治中國已有六十多年了，前期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後期以鄧小平思想為指導思想。毛和鄧有大量的言論是不合邏輯的，毛和鄧的這些不合邏輯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中共培養的理論家、社會科學家、學者及其他御用文人是不合邏輯的毛式和鄧式思維方式的吹鼓手，經過他們幾十年的大力吹鼓，很多中國人習慣了這種不合邏輯的思維方式，至今還有不少人以這種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

毛曾經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很明顯，這兩句話完全不合邏輯。高貴和卑賤，聰明與愚蠢，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命題，怎麼能生拉硬扯在一起呢？可是偏偏有人津津樂道地引用毛的這兩句話，還引經據典地加以解釋。

在小紅書風行全國的時期，人們經常引用的毛語錄之一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兩句話也是明顯地不合邏輯，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歡按這條語錄來思考問題。直到今天還有人在用這種毛式邏輯在思考問題。

例如，在當前的民運內鬥中，有人在辯論中說出這樣的怪論：中共是我們的敵人。中共反對民運隊伍中的某人，我們就要擁護他（她），不管他（她）做什麼，我們都要擁護。誰反對他（她），誰就是中共的特線或五毛。

鄧小平不合邏輯的言論就更多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鄧小平的一句名言；他還說過：“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這兩句話完全不合邏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制度是不是社會主義，與國家的貧富、發展速度的快慢毫無關係。在完成了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窮國，這都是毫無異議的。怎麼能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呢？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難道富裕就是社會主義嗎？依照此理，美國十分富裕，美國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這是多麼荒唐啊！

鄧小平為了標榜自己的改革措施是姓“社”的，提出所謂的三個“有利於”標準：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一種不合邏輯的詭辯論。鄧小平預先設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那麼有利於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就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就是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從而得出姓“社”的結論。如果把預先設定去掉，那麼發展生產力和增強綜合國力與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毫不相干。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與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毫不相干。美國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也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難道美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這句話也不合邏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定義完全不同，兩者雖有一定的聯繫，但兩者之間的關係絕不能用“是”來表示。我們還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科學技術要轉化為生產力。這兩句話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科學技術要轉化以後才成為生產力，那麼科學技術就不是生產力。

鄧小平最重要最主要的名言是他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句話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是正確的，不能充當任何工作的指導方針。而在中國，鄧小平的“貓論”被奉為辦一切事情的金科玉律。這句話也是不符合邏輯規則的，判定一隻貓的好壞有多方面的標準，不能把能否抓住老鼠作為唯一的標準。人們普遍地把“貓論”解讀為：不管用什麼辦法，只要能把GDP搞上去、能賺錢就是好辦法。俗話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在鄧小平“貓論”的指導下，這句話變成了：“君子愛財，取之不論道。”鄧小平的“貓論”導致了“唯GDP主義”；導致中國社會拜金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誠信缺失；導致產生了“中國式病毒”，這種病毒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詳細論述請參閱《北京之春》2015年9月號《中國式病毒威脅世界文明》一文）。

很多中國人不善於邏輯推理，思維方式不合邏輯。他們的思維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亂比喻；二是在思考問題時思考的對象、命題、術語、概念等往往沒有嚴格的定義、含混不清或是任意地變動。下面舉一些例子來說明之。

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論”（摸着石頭過河）就是亂比喻的兩個例子。摸着石頭能過的河一定是小河溝，所以“摸論”實際上是用過小河溝來比喻改革。而“貓論”則是以貓捉老鼠來比喻掙錢和各種經濟活動。兩者都是比喻不當。

中國自古至今流行陰陽五行說。“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土是物質的四種類別；火是釋放出熱量的化學反應，姑且認為它代表能量。中國的傳統文化用陰陽五行來比喻、表示自然、人類及社會的一切事和物，完全是亂比喻。在中醫理論中，“金”代表肺、大腸，“木”代表肝、膽，“水”代表腎、骨、膀胱，“火”代表心、小腸，“土”代表脾、胃；心、肺、肝、脾、腎屬“陰”，胃、膽、大腸、小腸、膀胱屬“陽”。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只反對用五行比作內臟器官的理論，並不全面否定中醫）。

在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量子力學是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之一，是研究微觀世界物質運動規律的一門科學。全息攝影是一種頗為深奧的新技術。“量子”和“全息”這兩個詞，是只有專業人員才能真正懂得其科學涵義的術語。可是有些人在沒有搞懂“量子”或“全息”的真正科學涵義的情況下，就用它們來比喻、表示生命現象、社會現象、宗教、風水、宇宙等等。這是現代的亂比喻。

我還看到一本哲學書，書中用計算機的中文輸入軟件來比喻和闡述康德的先驗論。看到這樣的論述，令人啞然失笑。

2013年9月6日，習近平在聖彼得堡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他引用“牛頓力學三定律”來談論中德關係。習近平根本就沒有搞懂牛頓力學三定律，他只是聽說了“慣性”、“加速度”、“反作用力”等詞，完全不懂這些詞的科學意義，就胡亂用這些詞來比喻中德關係，根本就是牛頭不對馬嘴（參閱《北京之春》2015年3月號，《柴靜談PM2.5 PK 習近平談PM二百五》一文）。習近平還把沙子、沙塵比作PM二百五，這也是亂比喻。

近年來，“正能量”這個新名詞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來了，在各種媒體、書、報、雜誌中到處都在談論“正能量”。“正能量”的反義詞當然就是“負能量”。人們是在用物理學中能量這個概念來比喻某些事物。可是在物理學中，電荷有正負之分，而能量和質量是不分正負的，根本不存在負能量和負質量。所以在物理學中能量就是能量，絕不能在能量前面加一個“正”字說成“正能量”。無論用“正能量”來比喻什麼，都是亂比喻。

鄧小平在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時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相應地鄧小平又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麼一個新概念。至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喊了三十多年，但是從來沒有人解釋過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誰都說不清楚究竟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沒有定義的概念，也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的概念，隨便鄧小平們把中國搞成什麼鬼樣子，都可以說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不但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麼一個沒有定義的、莫名其妙的概念，而且把“社會主義”的概念模糊化、謬化了。本來在馬列主義理論中社會主義的定義是很明確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是消滅了私有制、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制度。可是鄧小平卻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歪曲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他避而不談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本質——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卻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任何一個新生的社會制度取代舊社會制度，都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件事，並非社會主義的特徵，不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更何況在事實上各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形成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的生產力。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中國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美國的生產力比中國的生產力高得多，美國豈不是處於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了？

鄧小平雖然也說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共同富裕”，但那只是擺擺樣子的。鄧小平還說過：“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全國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對鄧小平的改革、對他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不但要聽其言，而且要觀其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確實現了，權貴們都富得流油了。但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了，官僚資產階級對全國人民的剝削越來越厲害了，共同富裕是根本不會兌現的空話。

鄧小平的改革在摸了十年“石頭”以後，摸到了“市場經濟”這塊大“石頭”，於是大肆宣傳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一個沒有定義的概念。還有些學者把“社會市場經濟”曲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中國人把“社會”和“社會主義”混為一談；把“社會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混為一談；把社會黨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共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詳細的論述請參閱《北京之春》2015年12月號，《“社會”與“社會主義”辨》一文）。

中共用毛、鄧的言論忽悠中國人民，忽悠了幾十年。在此期間中國也出現了一批忽悠大師。忽悠的基本手法之一就是模糊概念、混淆概念或偷換概念。上面談了一些重大的概念混淆，下面再舉幾個重要的例子。

有些中共理論家把股份制說成是公有制的一種形式，這是中共忽悠中國老百姓的謬論。乍一看，股份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都屬於多人所有，似乎都可以歸入公有制，其實，我們只要稍微深入觀察一下，就可以發現兩者有本質的區別。

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該企業員工集體所有，這種集體所有權是不可分的，不能區分每個員工個人各占有多少份額。個人無權因產權而要求分配利潤、獲取報酬。也就是說，不存在個人私有的產權。所以這是一種公有制。

股份制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多個股東所有，每個股東各占有多少份額是很明確的，就是他擁有的股份數。每個股東按照擁有的股份數參與分配企業的利潤。每個股東個人的產權是很明確的。所以這是一種私有制。

中共把股份制說成是公有制，目的是為了給所謂的“股份制改造”蓋上一塊遮羞布。中共大搞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結果是把國有企業變成了官僚資產階級所有的企業。

“權利”和“權力”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中文裡兩者的書面文字不同，但它們的讀音是一樣的，於是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把“權利”和“權力”混為一談。“法制”和“法治”的涵義是不同的，它們也只是書面文字不同，它們的讀音是相同的，於是又有很多中國人把“法制”和“法治”混為一談。每當我讀到那些專家學者的高論大作時，讀到他們把“權利”和“權力”混為一談，或把“法制”和“法治”混為一談的論述，實在是牛頭不對馬嘴，不知他們在說什麼。

“知識”和“智慧”、“智力”、“智能”本來是不容易混淆的。但是中國人把intellectual翻譯為知識分子，把intellectual property翻譯為知識產權（在台灣，翻譯為智慧產權，這是更恰當的譯法）。於是在有些人的頭腦里就把“知識”和“智慧”、“智力”混為一談了。

上面提到了“正能量”這個新名詞，“正能量”的涵義究竟是什麼？我讀了很多談到“正能量”的文章、評論、博客等等，發現“正能量”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涵義。“正能量”究竟是什麼？實在是稀里糊塗。所以“正能量”也是一個沒有定義的、含混不清的概念。

以上舉出大量例子證明了很多中國人不知道正確思想的邏輯規則，不懂得何為邏輯思維，不懂得如何邏輯地思考問題。為了使中國順利地走上民主化、科學化的道路，必須在中國開展一場邏輯啟蒙。建議在大學的文、理、工各科都把邏輯學作為一門必修課，在高中也應該開設邏輯學基本常識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