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湖南人 “消灭”了国民党 - 专访张安乐（上）

【采访/观察者网马雪、冯雪】

“狼”来啦！

他一身纯蓝套装，一副无框眼镜，温文尔雅；开口一讲话，完全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他说，跟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不同，自己更偏爱传统的茶叶。11月25日，在上海，我们见到了这位绰号“白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竹联帮、“江南案”、“一国两制”、红色法宝……几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词汇就那样奇妙地贯穿了张安乐的一生。

或许，早年竹联帮经历在他身上留下最深的烙印便是“中华民族主义”。而他由台北走向北京的路途，则兜了个大圈子：先往美国绕了一遭。在他看来，当时祖国需要一次“改革开放”，从最先进的地方习得最先进的经验，因此他抽身江湖纷扰，决定赴美留学。

然而，始终不变的是一颗“中国心”。在他眼中，岛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新党，不过是借“中华民国”之壳搞“华独”上市，都缺乏真正的“中国统一”观念。他创立的“统一党”则“大大方方”，戴着“红帽子”在岛内宣扬“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本篇系张安乐访谈系列上篇。

张安乐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台湾到北京最近一条路

观察者网：张先生您好，您当时为何会选择到美国留学，淡出竹联帮？对帮派斗争感到失望？

张安乐：当时研究所没读完，因为这个（举起大拇指），当时手被砍了，筋都断了，没办法写论文，所以就想去美国留学。

列宁讲过一句话，莫斯科到巴黎最近一条路，是哪条？是莫斯科—北京—加尔各答—巴黎，像毛泽东讲的那样，世界乡村包围世界都市。先在这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实行共产革命，再回头包围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法国。

同样的，我要从台北到北京，最近一条路就是台北—美国—北京，而且不是一般的美国，要在哈佛、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学校拿到学位，再进北京，可我那个成绩没办法，就先到“沙漠”（观察者网注：内华达大学）苦读两年，然后进了斯坦福大学。

影响中国历史的两次革命，辛亥革命主力是日本留学生，共产革命是苏联留学生，第三次我们不要革命了。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我希望在稳定中求发展，不要革命，不要“以暴易暴”。第三次，我们要经济、政治的改革开放，需要一些留欧、留美的学生，把新东西带进来，这是我到美国的最大一个目的。

当时大陆留学生都是访问学者，去的是美国的名校。中美关系很好，美国要联中抗苏，我去那些学校，希望能结识他们，这些年轻人将来会改变中国命运，当然我也希望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祖国建设方面做点贡献。有个叫林毅夫的，我蛮佩服他的，我们做不到，他是游泳过来（到大陆），要冒很大风险。但后来因为“江南案”，这条路最终没走成。

观察者网：有报道说竹联帮的成立跟岛内省籍对立有关，外省小孩当时会被本省小孩打，您那时有这种情况吗？

张安乐：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我“国小”（指小学）、初中的朋友基本都有本省人，我跟他们每天放学都一起走，关系很好，直到加入竹联帮，才和外省人往来多起来。

省籍矛盾在当时是存在的，据说竹联帮的成立跟这个有关。竹联帮的创帮元老叫周榕。据他讲，他当年读的台北市立工业职业学校，他们班上就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欺负。有天他气不过，拿刀把人家给捅了，被退学了；退学后再回去，就没有人欺负另外两个同学了，这是他的经历。

台湾导演杨德昌的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勾勒出60年代台湾黑帮与省籍问题间的关系。为了寻求身份认同，外省孩子会拉帮结伙。

我们（竹联帮）大哥叫陈启礼，绰号“旱鸭子”，他跟马英九家有点像，家里一个独生子两个妹妹，马英九是四个姐姐，但两人个性迥然不同。他读了（台北市）东门“国小”，从一年级开始，全班三个外省人，天天被打。他是从小学打出来的，他们就成立了这个竹联帮。

竹联帮前身叫“中和帮”，因为在中和乡。中和帮老大叫孙德培，他叔公是辛亥革命“三武”之一的孙武（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孙德培他们杀了一个人，被关了，中和帮就瓦解了。瓦解以后，周榕要重整中和帮，招兵买马，在竹林里面聚会，据“旱鸭子”跟我讲，他们本来是要延续中和帮，但会议上有人建议说改成“竹林联盟”，就变成“竹联帮”。

那时学生帮派都设有老大、掌法、老幺，但竹联帮没老大，遥奉孙德培做竹联帮老大。孙德培关了七年出来后，并没回到竹联帮，他自己做企业做得很成功。

竹联帮那时候还蛮注重伦理的，出去应酬，吃饭的时候，一定留一个空位给他，“这是我们老大”。对我来讲，加入帮会倒不是为了省籍问题。因为圈子不一样，我那时的圈子、打架的对象还是外省人多一点。

观察者网：那您觉得省籍对立在台湾还存在吗？从您小时候到现在有什么变化？

张安乐：本来是没什么省籍矛盾了，结果现在反而好像很突出的样子。拿我自己举例：第一，经过通婚，我孩子妈妈是本省人，你说我儿子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第二，竹联帮也有大量本省人加入。从我开始，那时候南部的小朋友（注：帮内小兄弟）到台北来，没地方住，都住到我家。

1981年发生了一件事叫“法庭血案”，你都知道吧。那时有个香港的明星，叫王羽，跟四海帮老大因为赌债恩怨被捅了几刀。他怕四海帮的人在法院威胁，就请了竹联帮几个兄弟保护他，没想到竹联帮兄弟把对方砍伤。这事情闹得很大，第二天报纸标题就是“竹联帮在法院行凶，向法律挑战”。

因为“陈仁事件”（观察者网注：竹联帮成员陈仁因萌生退意而叛帮，盗领组织公款逃逸，并申请警方保护，而后竹联帮成员在警方面前杀伤陈仁），“旱鸭子”1970年被送绿岛管训，关了五年出来，也跟兄弟不往来，他做他的企业，叫“承安消防器材”，6年以后变龙头企业。

当时，台湾三大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里的很多记者和编辑是我同学或朋友，我就打电话约他们出来，把这事讲清楚。

我也打电话给“旱鸭子”，他虽然已经跟兄弟不往来了。但像我一样，感情还在。他还带着当时的太太（台湾影星陈楚河母亲，菲律宾的观光小姐）。我们就跟记者讲清楚：第一，王羽不是竹联帮的；第二，他跟四海帮的私人恩怨跟竹联帮无关，有竹联兄弟介入是他们私人关系，跟竹联帮没有关系。第二天媒体都这样登。这个案子就没继续炒作。

竹联帮前帮主陈启礼年轻时照片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天谈话后，“旱鸭子”还讲了一句话，在1981年啊，他说“如果蒋经国走了以后，台湾政权落在‘台独’手里，我要起来重新出山重整竹联帮。”但他又讲了一句话，把大家吓得不敢讲话——“我宁愿共产党统治台湾，也不能让台湾被‘台独’拿走。”那个时候一般的外省子弟，右手反“台独”左手反共。他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共或“独”。而在共和“独”中做选择，他选择了共。

第二天，“旱鸭子”找我谈，他希望我留下来，他说，“你不要在外边赚钱，我一月给你五万块”。当年，1981年，五万块台币，折合现在至少十万人民币。

但我的想法不一样。那时我认为，两岸势力的钥匙在大陆，大陆政治经济开放了，就没有什么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了，自然都回归了。所以，我还是坚持回美国念书，以后到大陆再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到美国没多久，他就成立八个堂口：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叫做“八德”。这是1981年的事，1981年我到美国，1982年进斯坦福，1984年的3月，他到美国来，我发现他的论调有了改变。

观察者网：怎么改变的？

张安乐：以前他说宁愿共产党统治台湾，也不能让“台独”拿走。这叫中华民族主义。1984年来的时候，他开口“中华民国”，闭口“中华民国”。分别在哪里？“中华民国主义”就是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就像大陆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就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

“旱鸭子”在1981年就已经跳脱“中华民国主义”这个思维了，只认中华民族，谁对中华民族有利，谁能够真正复兴中华民族。但1984年来找我的时候，却退回去了。

所以后来发生的“江南事件”，如果不是“中华民国主义”，而是“中华民族主义”，不见得会发生。对爱国的定义不一样，都是爱国，爱哪个国。

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遭到当时台湾情报局雇的黑道分子刺杀。

观察者网：陈启礼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被国民党收买了？

张安乐：不是收买。很简单，当年上海滩有个叫杜月笙，知道吧？“旱鸭子”当年在台湾已经有点杜月笙的味道了。国民党高层都来结交他，因为他们都有危机意识，“台独”已经蠢蠢欲动了。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跟他结交，每个礼拜六他们都在一起吃水饺，话家常。

当时“旱鸭子”成立了一个“名商”俱乐部，宋楚瑜还填表加入，那时宋楚瑜已经是蒋经国身边的红人。“旱鸭子”来往都是所谓的党国大佬，张口闭口“中华民国”的人，慢慢地，思想会受到影响，他不是被收买。

那时候，我在他眼里都变成“匪”了，你懂吗？（笑）我在斯坦福的时候，我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千万不要回台湾，我说什么事，是“独”吗？因为在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去的时候被关过，那时候有人打报告说是“台独”（笑）。他说比那还严重，是“匪”。我说怎么又变“匪”了？原来是我在斯坦福的时候跟大陆留学生走得近，结果变“匪”了，还请情报局来调查我。

三个湖南人“消灭”了国民党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宋楚瑜？

张安乐：宋楚瑜？值得提吗？对他来讲，就是永恒不变的政治利益。

但是我们讲哦，三个外省人在台湾创造奇迹，商场上是郭台铭，江湖上就是陈启礼，政治上本来应该是宋楚瑜。在2000年选举中，一个外省人，左踩百年老店国民党，右踢本土政党民进党，要不是“兴票案”，他就当选了。一个湖南子弟能当选，他就创造奇迹。

但当时他不会应付“兴票案”。“兴票案”出手的最佳时期，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当时他如果把八千万台币捐出来，说“这笔钱是李登辉交给我，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我认为这个时候需要。”他本来就会当选，这一弄肯定会躺着选。那时连战还是李登辉的“马仔”，连战太太连方瑀说连战是本省人，从美国回来只能到萨尔瓦多当“大使”，不像有人一进来就到“总统府”当秘书。连方瑀还是外省的，可还是要打“省籍牌”——你宋楚瑜是外省人，我们连战是本省人。

那时连战认为主要敌人是宋楚瑜，没想到把宋楚瑜的票打下去，倒败给了陈水扁，这让连战真的很难看，有国民党支持才两百多万票。宋楚瑜就算这样，还有三百六十万票（当时陈水扁三百九十万票），他差点创造奇迹。后来被马英九捡到了，可是马英九这个奇迹已经褪色了，马英九辜负了大家，大家都很失望。

三个湖南人，“消灭”了国民党。第一个是毛泽东，把国民党赶来台湾；第二个宋楚瑜，推出一个李登辉，让国民党打翻天；第三个马英九，“终结”了国民党。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也是是湖南人，宋教仁不简单，同盟会等几个小党合起来成立国民党。国民党成也湖南人，败也湖南人。

观察者网：您觉得国民党还有未来吗？

张安乐：国民党已经失去党魂了，我常常问，三民主义在哪里，就是“中华民国”在哪里。台湾有一个观点，说“中华民国”到台湾，再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现在“中华民国”是台湾。我问这样讲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同志都说：“对！”我说“不对，‘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你中国国民党人都不敢称自己中国人，你把民族主义丢掉了。大陆，改革开放，是坚持民生主义；维护东海南海主权，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走得稍微慢一点，可跟三十多前比还是有巨大进步，三十年前你可能穿这衣服，戴这手表吗？不要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你要给它时间嘛，这就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在台湾是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所以国民党失去党魂了，民族主义丢掉了。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台独”护身符

观察者网：您觉得国民党党内还有坚持党魂的吗？

张安乐：洪秀柱是坚持国民党党魂的，讲“一中同表”，但问题是她有包袱。她首先讲“一中同表”，不讲“中华民国”，这是对的。但国民党排山倒海攻击她，第二天就改讲“一中”是“中华民国”，因为她有选举的包袱。包括这一次（与习总书记会见），国民党也逼她讲“一中各表”。

马英九敲打洪秀柱在大陆讲“一中各表”

要坚持“九二共识”，但我们说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台湾说的“九二共识”却是“一中各表”，“各表”就是“两个中国”，“两个中国”就是“一中一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台独”的护身符，统一的绊脚石。

台湾现在，绿是“台独”，蓝是“华独”。绿营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叫“台湾共和国”。蓝营也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叫“中华民国”，或者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关系，这就叫“华独”。

“台独”这边，有感性的支持者，派系再多、权力斗争再多，它们有共同的理念。“蓝营”这边，一个“中华民国派”从国民党、亲民党再到新党，观念都不一样，王金平认为应该叫“台湾国民党”，郝龙斌吴敦义这些想法就是“华独”，唯一不是“华独”的就是洪秀柱，可她为了选举必须迎合“华独”，那亲民党就别提了，新党嘛……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新党？

张安乐：新党在台湾天天讲捍卫“中华民国”，你在大陆（不清楚情况）。那天我参加他们那个选举，他们刚从大陆回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面前讲“一国两制”，我就纳闷怎么回来又讲捍卫“中华民国”呢。我问他们，你们不是也同意“一国两制”，为什么还捍卫“中华民国”？他们说“我们的一国就是‘中华民国’啊”，我说“你要这样讲（的话）……”（笑）然后我就走了。

台湾现在最大的危机是，有蓝，有绿，没有红。蓝这一块呢，“中华民国”四个字变成统一的绊脚石。有些人还有中国情怀，盼望统一，但是这些蓝色政客天天讲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怎么捍卫？我们十三亿同胞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有感情，所以，我现在跟我们的同志讲，脱掉“中华民国”的外壳，现在要讲中国台湾。如果只讲台湾，是“台独”；讲“中华民国”，是“华独”；红色的要讲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台当局“国防部长”在“立法院”被质询，民进党“立委”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我……我是‘中华民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人”，这些都是黄埔子弟啊，窝囊到极点。

观察者网：怕被扣红帽子……

张安乐：是啊，红帽子红帽子，红帽子怎么不对？

观察者网：当然没什么不对，台湾是那个氛围……

张安乐：可是我大大方方啊。

（录音整理：廖志鸿、张珩、黎娜、张晨静、庄怡、武守哲、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