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散論（2）

一、道德與國運 

漢代前後持續四百年，長於唐、宋、明和清。如果漢代是在清代之後出現，則漢代持續一千年大概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因為漢代人的胸懷是後來的中國人遠遠不及的。

統治一個巨型帝國，漢代人其實沒有多少經驗可以借鑑，有的只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故事。一切都需要漢代人獨自去探索，漢代人一路探索着前行，居然還創造了輝煌，而且立四百年而不倒。

開國帝王劉邦，早年未發跡時混吃混喝，嬉皮笑臉、玩世不恭，卻不貪婪、不小氣，殺死對手項羽之後，按照禮儀為項羽舉行葬禮，對於項羽的那些親屬，“皆不誅”，而且都給封侯。項羽本人殘暴之外還有種種缺陷，卻有自尊心，決不腆着老臉以求東山再起，最終高貴地自殺身亡。開國大將韓信早年蒙受“胯下之辱”，發跡之後找到仇人，授予“中尉”的官職，因為韓信認為這哥們兒膽敢欺負人高馬大而且佩着寶劍的自己，實在也算得上勇士了。

是什麼樣的文化哺育出了劉邦、項羽和韓信這樣的一群人？在這樣的文化的土壤上建立的國家，再差也差不到哪裡去。

胸懷博大、能欣賞自己的仇人，這些似乎不是道德，實際上或許是更高級的道德。至於自殺，尤其是項羽式的自殺，也就是只要臉皮厚一點就用不着的自殺，不是基於恐懼的自殺，可以說是最高貴的行為之一了。

二、壟斷

在印度佛教那裡，觀世音菩薩是男性，而且與大勢至菩薩一起，幫助阿彌陀佛救苦救難。

傳來中國之後，觀世音菩薩變成了女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勢至菩薩不見了，觀世音菩薩也就把救苦救難的生意給壟斷了。

喜愛壟斷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即使是救苦救難的慈善事業，人們也不願意與他人分享。中國文化“幫助”觀世音菩薩排擠走了大勢至菩薩，而且排擠走了所有其他的菩薩，以至於在中國民間佛教徒的心裡，佛教似乎只有一個菩薩，那就是觀世音菩薩。世上的苦難太多了，觀世音菩薩的兩隻手有些不夠用，於是，人們只好把觀世音菩薩設想成了有一千隻手的怪物。兩千多年在中國長盛不衰的專制制度實質上是壟斷，是權力的壟斷。喜愛壟斷的集體無意識，讓人們內在地把所有其他人都當作你死我活的對手，而不是合作者。中國人際關係達到病態的緊張，或許與人們的壟斷無意識有最深刻的關係。

嬴政看見六國的君王全部被消滅之後，也就是看見自己能夠對整個中國的權力實行壟斷的時候，“天子”的老稱謂完全不能讓自己過癮了，於是喪心病狂地當起了“皇帝”——相當於基督教之所謂“上帝”。

現代文明的核心，用一個詞概括，或許就是“反壟斷”。

三、孫悟空的變化

《西遊記》裡的孫悟空，其戰勝對手的最大法寶，不是如意金箍棒，而是說變就變、千變萬化的本領。孫悟空把自己變成猴子之外的任何東西，這讓對手們防不勝防、紛紛倒下。

作為神通之象徵的這個“變化”，實質上就是一個人隱藏起自己的本來面目，而展示出一幅假象，這就是日常語言中的“偽裝”，偽裝的直接目的是欺騙。偽裝和欺騙是孫悟空最大的神通。沒有人們對偽裝和欺騙的根深蒂固的喜愛，一個民族的文學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現孫悟空這樣的藝術形象。

光是自己善於變化、善於偽裝，那還是遠遠不夠的。孫悟空能變化，同時，孫悟空也能看穿別人的偽裝。這就是“火眼金睛”。依靠自己的偽裝、一眼就能識破別人的偽裝，就這樣，孫悟空幾乎是無敵於天下了。

《西遊記》電視連續劇一年又一年地播放着，大概沒有第二部電視連續劇也能夠如此。中國人大多深深喜愛孫悟空，意味着象徵偽裝的孫悟空契合了某種民族無意識。

偽裝和欺騙是生物世界中比較普遍的現象，是一些生物求得生存的唯一方法，也是對這些生物某些固有的缺陷的彌補——鱷龜笨拙，於是在水中一動也不動，好像是一塊石頭，只是伸出自己細長而粉紅的舌頭，像是一條小蠕蟲，在水中不斷搖晃，作為誘餌以吸引捕食的魚類。獅子和老虎，則是動作敏捷、爪牙鋒利而且力大無窮，用不着偽裝。一個民族把偽裝和欺騙奉為克敵制勝的法寶，意味着其中的人們深刻感覺到了自己的弱小。

推崇偽裝，乃是弱者的哲學。中國文化流溢着弱者哲學的意味。人們津津樂道的，是各種各樣的以弱勝強的故事。以弱勝強，其實就是讓強者來不及表現出自己的強項。

四、肥胖與乾癟

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首先表現為中國城市街頭的胖子多了起來。如今，減肥已經成為一個不小的行業。這是中國人身體方面的情形。

身體的肥胖讓人苦惱，但改革開放似乎沒有給中國人帶來精神肥胖的困擾，或許，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的精神，要說瘦弱、營養不良，比起四十年前，好像實在也只是半斤八兩。

網絡上那些受大眾歡迎的文章，大多是激烈、暴烈的風格，連那些富有見識的學者也忘不了在自己的文章里加入大量辱罵、咒罵的字眼，這些學者好像是擔心讀者們對他們那些高超的見識本身無力欣賞，就往那些可貴的、充滿智慧的見識里添加辱罵、咒罵的辣椒，以刺激讀者的胃口。

辱罵、咒罵，是一個人精神營養不良症的症狀。

民族性的精神營養不良，是一種陳年老病，無趣或許是第一大致病原因。

一部中國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中國人逐漸變得無趣的歷史。中國人對唐太宗李世民有好感，但那與其說是因為李世民開創了“貞觀之治”，不如說是因為李世民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帝王。難以想象一個無趣的帝王能開創一個盛世。

五、公平的命運

商鞅準備好了新法，卻擔心秦國老百姓不信任自己，於是做了一件被《史記》記下的事情：誰只要把一根木頭從城市的這個門搬到那個門，就可以得到“十金”，大家覺得這只能是一場戲耍，商鞅就把這個“十金”提高到“五十金”，真的有人搬了木頭，這個人也真的得到了五十金。商鞅確立自己威信的願望實現了。商鞅實現願望，靠的是犧牲公平原則——搬走一個木頭根本值不了十金，商鞅最終卻給了五十金。

商鞅犧牲公平原則以樹立自己的威信，最終是要推行新法，而這個所謂的新法，充斥着對公平原則的踐踏——“連坐”這樣的極不公平的法律正是新法的內容之一。商鞅犧牲公平以推行不公平。《史記》記錄了商鞅一生中種種不公平的行為，也幾乎是幸災樂禍地記錄了商鞅晚年因為自己的不公平而屢遭報應的遭遇。如果釋迦牟尼讀過商鞅的故事，想必就會更堅定地去宣揚作為佛教核心教義之一的因果報應了。

依靠不公平，秦國迅速崛起，也是因為不公平，秦王朝迅速坍塌，這樣的故事體現了公平那不可磨滅的偉大力量，是“公平第一定律”的一個具體化。人們對公平的渴望是天生的，而公平偏偏是人類社會命運的操縱者，這或許就是最大的神秘了。

對公平的天然期待，大概是最基本的一種人性。沒有對公平的期待，就不會出現佛教這樣的宗教，就不會有以“權利與責任對等”、“罪刑相當”為根本精神的現代法律。漢語常用詞語“講理”，其中的“理”指的是公平精神。中國人不講理的不少，這句話的意思是這些人“期待公平”的本能退化了。

中國電視台法制欄目里，每當兇手被捕，通常會有這樣的解說詞：“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將是法律的嚴懲”。“嚴懲”這個漢語詞語體現了“公平原則”在中國文化里的稀薄、匱乏。中國傳統法律偏於嚴厲，體現的正就是不公平。

沒有一個可愛的社會能夠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礎之上。不公平的長期薰染，能使人們對明顯合理的東西感覺大逆不道。“我愛國，誰來愛我”，三十年前，這樣的話曾經遭受全國性的批判。

根據《史記》的記載，公平曾經是我們的祖先言行的第一原則，對於那些光榮的祖先來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一類的話只能是出自瘋子之口。秦以前的中國與秦以後的中國，二者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公平原則對於人們的重要性之不同。儘管受到不公平的長期毒害，中國人對公平的渴望並沒有被完全消磨，今天的高考制度千瘡百孔，但許多人情願接受它，因為這被認為幾乎是今天唯一比較公平的東西。

六、偷盜

《論語》記載：父親偷了羊，兒子替父親隱瞞，兒子偷了羊，父親替兒子隱瞞，孔子認為，這就是正直。

孔子對正直的喜愛超過了對偷盜的厭惡。佛教戒律之一是嚴禁偷盜，《聖經》著名的“摩西十誡”中也有禁止偷盜這一條。對偷盜的相對寬容，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

對偷盜寬容，或許算得上是某種中國式的人道主義。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家鄉的農民窮的買不起煤，於是成群結隊到附近的一家冶煉廠去偷煤，名之為“撿碳”，完全感覺不到有什麼不恰當，看守煤炭的人抓住偷煤的人也不表現出嚴厲。

偷盜似乎是窮人的特權，是對社會救濟制度的一種畸形的補充。貧窮會消磨人們的羞恥心，長期的貧窮幾乎可以讓一個民族對一切罪惡都無動於衷。

偷盜的可惡是在一個社會變得比較富裕的時候才充分顯現出來，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候，偷盜不再是求生存的唯一途徑，人們只是為了生活得更好而偷盜，為了高於活命的各種目標而偷盜。今天，學術上的剽竊好像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偷盜的專業化和職業化不是什麼新鮮的說法了。

偷盜和搶劫都是以非法獲取他人財物為目的，法律上，搶劫是比偷盜更嚴重的犯罪。但要說對民族精神的傷害，則偷盜超過了搶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和基督教這些所謂世界性的宗教，都只是嚴禁偷盜，而沒有提及搶劫。搶劫是需要勇氣的，而偷盜無論如何是怯懦的、卑鄙的。我們的民族精神想要得到提升，這樣的做法或許是可行的：加重對偷盜的處罰，起碼不低於對搶劫的處罰。

七、誠實的命運

《論語》記載孔子罵宰予：“朽木不可雕也”。這樣罵人真是夠嚴厲的，嚴厲得大概超過了罵一個人是“小人”。孔子這是為什麼呢？原來，是宰予大白天在睡覺，但是大白天睡個覺又算個什麼？讀孔子接下來說的一番話，我們才會明白。孔子接着說的話是：“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讓孔子憤怒的原因，應該是宰予的不誠信——當初說過白天不睡覺卻沒做到。宰予的一個不誠信的行為，其本身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卻讓孔子從此改變了自己對一切人的看法，這意味着孔子陡然發現人是一種可以不誠信的動物。換言之，孔子痛苦地發現自己的生活世界裡開始出現不誠信了。

但《論語》也記載孔子“君子只堅守正義而不拘泥於小小的誠信”（“君子貞而不諒”）這樣的話。孔子當是在罵過宰予之後才說這句話的。看來，孔子是與時俱進了——把誠信分為大誠信和小誠信，小誠信也就是沒有多少價值的誠信。這為人們徹底拋棄誠信算是開了一扇門。

孔子之後，孟子就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好像一個人只要言必有信就做不成偉大人物了；至於《莊子》書中，因為守信而被山洪淹死的尾生成了被抨擊的對象。

堅守誠信的確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們的文化缺少真切的謙虛，人們也就容易說過頭話。孔子說自己“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聽就知道是在吹牛。

孔子身後，有關誠信的動人故事只在所謂盛世里偶然出現。唐太宗李世民與數百名囚犯約定：放他們回家過年，年後必須自覺返回。這些囚犯果真到時候都返回了，無一例外，於是李世民把這些人全部釋放了。看來，著名的貞觀之治也是誠信的某種復興。而《史記》幾乎可以說是一部中國早期先民的光榮的誠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