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57）

学问指的是学习和询问，都指的是获得知识的手段，但汉语说一个人有学问，指的是这个人知识丰富。这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

刻苦学习的目的是获得大量的知识，一个人最终没有获得大量的知识，但是他已经刻苦学习过，他照样会得到肯定，因为刻苦学习本身被认为是美德。这是手段的升值。

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流行词语。革命的目的是建设理想的人类社会，但到了后来，仍然是手段变成了目的，因此有了“不断革命”的理论，至于理想的人类社会是不是越来越远，倒是没有人再过问了。

在中国文化那里，手段经常成为目的。这是不讲效率、形式主义和瞎折腾的根源。

贵族文化是反世俗文化的。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没有了贵族，也就没有了贵族文化。皇家文化其实是世俗文化，是夸张了的世俗文化——中国小户人家办年夜饭，桌上摆放的菜肴是越多越好；清朝皇帝吃的每一顿饭，都会端上来几百道菜。在小老百姓看来，皇帝是顿顿都吃年夜饭的大财主。

从文化心理来看，中国的帝王只是有权有势的小老百姓。中国的版图是辽阔的，但一个“小”字把每一寸土地都给染了色。

怎样控制政治领域的恶，这也是孔子思考过的问题。孔子思考的结果，不是建立某种制度，而是确立某种修撰史书的原则，“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指的就是这回事儿。谁要是为非作歹，我就通过史书让你遗臭万年。

孔子的想法体现了战国前中国文化的精神，也就是贵族精神——对荣誉的追求。贵族精神消逝之后，孔子的文化创造不会有约束力了。孔子对于政治上的恶无能为力，所以只能一会儿愤慨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悲伤地感叹“苛政猛于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人用因果报应的说法去制止政治上的恶，效果上超过了孔子的这个“春秋笔法”。

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一点：对中国人自己的残暴无动于衷，对外国人的暴行耿耿于怀。

西楚霸王项羽火烧秦王朝的阿房宫，大火历经三月而不熄灭，这一做法成了榜样，为历代的造反者所效法；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人痛感自己百事不如人，对老祖宗的一切都丧失信心，一百年后又爆发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中国的电视和电影还在不厌其烦地演出日本侵略者的不人道。

秦王朝的郡县制摧毁了贵族阶层，让中国文化里的贵族精神遭受灭顶之灾。刘邦建立汉朝后大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遗憾的是，刘邦本人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是半个文盲，没有教养，他的那些兄弟子侄也是半斤八两。贵族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复活的机会也就丧失了。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曾经是中国的名言。中国文化害怕竞争（比赛），中国人潜意识里，竞争就是你死我活，所以，越是有权势的中国人，就越是希望在正式的竞争开始之前，想方设法地完全控制对手，从根本上避免竞争。袁世凯谋杀宋教仁，是显著的例子。其实，袁世凯未必就竞争不过宋教仁。

计划经济是非竞争经济，能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盛行一时，因为这暗合了中国文化厌恶竞争的精神。

外国人已经观察到：中国顶级学者们最害怕的，不是自己不能取得新的成就，而是同行的竞争。中国文化对竞争有本能似的恐惧，化成了民族性的心里障碍。

西方喜竞争，中国喜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