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70）

《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敏，为了避讳，林黛玉写字写到敏的时候，总是故意少写一个笔画，这是为了善而牺牲真。从事书法的人为了美观，不时地给字添加一些笔画，这是为了美而牺牲真。

在中国文化那里，“真善美”不是平起平坐的，真随时会被牺牲掉，好象不牺牲真，就不能充分实现善和美似的。

西方传教士在满清宫廷里惊异地注意到：众多的宫廷乐师同时演奏的乐曲只有一个声部。

今天有人指出：中国民间也有多声部的音乐形式。

但这反而更加凸显了这样的事实：专制君王不欣赏由彼此独立的几个声部构成的音乐，专制君王欣赏的，是一千个人发出同一种声音。

中国人在自己父母的坟头树立石碑，石碑上通常刻上“立碑人：孝男某某”的字样。

这不符合中国文化提倡谦虚的传统，却体现了更为重要的一种价值——百善孝为先，你在碑上刻上“不孝男某某”，你这是在说你已故的父亲没有教育出孝子来，也就是在给已故的父亲抹黑。

孝文化让那些不孝之子也必须以孝子自居。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有特别的重要性。按照儒家的说法，保持肉体的完整无缺，是一个人对自己父母应尽的义务；民间又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

《西游记》写孙悟空生于一块石头，因此没有父母；又写神通广大的师傅因为孙悟空小小的过错而断绝了与孙悟空的师徒关系。总之，孙悟空不是中国文化一分子，他是自由的。换言之，孙悟空形象是人们反叛中国重人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孙悟空的自由不在于他会七十二般变化，而在于没有人际关系的羁绊。

只有一种功能的事物，难以让中国人满意。

武术能强健身体，也是防身术；读书能让人有知识，也可以让你考进士、成为官员；书法作品则是既记录了某些东西，又有观赏价值。中国戏曲都包含了唱、念、做、打、舞，能够满足观众多方面的需要。中国绘画作品往往体现了“诗、书、画、印合一”的追求。

中国人把那些只有单一价值的美好事物，给嘲弄为“绣花枕头”。普通中国人内心里厌恶“为艺术而艺术”、“为真理而真理”之类的西方说法。

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与其说是实用主义，不如说是“多功能主义”。或许可以说，多功能主义是实用主义的高级阶段。

模仿是最好的恭维，这是西方的格言。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可笑的：西方人真是太笨了，把恭维文化弄得太贫乏了。

中国的官场文化发展出了数不胜数的恭维方法，模仿却是恭维文化里的大忌——你要是模仿皇帝的服饰和语言（例如自称朕），你就等着倒霉吧。

老虎在自己的领地上巡逻，实质性的工作是在边界撒尿，表明这块土地是有主人的。

与人类厮混在一起的狗没有领地可言了，但照样在自己所到之处不断地撒尿。

城市那些大楼的楼顶上，通常竖起一行巨大的文字，表明一个单位的名称。这也是一种尿，只是比一般尿的骚味更强烈、更持久。

人类用文字标明建筑物，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做法。如果老虎或狗能够使用文字，它们早就不这样使用尿了。

福禄寿是中国文化里受推崇的三种东西。

福指的是运气，禄与财富有关，寿指的是长寿。一个人能成为皇帝，他的运气自然是无可比拟的；皇帝又是天下最大的财主。对于皇帝来说，福禄寿里的寿是唯一匮乏的。于是，中国人把皇帝称做万岁。

一个人越是接近于完美，他身上的缺陷就越是触目惊心。

每隔二十多年，就会出现“地球毁灭”的预言。2011年的时候，开始流传“地球将在2012年12月21日毁灭”，这是最新的预言，今天是2012年12月22日了。

如果一年有十三个月，一个月有四十天，“地球将在2013年13月31日毁灭”，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预言了。

常人需要惊吓带来的刺激，常人的需要是商人发财的机会。同样的喜剧在人间重复上演，二十多年是一个周期。

“民无信则不立”，这是孔子的名言，也是对春秋之前的华夏文化的一种概括。信用是一种崇高的追求。

到了《庄子·盗趾》，因为守信用而被突来的洪水淹死的尾生，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没有了仁、义、礼、智，也就算不上人，这里没有信用的位置，相反，孟子还有这样的名言：“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守信用，似乎还是一个人成为“大丈夫”的必要条件。

进入战国之后，信用在中国文化那里丧失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