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比较仅适合于具有研究性质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也仅局限于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是否适合其他的机构，院校和研究方向，作者本人不知道。谨以次文，说明一些问题，澄清一些误会。

晋升方面

   在美国，教授分三档：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  副教授之前，没有终生教职（tenure) 。对于晋升副教授和拿到终生教职的评审，相当严格仔细。评审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外校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这些专家通常和被评审人没有利害关系，完全根据简历和主要科研文章，提出他们的看法。一般来说，这样的评审，是比较公正的。这也避免了本系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的干扰。外校同行专家的评审意见几乎是致命的，如果他们评审意见不强，就算被评审的人有很好的人事关系，或者打通某些人事关系，做了手脚，系里投票能够通过，但在学院/学校一级还是有可能被否决。反之，如果外校同行专家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即使系里有人投反对票，或者有人出来“捣蛋”，晋升一般也能通过。为什么？因为在学院/学校一级，除了要看有多少张反对票，更要看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这些反对票不起什么作用。更重要的一点，美国的晋升，不是同一个系里的几个人在竞争一个位子，而是只要评审合格就能晋升，没有名额问题。所以在美国，尤其是在好的大学，只要关注于做好科研和教学，不需要考虑其他方面，尤其是人事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拿不到顶尖学校终生教职的可能性并不小， 所以，在没有拿到 tenure之前，候选人的压力很大，必须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拿出像样的科研成绩来。如果没有拿到 tenure，也不是末日来临，一般可以在降级的学校找到相应的位置。

   中国的情况：以前一直是从入校当讲师开始就是终生教职。最近一些顶尖学校和研究院所，也开始实行 tenure 制度。但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晋升职称的竞争是在同一个系的同事之间进行的。比如，这个系今年有三位老师都申请晋升副教授，但只有一个指标，既使这三个人的水平都很高，也只能晋升一个，那么，另外两个得不到晋升的人，他们心里永远感到不公平。僧多粥少，没有办法的事，这就人为地带来了很多学术之外的干扰。类似于美国的同行评议，以前在中国是没有的，就算有也只是一个形式，材料往往是送到兄弟院校的相应院系，而不是送到具体的小同行专家去评审。兄弟院校的评审意见，往往比较空洞，套话连篇，无法用来区分候选人的相对水平。这种搞法的结果是，谁能够最后得到晋升，就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也使得很多系里的老师，到处拉关系，彼此之间竞争，彼此之间不服气，挫伤了很多人的积极性。大家没有办法专心至意地从事科研和教学，而把很多精力放在了人事关系上。

科研方面

   在美国，尤其是在好的大学，科研成果一般没有量化标准。那些科研优秀的教授， 他们在顶尖杂志发表的文章，引用率，和获得科研基金的情况，通常会比较突出，但是，这些量化的指标一般不会单独要求。评判科研工作的好坏主要是通过同行的评议。同行专家都知道一项成果的分量，他们不需要借助于杂志的档次，引用率的多少，来做出一个判断。美国的大学或科研单位，写好一篇文章，考虑投那一个杂志，科学家首先在乎的是，这个杂志的读者群是否关心这篇文章的内容，这样，一个影响因子比较低的专业杂志，很有可能比一个影响因子比较高的科普杂志更为合适。

   在中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对科研都有量化的标准。 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每年都根据科学引用指标（SCI ）的影响因子把杂志分为一区，二区，三区。 这些五花八门的标准，包括在所谓一区，二区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篇数，文章的引用率，和获得的科研基金的情况，通常和职称，待遇等直接挂上勾。在这样的物质刺激下，写好一篇文章，考虑投那一本杂志，首先在乎的，是这个杂志是一区的还是二区的。回到国内，经常听说有人用文章去“冲击”某本顶尖杂志，似乎冲击上了，就中了头彩似的。这种功利的做法，很难达到最佳的科研效果。

学生培养方面

   在美国，至少在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博士生的培养，还是比较全面的。博士生入学后，至少要学习一年至两年的基础课程，然后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才能选导师，开始论文研究。基础课程和博士资格考试，对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大部分导师对学生的指导，考虑很周到。虽然不同的导师，风格有所不同，有的管得比较细，有的则是粗线条管理，无论那种方法，都能给学生建议合适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指导学生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仔细调研，然后由浅入深地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生都会碰到低谷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什么进展，这时候学生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担心自己不合适做科研。这种时候，导师的鼓励和指导十分重要。一旦过了这个低谷区，学生做出了结果，哪怕是很小的结果，信心都会大增，科研积极性也会高涨，成果会越出越快，越出越多，进入良性循环。一个好的博士生，在拿到博士学位时，已经养成了良好的科研习惯，给以后的科研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博士生的培养方式，需要导师花费很大精力。所以，在美国，至少在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每位导师不会同时带很多博士生。博士毕业时，一般没有量化的标准，诸如发表文章的篇 数。但不合格的学生，导师是不会让他／她答辩的，这里没有调和的余地，因为这牵扯到导师和学校的学术声誉。

   中国博士生的数目，在最近二十年，经历了大跃进。据说现在的博士生的数目已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是不是可上吉尼斯 ？）。但这样一来，质量就很难以保证。往往一个导师同时会带很多博士生，如果这个导师是学校或学院的领导，这种现象就更严重。有很多学生一年也见不到几回导师，论文研究基本上是瞎子摸象，自己琢磨，或者让博士后带新来的博士生，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一般在国内的大学，倒是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条条杠杠，比如，要在SCI 杂志上发表两篇文章，才能拿博士学位云云。有的学校甚至想出盲审的招数，也就是把博士论文的导师和学生的名字盖住，然后送到外校去评审。问题在于，那些评审专家，并不一定是小同行，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不相信导师的水平和判断，要靠外面的专家把关，看似比美国还严格，其实是根本不能靠它解决博士论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

   国内教学科研上存在的问题和种种弊病，在最近十几年间，有着不同程度的改进，但还是治表不治本，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和改革，任重而道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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