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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老必先通庄--略论老庄异同(之二)
送交者: 道还 2017年04月08日20:27:56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概述(上)


(1)通老必先通庄

我的基本观点是老庄所“得”的道相同,即他们所读到的无字天书,“大象”(“执大象,天下往。”《老子·三十五》),是一样的,但选取和论述的角度不同。


老庄的思路似乎可以归结为三个层次:道,象,名。后两者都可以称为德。这样就有个道和德的框架。老子的话多从道向后论述,先象后名。如“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和“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三十二》)庄子则是一种回溯。《逍遥游》中“无待”的层层递进,《齐物论》中从人籁,地籁,讲到天籁等等。当然这不是本质不同,只是他们行文的立足和趣趋有异,道通之后仍然为一。


物有精粗。老子从道的精信讲起,一直通到万物的粗。庄子从深陷于人间世,被名实烦扰的“我”的情信讲起,去粗达精。老子从无讲到有,从抽象到具体,从无用到有用;庄子则大体上倒过来讲。解老子的,很容易顺着老子的思路,越解越具体狭隘,以为得到“结”论。解庄子的,顺着庄子的思路,越深处越混沌,以至于如堕五里雾中。正如前言中所讲,这是两种不同的“有生气”的思考,但很少人对后一种会心。


老子讲的道流,和庄子的返归,形成了一个循环;而不是直线式的狭路相逢,互为矛盾。这个循环有如老子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老子·五十二章》。此句是继续上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的道流,讲,不可截断其流。)母与子并不是矛盾的,相互否定的。以名为例,“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子不得母,就会有矛盾。庄子举朝三暮四为例,“知子”就如只看到暮的数目,显然就会得到:既是三也不是三,既是四也不是四;既是三又是四,既不是三又不是四;三是相对的,四是绝对的;三是第一性的,四是第二性的,等等。但从朝暮一起看,却很简单,“名实未亏(没有缺失)”。庄子评论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天钧”,即是老子所讲的“母”。


我认同憨山和尚的观点,通《老子》,必先通《庄子》。庄子指示了从一般人出发,如何达精的道路。通《庄子》很难,《庄子》本身难懂。钱穆又认为,非通百家,不能通一家。这是钱穆的经验之谈,非常宝贵。钱穆所讲即是“执大象”的意思,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整体图景的认识,就只能盲人摸象。百家内在的联系互通之后,然后能够发现那个主线,那个“大象”,然后“无物之象”(《老子·十四》),即“道路”。


这个道路是人的,还存在着一个主人,即那个循着此路而行的人,“我”。庄子说:“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齐物论》)上述循环,只是“近”,还必须得到那个驱“使”,行“使”的真宰。老子的“我”与道同在,隐于无名,若有若无。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马叙伦考)则是从普通人的“我”开始回溯。老子“其犹龙耶”,可以紫气东来;而庄子则只是庄生,似乎唐代才封圣,宋代才有祭祠。《庄子》是“学而后知”,“道行之而成”的范例,适合于中人及中人以上的人参考。生而知之者,或者修身炼性者,不需要这一步,但也不成其为学。他们的学,即名实系统,互相间交流则可,而旁人往往有不着边际之感。这是“大象”不同的缘故,钱穆所讲的大象,在他们只被当成末节。


象和名都属于德。《庄子》内篇七篇,都是重心在德。《逍遥游》中的小大之辩,所讲的是德有大小,不是道有大小。关于小大之辩,郭象和支盾有著名的辩论,但这两人从对象上就弄错了。我在《结构》中对这个问题已经分析过。燕雀虽小,也有其道,但其德小,致远恐泥。鲲鹏所游,充塞天地,其德大,才是老子所讲的“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老子·六十七》)《庄子·缮性》中说:“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有了这样的理解,庄子认为小不如大是显而易见的。


《庄子》一书,勾画出德的整体,提供了丰富的德的思想。从道入手解读庄子,就会支离其道。庄子与名家有重叠而异趋,在于名家向形而下的器发展,而庄子则向形而上的道趋近,从象入道。从“我”的角度,庄子向内自省,回归老子,可以称之为“内德”,内德之主在于“我”;名家向外驰求,与西方哲学接近,可以称之为外得,外得之主在于物。《庄子·天下》中评论名家:“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途)隩矣”。(清王先谦注,“隩,曲而隐也。非大道。”)这个评论也适用于西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


我认为对《庄子》的研究,在魏晋之后,就陷入停滞状态,以至于“名”学的绝迹。名学与道之间的联系是经由庄子的学术实现的。《庄子》中虽然对名家有所批评,但真正理解名家,深知名家的优缺点的,是庄子等人。庄子与惠施的关系即是一个证明:惠施死后,庄子以立斧飞白的比喻,讲自己再无可对谈者,其中的落寞不加掩饰。《庄子·天下》篇中说,“(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或者是在讲惠施去世之后的庄子。道家人魏牟与公孙龙也有往复辩论。(《庄子·秋水》)在《庄子》杂篇中,魏牟至少是接近道家学术的人:“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庄子·让王》)《列子·仲尼》也记载,魏牟曾为公孙龙辩护,认为公孙龙的学术不可轻易视之。


(2)名以指象

老庄虽然写下文字,但他们都认为他们所讲的并不等同于他们想要传达的那个。也就是说,老庄的书是他们用来指月的手指,指并不等同于月。但老庄所指,首先是名之外的象,更类似于云气;气象万千,然后其中有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名是他们所用的“指”示的工具。所以读他们的书,不能寻章摘句地从字里行间去发掘,而要与他们并肩而立,随着他们的所指,望过去。李宗吾说,先不要管“子曰,卢梭说”,要“自己探头看看外面世界的真相”,然后再回头看看前人说的是否对。李宗吾这个方法是忘掉名,而对“象”有所认识,再来读《老子》。我认为李宗吾这个方法是读老庄的方法,也是老庄所讲的方法。以对象为对象,即是李宗吾所讲的“自己探头看看”,大致上等同于科学上讲的尊重事实;用老庄的话讲,就是尊道贵德,但这里存在一个“人和我”的重大差别,留在稍后详述。


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韩非子·解老》)人世间绝大多数对象,就如韩非所讲的活着的大象,不能像杯子,桌子那样,放在眼前就可以发出一些宏论;而只能以象的方式来理解。如有人曾举美国的大学为例,美国的大学没有围墙,即便从地域这样简单的角度,将其分隔出来,画出边界也不可能,更不要说大学中各种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此类的对象远比可以确知的对象为多,如河流,春天,社会,历史,国家,世界等等。小大之德的区别也在于此,像河流,春天,社会,历史,国家等,都属于大德,只能以象的形式理解。名用于可以确知的对象。这个分别不是绝对的,“大象”这个动物,现在又属于小。


从无物之象到象,都是老庄所指的范围:既有“不可致诘”,也有“执大象,天下往”。道由象才能过渡到言辞。有常名的那个不可得而言之,“道常无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三十二章》)。名是人造的。同一个名,不同的人讲起来,意义未必相同。所以象和名之间,有个我的枢纽,而不是一个名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意义。这里面还有一个语言的层次,如中文和英语等。有人在这个层次做文章,认为只有废除中文才能引进西方文明,这是一种典型的削足适履。这样的主张没有一点儿文明——民主或科学,在里面。这是野蛮:先剥夺你的语言,再讲言论自由。


名可言,就有其止,即有其限定:名根据这一物定下来,就没法用来讲那一物(苏辙《老子解》第一章)。这个时刻的名,又没法等同于那个时刻的名,除非没人再去用它。名的限定造成了,人不能两次,甚至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类似地,人也不能经历同一个火焰,春天,社会,历史,国家,世界等等。名如果没有限定,就是个不清楚的范畴,无法单独用来描述物,需要有物,实,语境等来辅助才行。物,实,语境等,总归起来即可以用象来概括。


这样来看,同一个世界或者说完整的认识,就有道,象,和名三种不同的体系,或者说层次,表象,等等。这里面哪一种决定另外两种,或者侧重在何种,就有不同的学问。如果认为象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那么当然世界应该有个完美的永恒的象(相),现实只是不完美的表象。名要根据这个完美的象而连缀成名的体系,这就成了柏拉图那样的理型哲学。柏拉图的哲学也有其“象”,只不过是以人为的“相”去取代自然之象。


认为名是最重要的,严格定义的名,根据严密的语法和逻辑,就可掌握象和世界。这种类型的学问中西都有,礼教被称为“名教”,也是有其原因的。现代科学引起的“小科学家”的狭隘:过度自信,教条,不容异己;与“腐儒”“小儒”类似。哲学从理想的理型出发,规划名,固然是有限的;但用名去教条地硬套实和象,则是庸俗的。庸俗化是哲学和思想致命的瘟疫。俗语讲,“俗不可耐”,思想庸俗的确是世上最容易令人厌烦的东西。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杜慎卿之口很辛辣地说,一个书办(刑名小吏)也来解《论语》,《论语》岂是这样的人讲得的。吴敬梓所讲即是可耐不可耐,而不是可不可以的一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知道“平庸之恶”。但这种恶,是过,而不是错。过者,“度也”(《说文》),有过度的意思,当然也就隐含了错的意思,但没有错那么明显。过与错不能完全互代。“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如改成“错则勿惮改”,就不伦不类。所以孔子讲:“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这是得其“中”的意思,不是专看错误,去挑剔鸡蛋里的骨头来识仁。(钱穆云:“如子路丧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昔人以此为观过知仁之例”。孔子为颜渊哭而恸(过度),也属此类。)老子孔孟都是庸俗化的受害者,与他们相比,伊壁鸠鲁,尼采等人只算是小冤案。以乡愿为中庸的庸俗,是过的一个典型。但将这个平庸认识作为学问来讲,就不再是过,而是错。


老庄用来指的言辞,多是以象为背景发出来的,但他们认为道比象更为根本,对其具某种限定性;象又比名更为根本,对其具某种限定性。这里需要注意,是限定,而不是决定。我认为这里的区别是,与一(或多)因一果的推理不同,限定可以包括多因多果的情形:同样的因——前提条件,却可能得到相反的果;而因总是至少成对出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这样的多因多果,显然不能反推而得知,这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理解“反之动”的基础。这个基本的认识,导致“中国如何是因为没有某因素”,“西方如何是因为有某因素”,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令人难耐。


西方哲学重视外在事物,所以精确限定“名”的方法得到了极端的发展。名学是西方的强项,是中国学术的弱项,这一点引起很多中国人的羡慕。(如,张远山《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西方人对名的重视与中国人对名的不重视的程度几乎相当。但这不是一种截然的分别,是一种大体上的偏重。“名无实”,越纯粹的符号的名,越没有实的对应。公孙龙的逻辑遭到挫折,是因为孔穿和邹衍指出他有证明“臧三耳”的理,但人有两耳是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实。普通人对符号性的名难以理解和接受。公孙龙的东道主人平原君显然仍然接近普通人的认识,所以接受了孔穿和邹衍的实。


西方哲学则找到了好的东道主人,在抽象地论证上帝的存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伦,是个大主教。从外物发端的名,反而在最深层的形而上得到发展,不能不说历史是曲折的,“反之动”。


西方有哲学,所以发展出了现代科学,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如同讲水从水泵产生一样。但向这个源头要活水的时候,人们发现它是僵化的,死的。逻辑实证是反思科学时,才被认定是科学的内在要素。像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美国大学往往没有哲学必修课的设置,中国大学反而有,这是什么道理?


在物与人的关系上,哲学是从人发端的学问,科学是从物发端的学问。希望科学普及,将与常识迥异的名,符号或者科学被普通人接受,必须有哲学上的细致工作,将名实之间的层次和联系建立起来,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至于目前,用压倒普通人的名声和势利来推销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常态,这样的科学吸引了什么样的科学家和听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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