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17）

《中庸》里说：“诚”是“天”的本性。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说诚是天的本性，但人们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难以找到诚实的人。人身上没有诚实，我们就到其他事物身上去搜寻。

在中国古人看来，诚指的是真话，因为“诚”字左边的部分是语言。为了鼓励说真话，古人还为说真话的人祝福，因为“诚”字的右边部分是成功的成。

北宋时代，出现了周敦颐、欧阳修、邵雍和程灏这些优雅而温和的人物，这是孔子之后仅有的现象，是春秋贵族精神的回归。昙花一现。一进入南宋，狂狷和激烈重新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气质，陆九渊是如此，陆九渊的对手朱熹也是如此。

中国古人也观察世界，观察世界的目的，是为人类寻找学习（效法）的榜样。人类注定了要学习（效法）榜样，其实，需要学习他者的不局限于人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德经》中的名言。本来，“道”是全部《道德经》中最神圣的概念，因为它乃是万物的根源，《道德经》的作者想到“天法道”的时候，似乎突然意识到这个“道”与其说是尊贵，不如说是可怜，因为只有“道”没有自己可以学习的榜样，于是，《道德经》作者不顾及“道”的最高无上的地位，为“道”安排了一个学习的榜样——“自然”。

“道法自然”让历代读者困惑不已，以为这既不符合《道德经》全书的基本精神，也算是亵渎了“道”，殊不知这是《道德经》作者偏爱“道”造成的，而作者之所以有这样的偏爱，则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文化传统“喜爱学习（效法）”的潜在支配。

《道德经》此名言是典型中国式的。

进入二十世纪后，学者们争论：老子和孔子，到底谁更早一些？

文物鉴定的行家根据每一个时代的基本特色，就能大致断定一件文物产生时的年代。春秋之前的中国文化，气质上庄严而温和。老子和孔子都富有庄严，但算得上温和的是孔子，老子则是激烈的。据此，我相信孔子是在老子之前。更靠后的庄子和孟子，都是庄严少而激烈多——这是典型的战国气质。

中国文化奉实用为最高价值，在庄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根深蒂固了。惠子否定庄子的理论，理由是：无用。庄子从诸多方面雄辩地证明了无用有自己的大用。

庄子的证明越是雄辩，我越是为中国文化感觉悲哀。庄子充分地体现了创造精神，却屈服于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传统。

孔子辞世之后，弟子们拿出各自的听课笔记，整理成书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

孔子生前为学生开设的课程中，有《诗》。如果不是这样，我以为孔子的弟子们就不会有超常的鉴赏力，以至于把“知德者鲜矣”这样外表上平淡无奇的话语收进书中。更主要的是，《论语》中到处都是这一类的语句。

中国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喜爱平淡风格的传统，最主要的源头应该是《论语》。

《庄子·齐物论》记载庄子梦中成了一只蝴蝶，蝴蝶飞舞，庄子十分快意，梦醒后，庄子疑惑：到底是庄子我刚才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一只蝴蝶现在正在做梦成了庄子我？

今天的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和人生观。庄子这个梦也就是哲学梦。这个哲学梦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万物——我既可能是蝴蝶在梦中所变，也有可能是任何其他事物在梦中所变，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是真正的我，这样，我不敢伤害任何事物，而只好善待万物。

这个哲学梦也告诉我们人生应该怎么过。我在梦中成了蝴蝶，这只蝴蝶只是发挥蝴蝶飞行的才能，我就感觉到十分的快意；如果庄子我是一只蝴蝶在梦中所变，我就应该发挥我作为人的才能，这样，作为我之本来面目的蝴蝶也就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

庄子的哲学梦是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哲学。

解释一种现象，意味着我们已经内在地承认此种现象有存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一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必然性，我们就不应该去解释它。这样，我们回避了问题，却把困惑留给了自己。

朱熹就有过这样的困惑：如果说人性本善，人身上那么多不好的品行，又是怎么回事儿呢？朱熹执著于善，不去直面恶的问题。没有原因的现象只能是魔鬼，佛教的“无明”正就是这样的魔鬼，只能引起我们的神经质和惊恐。王阳明对于恶便是这样，说恶是“心中贼”，而且，这个心中贼比“山中贼”更难对付。

对认识不设立禁区、相信一切现象必有其原因，这是科学发展的潜在性前提。

今天，中国的美学家们发现不了关于美的真理，就说美原本是没有真理可言的，继而去研究美之外的其他东西。

五百年前，王阳明去探索竹子的真理，真理没有找到，人却大病一场，王阳明忽然明白了：竹子原本是没有真理可言的。王阳明后来专门到人心里去探索真理，今天的美学家则把希望寄托在与人心密不可分的“美感”上。

从这一前一后两个现象，似乎可以概括出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

理学家有这样的名言：“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意思是：我把自己的心灵打扫得一干二净，就能绝对正确地处理各种事情。

但这名言的深层意思恐怕是：既然我是在自己的心灵一干而净的情况下，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情况下，去处理各种事务，这样的处理如果是绝对地正确，那固然是好的，即使你认为不好，那也不关我的事，因为这一事务实质上并不是由我来处理的。

总之，理学家所谓的圣人，与其说是言行绝对正确的人，不如说是期望对自己的言行完全不用负责的人。

但这并不是在贬低理学家们的理想，而是刚好相反。理学家们追求这样的人生理想，是因为我们凡夫俗子不能确知自己言行的正确性。这是人生的一种深刻的痛苦，敏感者必欲克服之而后快。

佛教恐惧于人们言行和思想上的错误，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这一点深刻影响了理学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