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释道”的碰撞与磨合

佛学进入中国后，首先面对的是被奉为正统的儒学。

汉末魏初，面对儒生们对佛学发出的“夷狄之术”的攻击，

佛学信奉者只能通过强调儒佛一体来回应。

‘牟子’撰《理惑论》[牟子才，四川人。宋代学者。

嘉定十六年（1223）中进士]，

‘牟进士’表明，儒、佛关系如同金玉，

指出“事佛”与“行‘尧舜周孔’之道”，本是一回事。

吴蜀魏三国时期的僧侣，则提出“儒佛同一”，

并以佛学的“仁道”，附会孟子的“仁政”，

把“仁”视为佛的最高境界。

后来东晋时期孙绰[孙绰（314—371），东晋诗人。山西人]

在《喻道论》中提出“儒即佛、佛即儒”，

认为儒、佛在根本旨趣上是同一的。

“联儒辟道”是当时佛教徒的生存策略。

但这也没有避免其他儒学信奉者抨击佛学的

‘剃须发、不娶妻’等制度，

他们认为这些是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

并抨击佛学

‘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出世主义’，

认为这些都违背了“忠道”，所谓‘不忠不孝’，

认为佛学不符国情。

佛教徒则力辩佛学于‘民生、治国安邦’有益无害。

如，

东晋高僧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

说佛学是把‘奉亲敬君’置于人生第一，

而且在得不到君亲信任时，

能退而反省，直至觉悟。

两派论争旷日持久，并波及后世。

从历史上看，虽然佛道与儒家存有争论，

但实际上，“道”“佛”交锋之惨烈，

远远胜过儒学和佛学之争。

由于儒学难以抗衡，佛学很注意与其缓和关系，

转而与共同“在野”的道学，发生激烈交锋。

尽管佛、道都倡导“出世”，

但道学主张‘长生久视、化体成道’，

而佛学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

表面看来，两者的宗旨不同。

为了争夺空间，两学分别编造说辞，挤兑对方。

道学强调自己有着华夏民族文化的起源背景，

以此来攻击佛学的“外来户”身份，

并时常以“老子化胡说”来贬低佛学。

西晋末年，

道家王浮与僧人帛远展开辩论，

从表面看，屡辩屡输。

于是，王浮凭借当时流传的“老子化胡说”，

将《西域传》进行改编，写出《老子化胡经》，

宣传老子西行转生为释迦佛。

对此，佛学不甘示弱，

或称‘老子’转世为佛弟子‘迦叶’，

或又分派‘迦叶’转生为‘老子’等，

来降低道学地位。

从上述可知，

当时人的信仰是多么偏痴，

佛、道两派，当时均处不成熟期，

这些无谓的争执，

岂不令诸‘世外尊者’们，哑然失笑吗？

【“三学”交锋中的因缘际会】

当年“三学”的交锋，

也不全是负面信息，三学之间也曾留下一些美谈，例如：

相传慧远居‘庐山东林寺’时，

送客、迎客皆足不过溪（虎溪）。

东晋将领（后来的帝王）‘桓玄’，信奉道学，

有一次，他征伐行军途径庐山，

便‘居高临下’地传令慧远出‘虎溪’一见，

但慧远却坚守规矩，称病不出。

桓玄只好气势汹汹地入山。

哪知一见慧远的庄严神韵，

不禁肃然起敬。

会面时，桓玄拿《孝经》中“身体肤发，受之父母”，

来诘难慧远“剪削”（剃发）为僧。

慧远从容地遣用了《孝经》的话，予以应答，

曰：“立‘身’行道。”

桓玄折服。后来他登基为帝，对佛学友好相待。】

从上述看，儒释道“三学”并非一直处于争论，

而是一时相互藐视，一时又相互包容。

事实上，当年许多人的信仰，也是变化的，

有些人，甚至一身兼“三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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