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運生談藝錄（7）

文學理論家孫紹振先生幾十年以來都重視文學作品分析，這是確保理論不成為空談的做法，但孫先生自稱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等作為理論的基礎。

或許，要是沒有這些基礎，孫先生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科學研究的基礎，是讓我們着迷的現象。我們愁的不是沒有理論基礎，而是沒有讓我們着迷的現象。萬有引力概念採取了數學的形式，人們常說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但牛頓不是在數學的基礎上感知到了萬有引力概念的存在，而只是在感知到了萬有引力之存在以後，用數學把這個萬有引力給表示了出來。在我看來，數學即使願意，也只能充當自然科學的工具，而不是基礎。科學尤其不需要哲學作基礎。科學只相信現象，只從現象中形成概念，再運用此概念去解釋現象。

哲學無力成為科學的基礎，倒是應該以科學作為自己的基礎，尤其應該以科學的生物學和詩學作為基礎。

我們的耳朵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如果不是這樣，小飛蟲就會一往無前地鑽進去，從而危及我們的生命。

知道了這個道理，“難聞的氣味”似乎變得不再是那麼難聞，我們身心放鬆地躺在“神的智慧和仁慈”之懷抱里。科學化丑為美，是化丑為大美。

有血緣關係的人互相厭惡對方身上的氣味，科學對此作出的解釋是：造物主為了避免近親繁殖，就有了這樣的安排。

大量現象是造物主為了實現各種目的而設計出來的手段，所以，現象本身看起來美還是不美，並沒有多少意義，重要的是看此現象對於實現某一特定目的是不是有效果。

八大山人那些繪畫傑作都沒有多少表面上的美，其實更多的是丑，但畫面上的細節都通向畫面外的某一目的，一旦確定了此目的的具體內容，那些細節會讓我們手舞足蹈。

太陽系並不是漂浮在不能托起任何重量的真空裡，萬物倒是無時無刻不在造物主的手掌之上。

萬物處身在造物主用目的和智慧編織成的層層網絡之中。

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是文學史上人們津津樂道的名詞，有道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二十世紀之後，“一代之文學”是什麼？是科學。

科學是文學的一種形式，是詩意最醒豁的文學形式。詩意醒豁不等於膚淺。

我們中國的教科書把科學弄成了乾巴巴的教條。

八大山人的那些繪畫傑作，畫面上的簡潔一目了然，但它們更主要的特點是幻想性。單純的簡潔容易模仿，幻想則從根本上拒絕模仿，但除了把魚的眼睛畫成方形，除了把樹幹畫成下細上粗，畫中的事物都顯得是寫實的，八大山人的幻想性表現為畫面上事物相互間不同尋常的關係。梵高那些傑出的靜物寫生畫，神奇處也在於被描寫事物的相互關係之不同尋常，而不是用色彩造型的嫻熟技能。

今天的畫家大多追求一目了然的幻想性，這種幻想性又大多直接體現為讓人噁心的怪誕和醜陋。

幻想性的繪畫傑作能簡潔到什麼程度？基於觀察的回答是：畫面上有兩樣不同的事物。畫一條藤上的兩個瓜，這兩個瓜一定有明顯的差別；畫一棵樹上的兩根枝條，這兩根枝條也一定形成鮮明的對比。八大山人有一幅畫僅僅畫了一隻雞雛，但此雞雛仿佛是剛從蛋殼裡走出來的，不可阻擋地讓我們想到畫面之外的蛋殼。准此而言，人物肖像畫難以成為“幻想性的傑作”，因為把兩隻眼睛或兩隻手畫得不一樣未免讓人感覺彆扭。

西方有這樣的說法：一個畫家在創造力枯竭的時候，就會去畫人體和風景。

通過發展自己的根系去儘量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礦物質，這是植物的本能。但科學研究發現，同一品種的兩棵樹，尤其是源於同一母體的兩棵樹，相互間決不搶奪生存物質，證據是：它們不把自己的根向對方那邊深扎。

植物世界也體現了目的與智慧，感知這樣的智慧，比起我們對植物的“審美觀照”，產生的“美感”不知要強烈多少倍。

“花兒為什麼這樣紅”，詩人對這個問題會作出種種想像性的解釋。

生物學的解釋卻是：因為蜂和蝴蝶喜歡紅色的花，是造物主讓多數的花長成紅色，目的是以此吸引蜂和蝴蝶來采蜜，最終實現植物的傳宗接代。

詩人在提供詩意方面談不上能超過科學。

雞沒有牙齒，也就無法咀嚼穀子和玉米粒等植物種子，但雞有自己的牙齒：雞啄進自己嗉子裡的碎石，起到的正是牙齒的作用。

雞因為知道碎石有這樣的作用就有意啄進碎石？造物主有讓人不可思議的智慧，而且喜歡多樣性，簡直有淘氣的傾向。

說曹雪芹這樣偉大的作家不懂得文學，並沒有污衊的意思，實際上則是對曹雪芹的讚美。亞里士多德寫下了雄視百代的文學理論著作《詩學》，但他流傳到今天的文學作品只是幾首可以省略不計的歪詩。

詩人用不着“懂得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