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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运生谈艺录(4)
送交者: 彭运生 2017年04月07日16:08:19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彭运生谈艺录(4)


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美学,这些领域的现实是:指路的人比走路的人多。

“建立什么什么学的中国学派”,这是喜欢指路的人为我们指出的康庄大道;“实现古代什么什么学的现代转型”,这是高人们为我们指出的比较具体一些的路子。


指责影视剧《红楼梦》不忠实于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往往是因为指责者不清楚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别。

文学作品《红楼梦》五十四回中,著名的“贾宝玉夜探潇湘馆”故事里,林黛玉发现自己说话不妥当而羞得满脸通红,为了不让贾宝玉发觉,就假装咳嗽,伏在桌上咳了起来,书中特别写了一句话:“宝玉却不留心”。这句话是神来之笔,让我们读者感叹:美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被我们轻而易举地觉察。

在电视剧《红楼梦》中,没有“宝玉却不留心”这样的镜头。问题是,谁也不可能造出这样的镜头,因为这句话包含了否定词“不”,不能形成画面。

文学作品中的精彩之处,大多与“不”有关,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时候,这些精彩之处,注定了会被删除。

 


一个国家发生了悲惨的事情,人们通过“降半旗”来“致哀”。

能成为一个国家之标志的,不仅有国旗,还有国徽和国歌。国家发生了悲惨的事件,人们为什么只想到“降半旗”,而不在国徽和国歌身上打主意?

国徽和国歌,虽然也有象征性,但主要的是艺术品;国旗则是一种象征符号,与艺术品不怎么沾边。

艺术品有自己固定的含义。旗子给人的感觉则不是固定的,这些不同的感觉,与其说取决于旗子,不如说取决于风。位置越高,风可能就越大,旗子飘扬起来越是强烈,我们观看的人越是心潮起伏。“降半旗”,意味着原本欢快的心情受到了压抑。

如果是位置越高风力越小,那么,就不是“降半旗”,而只能是“升半旗”了。

 

运动场上的跑道,相对的两边要么是直线,要么是半圆。直线与半圆交替出现,既克服了单调,又形成了节奏。

跑道是西方神圣文化的产物:夹在两条平行线和两个同心半圆之间的跑道,显得一丝不苟、庄严肃穆,我们行走其上,仿佛随时都在受到神圣者的规范。整个运动场上,只有一个人跑步锻炼,这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跑道,那么,从头到尾,他无意识地会沿着这条跑道跑下去,不轻易更换。

跑道,是艺术精神与西方神圣文化精神相统一的结果。我们中国文化不缺少艺术精神,但神圣文化是空白。凭着中国文化,即使我们也能发明跑道,但这跑道不会是由两条平行线夹在中间的跑道。平行线意味着平等,中国古书上经常出现的,却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之类的话头。

在西方人所理解的规范之背后,站立着一个神圣者。我们中国人不知神圣者为何物,自然觉得,规范是可笑的东西,只有傻瓜才会遵守规则。

 


  玉米粒一行又一行地排列在芯上,芯是为了玉米粒而存在。成熟之前,玉米棒子被绿色的叶片层层包裹,不容易被觅食者辨认出来;成熟之后,从玉米棒子身上伸出来的那些深色“胡须”,像是在大声提醒觅食者:你想要的就在这里。

《圣经》中提及“智慧果”,人吃了这种果子就变得有智慧。这是一则神话。但玉米棒子称得起“智慧棒”。玉米棒子的背后,隐藏了骇人听闻的智慧。

美学还没有把玉米棒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


这个世界上,既有被公认为“天籁”的诗篇,也有数不胜数的命题作文,这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人们容易以为,优秀诗篇也是一种命题作文,只不过是命题作文中的突出者。

如果世界上没有命题作文,文学的真理早就不是秘密了。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伟大诗篇,人们就不会那么热衷于命题作文了。

 

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一》中有一段名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常人以为,诗是人们抒发感情的结果;按照王夫之这里的说法,优秀的诗是诗人成功地把感情加以放大的结果。

“放大感情”让我们联想到“虚张声势”。“放大了的感情”不一定胜过“真实的感情”。

按照王夫之的发现,一个诗人想要写出杰作,他需要在平时把所有的“景”二分为“乐景”和“哀景”;写作前夕,则需要确定自己的心情是“哀”还是“乐”;优秀作品的创作过程,无非是根据情去选取景的过程。

我们能根据这一创作技巧而搞出传世诗篇?

王夫之这段话与真理无关,却算得上名言——它本性上是一首诗:打破常规,就可以让事物异常鲜明地显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是此名言的言外之音。

我们今天还可以想见,这段话从王夫之心底冒出来的时候,王夫之感受到了什么样的喜悦。

美学史上那些著名的说法,到底是理论性的还是诗本身,对之加以区分,是今天美学家们的一项任务。本质上是诗的那些名言如果被当作理论,则它们只能是谬误,经不起分析。

 

李白是天生的炽热,杜甫性喜精雕细刻,称得上平淡的是王维。人类艺术史上,似乎仅仅在中国古人那里,平淡受到过由衷的赞赏。“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苏东坡的名言,但这与其说是在揭示“平淡”的真相,不如说是在与那些不能欣赏平淡的鉴赏者争辩,硬要证明平淡属于绚烂家族,只不过,它不是绚烂家族里的一般成员,而是其中的第一高度。

最高级的绚烂,仍然是绚烂,就像“纯金”只能是金子,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属于“平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通一艺莫谈艺”,这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留给我们的名言。“通一艺”大概指的是能画画、能写诗、能谱曲,等等。

这句名言似是而非。一个三流的“通一艺”者,比起一个从不创作的人,不见得更有美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整个生物世界,都是造物主的艺术品。达尔文用不着在亲自创造出一些新物种之后,才去从事生物学研究。

“谈艺”所需的唯一前提,是研究者对艺术品的微妙意味有感触。感知到物种对环境那种奇妙的适应性,是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前提。

 

唯有八大山人的那些绘画杰作才能表明:简洁,的确是一种卓越。在“简洁”的旗号下,容易导致简陋。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画”,大多不是简洁,是简陋。

练习书法的人知道,一个汉字笔画太少,不容易写得好看。笔画少的汉字,是简洁和简陋的天然分界线:写得好看了,是简洁;不好看,是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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