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5）

今天，把藝術確定為美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據說，成了全球美學家們的共識。

這折射出了這樣的現實：美學已經走投無路了，只好到藝術那裡去碰碰運氣。

人們是在發現了上帝之後，才去建立教堂；是在把釋迦牟尼確立為教主之後，才去建立寺廟。總之，人們是在給神靈搭建住所。美學的情形相反：先搭建好住所，然後去尋找配得上住進此住所的神靈。

把藝術作為美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不一定能給美學帶來有科學意義的繁榮，因為早在博學而睿智的黑格爾那裡，就已經這樣做了。今天，如果我們真的想超過黑格爾，那也不應該是在博學和睿智方面，而應該是在學術目標方面：黑格爾滿足於成立“藝術哲學”，我們應該追求的，是“藝術科學”。“藝術哲學”雖然大而無當，但想要達到黑格爾的水平，也不是容易的事。

美女的美，是美學的低層次研究對象；男人對美女的迷醉，是美學高層次的研究對象。美女的美，是造物主意圖的初步實現；男人對美女的迷醉，是造物主某一意圖的全部實現。這是根據進化論而得出的結論。

《荷馬史詩》沒有正面描寫海倫的美貌，而是描寫海倫在一群男人那裡引起的反應。漢代樂府詩《陌上桑》，包含了類似的情形。我們認為這是高明的做法，卻難以有力地證明何以這就是高明的做法，最多也只能說出諸如“化美為媚”、“化靜為動”之類的話。但是，為什麼“媚”就一定勝過“美”？“動”就一定勝過“靜”？

現在，我們有了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 

海德格爾把特拉克爾的詩《冬夜》解說得如此乏味，如此讓人摸不着頭腦，他的美學見解也就高不到哪裡去。

真知灼見而無趣，這是不可能的。藝術和科學有共同的敵人：無趣。為了獲得趣味，人們才去開展藝術和科學活動。智力不堪忍受的，是無趣。無趣的藝術品不是藝術傑作，無趣的學說不是科學；更有趣，意味着更藝術、更科學。

亞里士多德《詩學》，主要研究的是悲劇，而不是喜劇。這大概折射了當時的風尚。悲劇優於喜劇，不是因為前者“嚴肅”，而後者是“笑嘻嘻的”；而是因為悲劇中有更多、更強烈的趣味。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中，有“嚴肅”和“淨化”這些沉重的詞語，卻沒有“趣味”。亞氏雖有開創之功，卻無真知灼見。

在今天的中國，學者們用海德格爾式的腔調寫美學文章，有方興未艾的勢頭。

卓越的前人永遠值得後世的景仰，科學的最新發展讓我們能看清前人理論的缺陷，但這只能讓我們雙倍地崇敬他們理論中的正確之處。

柏拉圖的“理念論美學”，呈現出神話的外觀：一個事物之所以顯得美，是因為它部分地分有並體現出了一種理念，最終則是讓我們觀賞者回想起我們的靈魂在天國時見過的此理念的整體，因此而喜悅莫名。

我們可以通過對藝術品的實證研究而得到“人類的先天嗜好”概念，由此又想起柏拉圖的“理念”。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的弟子，但更稱得起柏拉圖精神後裔的，是現代科學。希臘神話在柏拉圖那裡達到了新的輝煌，然後，戛然而止。

偉大的神話可以與實證科學對譯，也終將被轉譯為實證科學。偉大的神話是粗陋的科學，科學是精細的神話。

謝靈運為了寫山水詩而走進山水，山水詩卻是王維遊覽山水的副產品。

謝靈運睜大眼睛，總是在搜尋着；王維陶醉於山水的懷抱，大自然用嶄新的詩句來款待他。“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這大概算得上典型的王維式山水詩。王維更感興趣的，不是山水秀色，而是古樸、原始，也就是哲學意味。

蘇東坡用“蟲吟草間”來評說賈島。這失之忠厚，也不真實。賈島不是草間之蟲，“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這是雷霆之音。

除了寫詩的才能和對詩的痴迷，一切生存本領，造物主是一件也沒有賦予賈島。

賈島是詩國聖徒。

只有與“自然界”聯繫在一起，“自然”這個漢語詞語的含義，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的理解。自然界，是“自然”實行統治的世界。帝國，是皇帝實行統治的國家。

  今天的各大學裡，廣泛開設“藝術鑑賞”課程。似乎沒有人想到“科學技術鑑賞”。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人們鑑賞的對象。在以實用主義為核心價值的中國文化里，人們只是學習科學技術。

能欣賞科學技術的人，不會輕易撰寫哲學文章。

全天下的詩歌才華總共十斗，曹植一個人擁有其中的八斗——這是成語“才高八斗”的字面含義。這一比喻性的說法，是對於曹植的讚揚。

漢語成語是語言中的精華，唯獨這個成語不通順。如果是“才高八尺”或者“才大八斗”，就不會導致疑惑，但“才高八斗”相當於“才高八立方米”。

曹植是卓越的。我們在讚美卓越人物的時候，容易陷入顛三倒四、胡說八道——這是成語“才高八斗”折射出來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