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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文學史”
送交者: 彭運生 2017年03月05日15:58:05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思考“文學史”

 

中國歷史上前後出現了眾多的文學作品,把這些文學作品作為對象來研究,就有了“文學史”這門學問——這是對“文學史”一詞作出的字面理解。但文學史研究者不會認同這樣的理解,認為這小看了“文學史”,認為這就把文學史研究者看成了文學評論家,而文學史的目標,那可是要“發現文學發展的規律”。

如果並不存在“文學發展的規律”,那又該怎麼辦?即使幸運地發現真地有這麼一個“文學發展的規律”,它有什麼用處呢?是根據它來指導今天的文學創作者嗎?但自古以來不是都承認偉大作品歸根結底都是某種自發性的結果嗎?李白、蘇東坡和曹雪芹是科學真理能夠教育出來的嗎?

一切科學真理倒是都有這麼一個特點:它能對它所從出的研究對象作出比較完滿的解釋。我們能夠根據“文學發展的規律”去解釋文學作品嗎?

事實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無數“中國文學史”著作,都是在研究者並沒有發現“文學發展的規律”的情況下寫作出來的。這似乎表明了:沒有“文學發展的規律”,大家照樣能夠解釋各種文學作品,照樣能夠寫出洋洋百十萬言的書來。

一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單就數量來說,已經取得了絕大的成果,而且這種成果還有不可遏制的膨脹趨勢。我們至今也不知道“文學發展的規律”,但“文學史研究的規律”卻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如果真地有“文學發展的規律”,文學史研究者說不定也會尊重這個“規律”哩。不幸的是並沒有發現這個規律。但文學史研究者不能光吃飯不幹活,於是不知疲倦地言說着、寫作着。既然沒有質量,那就追求數量吧。文學史研究者既然不可能根據“文學發展的規律”去解釋文學作品,就乾脆把文學作品當做自己寫作議論文時的資料庫。

有一本文學史著作,正是把《水滸傳》中林沖被逼上梁山前的那段文字,當成了這樣的資料庫:“《水滸傳》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特點,是……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善於塑造‘圓形’人物……林沖的形象就有一個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到粗獷雄豪、敢作敢為的變化過程……當林沖遇到妻子被人無端調戲時,一開始舉拳要打,的確不失英雄本色。但一旦認出調戲者是自己頂頭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高衙內,林沖‘先自手軟了’……當高衙內跑到林沖家去企圖污辱他的妻子時,他忍了;在受到誣陷發配到滄州充軍時,他忍了;在充軍途中,薛霸、董超對他百般虐待,甚至企圖在野豬林謀殺他時,他忍了;甚至在得知陸謙、富安奉高太尉父子之命到滄州追殺他時,他還是忍了……經歷了家破人亡、走投無路的境遇,林沖的性格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著作者相信,能夠“寫出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的作品就是好作品,為了證明《水滸傳》好就好在“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變化”,著作者就寫出了一連串的“他忍了”,從而形成了氣勢磅礴的排比。果然是一篇議論縱橫的好文章。

這麼一來,一篇議論雄文固然是呱呱墜地了,作為研究對象的《水滸傳》卻被扭曲得七倒八歪。一連串的“他忍了”,沒有一個是真實的,有的即使根據作品的字面來說,也是純粹的虛構。我們僅僅來看所謂的“甚至在得知陸謙、富安奉高太尉父子之命到滄州追殺他時,他還是忍了”。《水滸傳》的相關原文是:“林沖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裡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骨肉為泥!’……林沖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裡去尋……次日天明起來……帶了刀,又到滄州城裡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街上尋了三五日。”

胡適當年還只是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讓我們那般不快、那般失望;而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文學作品不是“任人打扮”,而是任人歪曲。

膽敢對於研究對象喚奴使婢,只會存在於“人文科學”之中。

文學史研究者之所以如此不尊重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作品,大概是因為他們不相信,單從文學作品那裡也能挖出真理的寶藏。而這本身也還是有原因的:研究者對於那些文學傑作最根本的特性——神奇性或者神秘性——沒有感受。哲學與科學有着相同的起源:人們被某些現象的神奇意味所吸引,進而想揭示這種神奇意味的實質。

誰只要發現了文學的真理,他就不會輕易使用“文學史”這樣的字眼:古今中外的傑作都是本質一樣的,哪裡有什麼“史”可言呢?只有一流作品和非一流作品的差別。所以,像“中國古代文學史”這樣的名稱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為它有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意味——它對於一流作品和非一流作品不曾加以區分。“中國文學史”這種被稀里糊塗地“創造”出來的詞語,應該被分解為兩部分:“中國一流文學作品評論總集”、“中國非一流文學作品評論總集”。

《紅樓夢》研究歸根結底也必須分為兩部分:“《紅樓夢》中的‘精彩小片段’評論總集”、“《紅樓夢》中的‘平常文字’評論總集”。《紅樓夢》是數十個“精彩小片段”和大量的“平常文字”綴合而成。“精彩小片段”源於“天工”,而“平常文字”是“人力”之所為。當研究者說“《紅樓夢》這部小說如何如何”的時候,那些源於“天工”的精彩小片段實際上被褻瀆了。

同樣的道理,一首五言絕句中,可能僅只有一句才是源於“天工”,其它三句卻不是,所以在進行科學分析時應該被剔除。古人有“摘句欣賞”的做法,而現代的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研究者總是把每一件作品都當成一個“有機整體”。

沒有科學的文學理論,我們面對非一流作品時可以說一些不算太外行的話;但只要面對那些一流作品,我們一開口就是錯誤,最多也只能說出一些不痛不癢的話。

《齊物論》末尾記載了“莊子夢蝶”故事:“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語譯為:莊子曾經在夢中成了一隻蝴蝶,翩翩飛舞着的一隻蝴蝶,悠閒自在,不知道自己是莊子。忽然醒來,則分明是莊子。究竟是莊子在夢中成了蝴蝶,還是一隻蝴蝶(現在)在夢中成了莊子呢?]有一部文學史著作對此講解道:“那種飄然自適,又無所執著的自由和飄逸,構成了一個令人動心的美麗的境界。”三句話中出現了七個形容詞,這樣的文學評論是形容詞堆砌。更嚴重的問題是:一看見“栩栩然胡蝶”,就說“飄然自適”云云,未免太少見多怪了——如果原文是“飄飄然白雲”,不知道我們的研究者該如何面對了。實際上,原文中不同凡響的、點鐵成金的文字卻是“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研究者沒有去注意這出人意表的一問,沒有去挖掘這千古一問中含有的深意。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這是陶淵明的詩《歸園田居·之三》。有一部文學史著作的講解是:“當陶淵明親切而簡明地描寫了荷鋤而歸的場景時,我們能看出他從勞作之中體驗到了人與自然的親切和諧,體會到了簡單明了的生存過程。相比起撲朔迷離、矯情偽性的官場來說,田園中勞作生活要更為本真。”

說陶淵明“從勞作之中體驗到了人與自然的親切和諧”,從原文那裡能找到什麼證據呢?我們從原文倒是看到了,“自然”從各個方面跟人類過不去:你要“種豆南山下”,我就來一個“草盛豆苗稀”,從而使得你“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等等等等。評論中冒出了“官場”字樣也是奇怪的,細想想則知道是因為評論家曉得這首詩乃是陶淵明的作品,而且評論家又曉得陶淵明有過辭官歸隱的經歷。評論者大概還作了這樣的推論:陶淵明既然辭官歸隱,那就表明陶淵明更喜愛“田園中勞作生活”,於是就無視作品本身而宣稱:陶淵明“從勞作之中體驗到了人與自然的親切和諧”。

以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的對象、“回到文學作品本身”,這樣的口號做起來原來是這樣的艱難。“作者及其生平”就像一個魔鬼,總是喜歡在文學研究領域作祟,引誘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不自覺地遠離文學作品本身。“作者死了”是西方學者說出的名言,我們中國學者大多從骨子裡不相信這句話、討厭這句話。

  把籠籠統統的“中國文學史”分解“中國一流文學作品評論總集”和“中國非一流文學作品評論總集”,一方面拒絕了“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之誘惑,另一方面則暗含了文學理論的重要性。沒有科學的文學理論,我們最多也只能搞出“中國一流文學作品總目錄”之類的東西。

作為詩人的林庚對於一流作品的神奇性感受敏銳,但林庚著名的《中國文學簡史》只能算是“中國一流文學作品總目錄”,因為它對於每篇傑作只有熱情洋溢的讚美,就是缺乏立足於科學原理之上的分析與理解。這本書對於李白《白帝下江陵》說的話是:“我們讀起來如呼吸在最自由的空氣中,這便是思想感情的健康與解放”;對於李白《望天門山》說的話是:“在祖國的懷抱里,正是展開着多麼自由遼闊的眼界,讀了這樣的詩,誰能不為之神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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