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沉思录（5）

老子《道德经》上有名言：上善若水。水被用来比喻最高的善。或许，老子有过生活在缺水地区的经历。

老子让我羡慕。老子是奢侈的——他在谈论最高的善。今天的我们缺少一般的善。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是西方格言。我们从狗身上看见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本质。狗见到自己久别了的主人时，又是叫又是扑，这是原始的载歌载舞，歌舞的动力是喜悦；狗看见陌生人走近时会愤怒地叫喊，这是原始语言，最早的语言是警告性的。

西方文化提倡个性主义，这实际上是追求个体人格上的多样性；中国文化不追求这样的多样性，却重视另一种多样性——中医有“同病异治”原则，因为中医认为，虽然得的是同一种病，但患者有性别、年龄、体质强弱等方面的差别，治疗时必须考虑这些差异。

西方文化重视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差异，中国文化重视的是人们肉体上的差异。

《史记》记载，项羽看见巡视途中的秦始皇就说：“彼可取而代也。”又记载刘邦看见巡视途中的秦始皇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直率，刘邦含蓄。楚汉相争，项羽兵败自杀，刘邦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中国艺术史上有贵含蓄的传统。如果当年胜利的是项羽，中国艺术史又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现代历史上，英国是因为人们的精神禀赋得到充分发展而成为富强国家，其他国家是因为追求富强而成为富强国家。

母鸡下了十个蛋。最早孵出小鸡的是第十个蛋，最后孵出小鸡的是第一个蛋。这两只小鸡，到底谁是哥哥或姐姐？

这件衣服太贵了。这是贵重物品。

这两个句子里，“贵”字都与金钱有关，也仅仅与金钱有关。这是中国文化堕落的结果。贵字的确包含了金钱——“贝”是最古老的货币，但贝不是一切，在贝之上还有“中”与“一”。中意味着智慧，一意味着美德。

“阴谋诡计”是汉语成语。这一四字成语，其中的三个字都与语言有关。人们实施阴谋诡计的时候通常会使用语言，但使用语言的目的不是说真话。如果汉语世界不是充斥着假话，人们就不可能创造出“阴谋诡计”这个成语。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这大概是西方人的观点。但汉语更多的是武器。

古人见面时的问候语通常是：“别来无恙？”这个“恙”字的含义是疾病，而且与心有关，大约指的是精神痛苦。今天，中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语通常是：“你身体好吗？”

古人重视的是精神，今人重视的是身体；古人追求的是摆脱消极的东西，今人追求的是得到积极的东西。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是《道德经》上的话。甘露看起来是水滴，却不是像雨水一样明明白白地从天空掉下来的，为什么会有甘露？这是古人难以解释的现象。或许，正是因为想要解释这样的现象，中国古人才创造出了“天地”之类的抽象名词。

甘露只能附着于地，却不是从地凭空生长出来的，甘露的出现必定有赖于天的参与。但甘露这样美好的事物不像是天和地闹别扭的产物，而只能是二者亲密合作的结果。这大概是“天地相合”的由来。显然，《道德经》作者潜意识里如果没有性结合的意象，也就不会出现“天地相合”的想象了。这个甘露是男性生殖细胞的改头换面。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男性生殖细胞被比喻为甘露，《西厢记》里有“露滴牡丹开”这样暗示性结合的词句。

《诗经》里的诗句多为四字句，从汉代开始，盛行的是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诗衰落自不必说，六言诗完全不成气候，八言诗几乎不存在。中国文化认为，奇数属于阳，偶数属于阴，阳表现为激烈，阴表现为温柔敦厚。

《诗经》把中国文化划分成两个时代：温柔敦厚时代、激烈时代。

文学史上五言诗取代四言诗，学者们通常的解释是：时代生活变得复杂，四言诗容量小，五言诗就自然涌现出来。但取代四言诗的为什么不是六言诗，或者八言诗？

中国文化里有“十二生肖”，是用十二种动物来循环纪年，古代印度和希腊那里有相似的情形。

部落文化似乎也可以说是图腾文化，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保护神。国家是部落融合的结果，但一个国家不能有众多的图腾，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众多图腾消失的过程。融合进国家的众多部落不能容忍自己的图腾完全消失，于是，这些图腾联合起来，形成一种纪年体系，每一种图腾每隔若干年就出现一次。

或许，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严重的恐惧。这是造物主的设计。如果人们相信死亡像是睡觉，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去自杀，人类很快就灭绝了。

汉语里带“吃”的词语格外地多，吃不消、吃醋、吃不了兜着走、吃苦、吃惊、吃亏、吃回扣，等等等等，差不多是不计其数。或许，汉语里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字就是这个“吃”。在中国文化那里，似乎一切东西都可以吃。“吃喝玩乐”是对人生幸福的概括，吃处在首位。

英语里把吃饭说成是have a meal ，真实的意思是“拥有一些食物”。英国文化重视的是抽象的拥有，折射出来的是权利意识，如果说英国人也从进食中获得快乐，那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欲望得到了满足；中国人从食物获得的快乐，则是源于具体的咀嚼。

二十年一过去，北京成了没有人讲北京话的城市，这让人惆怅。今天，我注意到了更让人惆怅的事实：有人操的是北京腔，话语里却没有北京话特有的各种词语。这是用北京腔讲普通话。

离开故乡二十年，我回故乡与人交谈，其实也是用故乡方言腔讲普通话，我与对方都感觉别扭。

中国二十世纪有“白话文运动”，实质上是要求写文章如同说话，要求书面语向口语看齐；普通话的实质是要求口语向某种书面语看齐。

智慧是神奇的，欲望是神秘的。

中国过年期间，孩子们通常会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这或许是因为受“压舱物”的启发而创造的词语。船行水上，为了平稳，人们往船里装进一些重物，这就是压舱物。人生是生命之船在岁月的河流上行驶。给孩子压岁钱，是希望这些钱让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

压岁钱的实质不在于钱，而在于压岁，在于成年人对孩子们的祝福。

汉语词语有东南和东北，又有西南和西北；在英语里，则只有南东（southeast）和南西（southwest），以及北东（northeast）和北西（northwest）。在汉语里，占据突出位置的是东和西；在英语里，则是南和北。

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越大，就越是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般来说，南北差异大于东西差异，气候、物产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明显。汉语里更突出的是东西，这打破了常规，或许应该这样解释：早期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经历了东西方向上的转移——商朝首都在东方的山东，周朝首都在西部的陕西，商朝末代君主的残暴和周朝前几代君主的贤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周朝经典《易经》里，出现了西南、东北等方位词。

春秋时晋国贵族介子推，曾经跟随重耳流亡，重耳后来成为国君，也就是著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封赏功臣时漏掉了介子推，介子推与母亲隐居于绵上山中，晋文公想通过烧山让介子推出来受赏，介子推不从，终被烧死，于是中国有了寒食节，纪念介子推。

介子推不肯接受晋文公的封赏，而宁愿被烧死，到底是为什么？

晋文公当初封赏时漏掉了介子推，介子推可能已经埋怨过，甚至咒骂过，既然这样，晋文公就不再欠介子推什么了。介子推得到后世中国人的全民性的尊敬，或许是因为人们隐约感觉到了介子推身上的公平精神。公平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介子推不愧为贵族。

《易经》里充斥着“不可涉大川”、“利涉大川”和“用涉大川”之类的句子。渡大河是人们十分重视的事情，换言之，渡大河是充满危险的事情，是否渡大河，需要通过占卜来决断。

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可能是因为：《易经》时代，中国的大江大河里有鳄鱼，时常有鳄鱼袭击渡河者的事件发生。

庄子和惠子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争论。庄子说：“水里的游鱼真快乐。”惠子说：“您不是鱼，怎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您不是我，怎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

鱼与人差异明显，我们靠眼睛就能看出来；看出人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亚于人与鱼之间的差异，这就需要相当的智慧，眼睛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庄子在争论中战胜了惠子，那实质上是智慧战胜了眼睛。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是《道德经》中的一段文字。“正”的意思是“楷模”。

这段文字实质上是对“侯王”进行游说，劝“侯王”去“得一”。天、地、神，还有万物，都是因为“得一”而获得对自己至关紧要的某一特性，如果“侯王”想要成为天下的楷模，自然必需去“得一”了。

游说者首先要用某一目标去激发被游说者兴趣，更重要的是表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如何地切实有效。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战国策》那些游说文章的老祖宗。

中国文化对典范有着最广泛而深刻的需要，模仿典范是省力的，而且有神圣庄严的意味。中国古人观察研究自然界，主要目的不是发现自然奥秘，而是为人生寻找效法的典范。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无以正将恐蹶”、“侯王自称孤、寡、不谷”，这都是《道德经》第三十九章的句子。周朝的政治，王下面才是诸侯，按照汉语的惯例，应该合称为王侯，而不是侯王，陈胜的名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道德经》中的是“侯王”，当是因为《道德经》诞生的春秋战国之际，更有影响力的是一些诸侯，而不是周王。

“侯王”这个词语折射出《道德经》作者遵循的是实力主义。陈胜时代，王广泛地高于诸侯，陈胜遵循的同样是实力主义。

秤和天平都能告诉我们物体的重量，西方法庭用作自己象征的是天平，而不是秤。这或许是因为，更能准确显示物体重量的是天平，而不是秤。

在西方，法律的目标是公平，法律首先追求的是精确。用秤的形象去取代西方法庭大门上方的天平形象，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感觉？

西方文化用天平来象征法律，或许还暗含了这样的意思：天平主要适宜于称量小重量的物体，而一切罪行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文化对轻微的罪行也是神经质的，历代法典里的各种处罚通常是令人畏惧的。专制制度存在的基础，是让人民畏惧。

性恶论是西方人性论的主流，西方文化对人的恶行表现出某种宽容；性善论是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人们内心里容易把轻微的恶行也去上纲上线。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小时偷鸡蛋，大了偷金银”的故事。

一尺长的一根木棍，每天做一次二等分，过去了一万代人，二等分的工作仍然可以做下去。《庄子》记录了这一美妙的想象。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人再也不能由一根木棍而产生美妙想象了。人们把一尺的木棍加长到五尺，只不过，五尺的木棍没有五倍地激发出美妙的想象，而只能用作刑具。

有些树木似乎发现了一点：自己的干和枝在生长的过程中遇不到阻力。无阻力即是无障碍，无障碍即是无乐趣。乐趣无非是对障碍的克服。于是，这些干和枝长出一段之后，就会改变生长方向，但照样遇不到阻力。结果，这些树木的干和枝都是七折八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