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56）

李斯靠当秦始皇的帮凶而起家，当了丞相的李斯又在权力争斗中被杀害。被杀前夕的李斯突然想起自己从政前的自由时光，但对于自己被杀这一事情本身，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就像自己得意时杀害别人一样合理。

李斯从骨子里认为，政治就是杀人和被杀，政治是赌博的最高形式。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制皇帝禁止人民去接触各种理论。一般的解释是：那是为了让人民头脑单纯，从而容易统治。

理论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从事精神活动时，会看淡物质，许多理论实际上是在介绍获得精神幸福的方法。这是专制皇帝不可忍耐的，专制皇帝希望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得到全体人民的绝对膜拜，因为他们也只有权势和财富。今天的富人千方百计地想让世人去注意他们的财富。

说汉武帝是为了统治而罢黜百家，这也太高看了汉武帝。实际上，被罢黜的百家中，并没有鼓吹人民造反的内容。

西方法律史上有决斗判决法：让原告与被告决斗，胜利者即是胜诉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样的做法是荒唐的，但荒唐最终导致了种种良好的风俗和民族性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书中做出了描述。

元杂剧《灰阑记》写两个女子都说一个男孩子是自己的儿子，法官让这两个女子争抢，谁拽走了男孩子谁就是男孩子的亲生母亲，但法官最终把男孩子判给失败了的女子，因为只有亲生母亲才怕伤害自己的孩子，因此不会下死手去拽孩子。这是对荒唐的智慧利用——不同的人在荒唐的基础之上会展示各自的本性。

公平竞争，是一切荒唐的共同基础。缺少荒唐的地方，也就是缺少公平竞争的地方。

春秋时期一过，中国这块土地上，荒唐不断消退。有这么一个笑话：大清国大臣李鸿章观看足球比赛时说：“二十几条大汉抢一只皮球，给每个人发一只不就完了！”在李鸿章的眼里，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足球比赛，乃是不可理解的行为。

在注重实际的中国文化那里，赞美荒唐就是双倍的荒唐。中国文化过早地远离了荒唐。

晚年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但真正的十全老人不应该自称十全老人，否则，他首先缺失了谦虚和冷静——除非我们认为谦虚和冷静算不得什么。乾隆皇帝的自我完美感让人揪心，更让人揪心的是，当时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是十全民族。

批斗会中的这个斗字，本来的含义是斗争，而斗争意味着双方的搏斗。但中国二十世纪的批斗会上，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搏斗，存在的是众多人的高呼口号和少数人的低头认罪。看来，那时候的中国人太喜爱斗争这个词语，以致于在原本不存在斗争的地方也要把斗争安插进去，就像今天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说出那些时髦词语。

今天的中国已经取消了批斗会，这让人惋惜。中国人不是善于发明的民族，但批斗会是我们的一项发明，应该把它作为刑罚的一种，让一次批斗会抵一年有期徒刑。这是把政治文化转变成法律文化。这样，犯人多了一种选择，我们的法律文化也更加多样化了。

在各国法律中，强奸都是严重的罪行。强奸本身产生的社会危害不一定大，如果强奸者强奸前能采取避孕措施，就更是如此。死刑终将从人间消失，但强奸似乎不会因此而逐渐得到宽恕。

强奸之所以受到严惩，是因为想强奸的人太多了。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偷艺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正面的：他们有超过常人的机智和耐心，最终偷偷地学会了一种技艺。

西方人却说这是一种犯罪，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

一种文化所肯定的一种行为，在另一种文化里被认为是可耻的。这就是文化冲突。

人天生是神的仆人，需要伺候的神是乌压压的一大群。这些神发出命令时不使用语言，它们只是让人们感觉难受，人生的任务无非是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受。母爱之神让我们因为孩子的一场小感冒而坐卧不安；创造之神让我们感觉已有的一切都索然无味，性欲之神让我们感觉阴茎胀得酸痛。

与其说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不如说人类需要伺候的神多于其他的动物。记载着各种罪名的《刑法》，是各种恶神姓名的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