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69）

人通常希望与其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似乎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通常是相同。

在中国古代，同一年考取的进士被称为同科进士，这些进士心照不宣地结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官场生活中相互照应；在中国乡村，两个人出生在同一年，他们就可能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像亲戚一样来往，叫做同年或者同庚。

相同在中国文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孔子或许是意识到了这样的相同缺乏深度，于是主张“和而不同”。

同志作为一种称呼在世界各地风行过，两个人相互称呼同志，似乎就拉近了关系，似乎就成了某种朋友。但同志的意思是相同的志向。两个人志向相同，却完全可以成为死敌——刘邦和项羽都想夺取秦始皇的皇帝宝座，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被对方消灭。当同志成为最风行的称呼语的时代，那也是人们相互倾轧最残酷的时代。

两千年前的哲人孔子，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同志”会带来的灾难。

如今，中国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居民身份证。《辞海》对身份的定义是“一个人的出身、地位和资格”。显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小卡片，仅仅表明我们是中国的公民，与出身、地位和资格没有关系，它却被叫做居民身份证，这意味着身份是中国文化情有独衷的东西。

让中国人畏惧的东西不多。有身份的人害怕的，是不能有效展示自己的身份，再就是有失身份。

中国人具有的不是身份意识，而是身份无意识，拔除掉这个身份无意识，地球上差不多也就没有中华民族了。

炎帝和黄帝被合称为炎黄，今天的中国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

中国人似乎都乐意与那些远古时代的皇帝们沾亲带故。

常年征战的黄帝似乎没有少杀人，被杀那些人的子孙，今天也稀里糊涂地自称为炎黄子孙。

中国人无意识似的要当伟大祖宗的子孙，没有想到要成为自己子孙的伟大祖宗。

中国的科举时代，每次考试的前三名受到人们格外的注意——他们享有特制的名称：状元、榜眼、探花。

西方人创造的现代体育比赛中，走上领奖台的是前三名，他们也享有特制的名称：冠军、亚军和季军。

对于前三名的重视，似乎是全人类性的。

古希腊时期，人们用月桂树的枝条编成帽子，这就是桂冠，献给他们敬爱的诗人或英雄。

这折射了某种古老的习俗。最早的帽子，应该是用翠绿的树枝编成，人们戴上它是为了不让猎食者或猎物看见自己。给敬爱的人戴上桂冠，是希望他们得到安全、提高效率。

后来，帽子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人们用帽子来显示身份和地位。在显示身份和地位方面，大概没有什么比帽子更简洁、更鲜明的了。中国漫长的等级制时代里，分明有帽子文化。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个人被宣布为右派，人们就说这个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当然，市场上从来没有销售过右派帽子，甚至没有人想到要去制作这样的帽子。在汉语世界，一个人的妻子有了外遇，人们就在背地里说他“戴了绿帽子”，但不会说他“穿了绿鞋”，或者“穿了绿衣裳”。这是把帽子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

保暖，大概是帽子最不重要的功能。

中国文化对人们的历史污点不轻易放过。官方宣布一个人不再是右派，但这个人将被别人说成是摘帽右派——他似乎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右派；一个刑事犯服刑期满而获得释放，他会被别人说成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似乎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刑事犯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曾经流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句话的含义是：无数的人应该去模仿榜样，让自己成为榜样的复制品。

中国人发明的麻将赌博中，清一色意味着最大的胜利。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对于清一色的喜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这个独，也意味着清一色。

古人发现，一年有十二个月，这个“12”在人类文明中留下了种种痕迹。

中国人认为，一天有12个时辰，西方人则把一天的时间进行24等分，24=12×2。今天的中国人根据自己固有的时辰概念，把西方人的24等分水到渠成一般地改称为24小时。至于1小时=60分钟，1分钟=60秒，明显地都包含了12。

中国文化里有24节气的概念，有12天干概念，有包含了12天干概念的六十年一甲子概念，有12生肖概念，中医里有24脉象概念，《诗品》里把诗歌风格分为24种，此书也因此被称为《二十四诗品》。

西方人把数字12称为一“打”（dozen）。

在印度，佛教里有十二因缘理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加起来都是12年。

中国人顾家、恋家，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五四时期的贤哲们甚至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但汉字“家”的字面意思，并不表明中国先民对家有任何迷恋，而是相反：家是适宜于猪（豕）的地方。

家固然不是什么乐园，但中国先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处所——他们没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也没有结社的权利，精神的苦闷得不到倾诉、心灵得不到寄托，于是，先民们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与那些肮脏的猪厮混在一起。

西方人通过体育锻炼来健身，中国传统的健身方法是吃各种希奇古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