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國文化（3）

彭運生

一、工具與目的

晚清的時候，中國的一些精英人物倡導憲政民主，因為他們認為西方諸國強大，是因為這些國家都實行憲政民主。這些精英人物的目的是國家強大，憲政民主則被理解為某種工具。後來，蘇聯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不實行憲政民主，國家照樣可以變得強大，甚至是在極短的時間之內變得強大。

假如當時出現另一個國家在更短的時期內成為強大國家，即使這個國家在許多方面比蘇聯更加不堪，那些精英人物想必還是會對之心動吧。

晚清的憲政民主失敗了。幸虧失敗了，否則，憲政民主的歷史上就會出現一個怪物——憲政民主都是人們奮鬥爭取來的，哪裡有什麼人民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必須接受的憲政民主？

急功近利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任何事物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可以成為人們用來實行某種目的工具。“為真理而真理”之類的說法，普通中國人覺得這不是愚蠢就是虛假。

急功近利幾乎把一切都當作工具。在急功近利的民族裡，萬物都渺小化了，人同時也渺小化了。職業可以讓人們謀生，甚至可以讓人們發財，但這並不是職業的全部。謀生和發財是職業帶來的不起眼的副產品之一。在一個缺少宗教虔誠的文化里，人們獲得神聖感的最可靠的源泉或許就是職業了。

二、性善與性惡

儒家，尤其是孟子，主張性善論，《三字經》開篇就說“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深刻塑造了中國文化；基督教主張性惡論，認為每個人有原罪與生俱來，基督教深刻塑造了西方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張性善論的中國，嚴刑峻法是一個突出的歷史事實，而如今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

既然人性是善的，你就不應該做壞事，你居然做了壞事，你就對不起你的善性，除了承擔做壞事的後果，你還必須為你褻瀆了你自己的善性負責。這大概是嚴刑峻法的內在邏輯。

既然人天性中有惡劣的東西，做壞事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春雨一過幼苗會破土而出一樣，隨便給一點處罰也算是對做壞事的人的苛刻了。這大概是慈悲文化的內在邏輯。

或許可以這樣說：一個厚道的人容易傾向於性惡論，刻薄的人則容易傾向於性善論。

三、孝

孔子喜歡回答學生就孝提出的問題，孟子一說起舜對自己那個混賬老爹是如何如何的孝順的時候，簡直就是眼淚汪汪的。有意思的是，孔子三歲時喪父，孟子好像也是早早就沒有了父親的人。這樣的兩個人容易對父親產生美好的想象。就是這樣的兩個人對於孝的重視，竟然深刻塑造了其身後的中國文化。

但這不能怪孔子和孟子。

周朝以禮治天下，秦朝以殘暴治天下，禮和殘暴都不行了，漢朝的帝王靈機一動，決定“以孝治天下”。漢文帝的全稱其實是漢孝文帝，漢武帝的全稱是漢孝武帝，孝字被漢朝每一個帝王都頂在頭上。實際上，當年的勁敵項羽用劉邦的老爹要挾日後的漢高祖劉邦，而劉邦根本不吃這一套。

但單純一個孝字不可能有什麼治天下的神通。孝與秦朝祖傳的“連坐”相結合，中國人身上的血性就被消減了一大半。一個孝子最怕的是什麼？只能是使自己敬愛的父母因為自己而倒霉。“父母是不是會因為我而倒霉”，這是孝文化給中國人套上的枷鎖。

只要“連坐”的幽靈不徹底消失，專制統治者早晚就會鼓吹孝道。

四、專制與毒品

華盛頓是美國的創立者之一，據說，華盛頓當年有機會當皇帝，只是華盛頓本人拒絕了。這是今天的中國人還在津津樂道的一段佳話。

但要是當年的華盛頓曾經見識過東方專制國家的皇帝的威風，他還會拒絕當皇帝嗎？美國二十世紀的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基辛格，只是受到過專制獨裁者的幾次接見，就深深地流露出對那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的羨慕之情。

毒品有許多種類，專制制度也是一種毒品，這種毒品的名稱是“說一不二”。喜歡專制制度的人，其實就是喜歡“說一不二”的人。

毒品帶來特別的快感，讓人上癮。戒毒是困難的，真正廢除專制制度是同樣的困難。秦代、漢代和唐代，表現出來的是吸毒早期的活力和快感；至於明、清兩代，表現出來的則是晚期吸毒者的骨瘦如柴、氣息奄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