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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运生 :文学与文化
送交者: 彭运生 2017年01月02日19:03:41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文学与文化

 

《红楼梦》第一回说:女娲为了补天,就炼成神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这块石头于是“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一个人得到与众不同的对待,潜在地被认为是一种不幸。

或许,《红楼梦》的作者是从《周易》受到了启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占卜时必须拿出五十根蓍草,真正用得上的是四十九根。不过,《周易》里这一根特殊的蓍草并没有不幸的意味,相反,它似乎流溢着神圣性。

从《周易》到《红楼梦》,个体的特殊性丢失了自己的价值。一部中国文化史,是个性日益丧失价值的历史。

 

中国民间有“抓周”的风俗:男性幼儿一周岁生日那天,家长摆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幼儿抓到的第一个物品将预示自己的命运——幼儿抓到的是一本书,他将来就会读书做官;抓到的是一把算盘,他将来就会做买卖;等等等等。《红楼梦》里写贾宝玉抓到的是脂粉盒,其父贾政气急败坏地说:这孩子将来是“好色之徒无疑”。

中国文化对个人命运有特殊的兴趣:算命、看相,其目的都是想预知命运。或许,最能让今天的我们感觉有些道理的是抓周。唯有抓周才有这样的意味:一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兴趣。一个婴儿长大后会一往无前地追求真理,这似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因为为抓周准备的各种物品中都与“追求真理”无关。

 

汉语把男子的生殖器叫做“男根”,这是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伟大创造:根只有扎进土壤之中,才能长出幼苗。“男根”这个词语暗含了“女人是土壤”的意思。《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却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才是泥土所成。怪不得《红楼梦》在价值观上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把《红楼梦》里的荣国府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贵族世家做一个比较。欧洲大贵族供养文学艺术和科学界的优秀人才,荣国府则豢养了一些清客,清客的职责是谄媚主人;欧洲大贵族家有对外开放的学术沙龙,荣国府则有海棠诗社。总之,欧洲大贵族家是文化精英们的活动中心,荣国府则是一个大家族自娱自乐的地方。

 

“饮食”和“男女”很早就被认为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在堕落后的中国也被认为是人生最高的追求。

产生于明朝的《金瓶梅》和产生于清朝的《红楼梦》,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一样?《金瓶梅》是“男女”的,《红楼梦》是“饮食”的。这两部小说的不一样或许折射出了它们所属时代的不一样:明朝是淫荡的,清朝是贪吃的。

 

神仙是完美的存在。中国人所理解的神仙似乎都是一些定居者,似乎没有任何精神生活,他们的日常事务,按照《西游记》的记载,像太上老君是在用八卦炉炼仙丹,镇元大仙则是种植人参果树,总之是一些技术活儿,但他们既然是神仙,为什么还要追求让人吃了成为神仙的东西?生活在成仙之前的状态之中。人类凭本能去创造神仙,神仙被规定成什么样子,却取决于人们的智慧和价值观。

据说,孔子不对学生谈论怪、力、乱、神,这或许是因为:孔子发现,自己听说到的那些神仙,归根结底是一些凡夫俗子,对于精神生活没有价值。

 

玄奘法师不远万里,九死一生,到西天取经,他也因此受到了历代中国人的景仰。

这暴露了中国文化的问题。

中国文化对真理本身不怎么感兴趣,人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作出的超常努力。中国人宁可相信自己的两条腿,也不相信自己的大脑。博学智慧的玄奘法师,为什么就没有用二十年的时间,去思考心中的那几个疑问?

 

《西游记》写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能够随心所欲地变化成各种事物。但孙悟空斗不过二郎神,因为二郎神有七十三般变化。胜利者是那些最能随机应变的人。儒家十分重视的那个“义”,指的就是随机应变。有人用“原则性不强,灵活性过度”来概括中国文化,直到今天,它的反面仍然被认为是呆板、僵化、不开窍。在中国文化那里,灵活是最高智慧,也是最高原则,神圣的政治理想也必须无条件地为“与时俱进”让路。“与时俱进”作为今天的时髦语,是中国人随机应变地为“随机应变”取的别名。

 

中国神话里的玉皇大帝,显得窝窝囊囊,连夫人都只有王母娘娘这么一个老太太。这真是太寒酸,不像是天上的老大。另外,这位玉皇大帝只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来继承王位,父传子、子传孙的美梦也就做不下去了。或许,对于玉皇大帝来说,父传子、子传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美梦。这样的一个玉皇大帝,让我们想起春秋时期大权旁落的周天子。

“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那个天国世界,像是春秋时代的中国,其中的如来佛和观世音菩萨,像是齐桓公和晋文公等春秋时期的实力派诸侯,威望什么的,都远在玉皇大帝之上。

春秋这一历史时期,在天宫神话的创造者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原本是一只猴子,有七十二般变化,其实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东西,包括美女。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值得奇怪的是,孙悟空平时是以一只猴子的形象存在,难道它以为猴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吗?

佛教追求的不是美,而是所谓“本来面目”。

 

政治生活中的“会议一致通过”现象,意味着一大群人中只有一个长了脑袋,也意味着一大群人共用一颗脑袋。

传说中的哪吒太子有三头六臂,如果这三个头都是功能正常,“一致通过”的现象就难以发生在哪吒太子身上。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二者是律诗中前后相继的基本格式。平对仄,仄对平,这是根本要求。但平仄明显地对应于中国最古老的概念阴阳,这样,所谓平仄相对也就是男女相合了。

律诗出现之前,盛行的是“宫体诗”,这些诗是色情的。律诗出现之后,中国历史上写色情的诗就不多见了。律诗本身潜在地激发人们的性想象。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产生于明朝的文学经典,都大量描写了战争和暴力,前者描写的时代是汉末三国,后者描写的时代是北宋。突出的一点是:《三国演义》里出现了大批视死如归的人物,《水浒传》里却没有,有的只是一味的残暴或忍让。或许由此可以说:到了北宋,高贵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差不多绝迹了。

 

中国文学史上有“诗庄词媚”的说法——诗是庄严的,词是妩媚可人的。词又被叫做“长短句”。诗通常是由同样长度的一些句子组成,这意味着诗内含了排比,诗的庄严性源于这些排比产生的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词的鼎盛时期是北宋。我们似乎有理由这么说:北宋是中国文化由神圣性转向世俗性的时期。

 

杨万里诗的名篇大多是诙谐的,也就是拟人的、装疯卖傻的,充满了想象力。如果杨万里之前的中国诗没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则杨万里有可能造成一种强大的传统。因为有一种悠久的传统,我们容易对杨万里产生不满,总觉得杨万里把某种原本不属于诗的东西强行带进诗中来了。雄壮的、悲伤的、平淡的,似乎只有这些情调才有资格进入诗。

 

“狐假虎威”是中国著名的寓言。寓言里的老虎既不是孟加拉虎,也不是西伯利亚虎,而是一只“中国虎”,也就是体现了中国文化某种价值观的老虎。其中的狐狸也是如此。老虎和狐狸共有的价值观是:权力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个人有多么强大。这正是“官崇拜”倾向。

老虎和狐狸有如此的价值观,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中国人。但文化(价值观)从根本上与文学(寓言)无关。文学蕴含了文化,却终究会超越一切文化。此寓言的实质是狐狸根据自己和老虎的共识而机智地欺骗了老虎,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根据文化不可能理解文学,我们倒是根据文学可以发现民族文化的种种方面。“民族特色”是艺术家无法摆脱的,提倡“民族特色”只能是一种外行的主张。

 

《西游记》写唐僧按照观世音菩萨的诡计骗孙悟空戴上了金箍,从此,只要唐僧一念“紧箍咒”,孙悟空就十分痛苦。

这样的故事让人感觉奇特。更奇特的或许是:孙悟空从来没有用“欺骗”去谴责唐僧,唐僧也没有因为自己的“欺骗”而愧疚。这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欺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邪恶,它甚至是我们实现美好愿望的捷径。

 

孔子小时候家境差,所以就成了多才多艺,但孔子似乎没有研究过医术。或许,孔子的身体素质并不好,因为《论语》不止一次记载孔子得了重病。如果当初孔子研究过医术,历史上的孔子有可能成为宗教家,也未可知。耶稣基督为自己赢得信徒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为人治病。

孔子生当中国最需要创立伟大宗教的时代,却被一种日益遭受破坏的伟大传统吸引,满足于复兴这一传统,有了孔子,中国历代有知识的人大多数从根本上拒斥宗教,中国的普通民众只能陷入各种粗鄙的迷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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