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认错”

在大众场合指出一个中国人的错误，即使你没有任何恶意，人家会觉得你这是在宣战，他这一辈子也难以忘记这件事。

厌恶错误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性，《圣经》“创世纪”说亚当和夏娃犯下偷吃禁果的错误，从此就有了无穷无尽的生命的痛苦；中国语言里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样的格言，折射的也是对错误的恐惧。

中国文化似乎对“永远正确、绝对正确”有特殊的偏好。孔子居然自称进入七十岁之后就能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正是“绝对正确”的意思。任何人只要说自己绝对正确，他大概就是绝对不正确了。孔子他老人家带给中国文化的负面的东西，主要的可能是对“绝对正确”的着迷和对一切过错的恐惧——孔子研究《易经》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避免犯严重的错误，而不是追求真理。

普通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了解民族性格的政治家，也就是能准确地戳到人们痛处的人。四十年前，“写检讨书”风行于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写检讨书的实质是迫使人们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让一个人写检讨书，对于这个人乃是一种相当严厉的处罚。

只有在缺乏宽容精神的民族那里，人们才会对自己的错误有病态的讳莫如深。一个中国人一旦有了足够的权势，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非常之大的一个诱惑，是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描画为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经常冒出不诚实的说法，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不诚实，不诚实只是某种后果，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我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病态的喜爱。“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相互否定”，这一疯疯癫癫的说法，其目的却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维护“我们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

一个民族迷醉于“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只能表明这个民族心理上还是一个儿童。

达尔文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悟出了进化的基本原理，却一直要等到半路杀出个华莱士，这才在老朋友们的一再催促下，最终出版《物种起源》，这时候的达尔文已经五十岁了。从基本原理的发现到一个理论体系的成熟，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实更是一个不断的自我纠错的过程，不能设想达尔文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人。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的动物啊。

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千次错误之后正确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