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51）

汉语词语中，有好人，也有恶人；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只有实际，没有“虚际”。中国文化喜爱的是实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造出因为有实际而极容易造出的“虚际”这个词语。

实际吸引了中国人的全部注意力，人们无暇去思考实际之外的东西，以为实际之外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在汉语那里，一个人有勇气，我们就说他“胆子大”；一个人志向远大，我们就说他“有野心”；一个人乐于助人，我们就说他“热心肠”；一个人说话不拐弯抹角，我们就说他“直肠子”。总之，人格的各个方面被认为与脏腑有关。

唯独面对一个极端聪明的人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天才”。似乎才华与我们的肉体无关，是属于天的。

汉语里的这些说法表明，让汉族先民感觉不同凡响的，是智力，他们由智力直接想起了至高无上的天。总之，是卓越的智力让汉族先民从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唯心主义者。

中国人对汉字“总”有特殊的喜爱之情。总统、总理、总经理、总长，带“总”字的官衔几乎无穷无尽。“总”意味着无一例外，意味着无一漏网。嬴政自称秦始皇，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统这个词语，否则，中国历史上不再有秦始皇，而只有秦始总统。如果一只猴子能听懂汉语，猴子听了更加害怕的，不是皇帝，而是总统。

Telephone被译成汉语的电话，但telephone的字面含义是“遥远的声音”。“电话”听起来是一种科学命名，telephone却充满着对一项新发明的喜悦与赞叹。如果这项新发明是一个中国人完成的，汉语词汇里就不会有“电话”，而是会增加一个感叹性的名词。

一个民族越是有创造性，在它的民族语言里，感叹性的名词也就越多。

汉语词语丢脸，指的是一个人做了不恰当的事、说了不得体的话。

是什么样的人发明了“丢脸”这个词语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只能是一个容貌俊美的人。对于一个丑八怪来说，丢脸是一种福音。

一个社会让人感觉没有希望，这个社会就会被认为黑暗。黑暗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的眼睛有正常的功能，但只要我们是在黑暗中，我们的眼睛就派不上用场，跟一个盲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是相对于我们人类的眼睛，黑暗才是一个贬义词。

一个词语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通常由我们的感觉器官来决定。

谁创造了历史，是人民群众还是英雄？一些哲学教科书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人民群众既然能够创造历史，他们就不应该再是人民群众，而是英雄了；英雄不能创造历史，他其实也就算不上英雄了。

谁创造了历史，谁就是英雄；谁没有创造历史，谁就是人民群众。

貌似重要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假问题，而且郑重其事地去解答。

汉字吃从口从乞，体现了某种价值观：为了口福，我们宁可沦落为乞丐。

中国医生每每对那些刚刚被检查出绝症的病人说：“回去吧，想吃啥就吃啥。”随心所欲的吃，似乎能抵消死亡，起码也能部分地消除死亡带来的痛苦与遗憾。

让犯人在砍头的前夕饱餐一顿，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里，是最高度的人道主义。

§中国特色这个词组流行于今天的中国。我这里把“中国特色”曲解为“中国文化里特别受崇拜的颜色”。中国特色包括黄色与红色。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是黄帝，黄色被帝王们所垄断。故宫建筑群是红墙黄瓦，黄色站立在红色之上，而红色是血的颜色。这意味着皇权建立在鲜血的基础之上。中国今天的国旗是在红色的底子上缀着五颗黄色的五角星，人们说国旗上的红色象征着烈士的鲜血。中国今天的国徽是在红色的底子上画着黄色的天安门城楼。

中国的各种庆典仪式，也是黄色与红色的天下。红色底子上写着黄色的文字，是中国随处可见的景象，北京街头许多餐馆的招牌也是如此。

汉字“道”既指真理又指言说。这体现了一种深刻。人发现了真理，然后用语言去描述此真理，这样的描述有时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这样认为。

其实，真理不是哑巴，而是在述说着自己——用真理的发现者能够听懂的语言述说着自己，真理的发现者只是记录下真理的述说。

真理的发现者没有运用语言去描述真理的任务，他只是一个书记员。一个人字斟句酌地去描述真理，只表明他描述的不是真理。

发现真理似乎是眼睛的任务，但真理本质上是一种声音，所以，并不存在“发现真理”这样的事情。

维也纳学派蔑视传统哲学，说“哲学是概念的诗歌”。

但“概念的诗歌”只能是诗歌，不可能是哲学。诗歌被任何词语修饰之后，仍然是诗歌，就像山水诗、田园诗、抒情诗，都只能是诗。

维也纳学派喜欢咬文嚼字，它的这一名言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