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膠捲拍下文革期間的中國（zt）

翁乃強退休後仍然帶着一台相機到處跑

北大荒知識青年的日常生活系列之一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局部）

1968年，一批知青從黑龍江大興島乘船來到北大荒新建的知青點。翁乃強在《人民中國》日文版雜誌社當攝影記者已有四年，他也背着相機，出現在這批拖船上。

狹窄的船上擠滿了人。大家穿着相似的藍棉布上衣、斜跨軍綠色布包，與背景同樣色調的水草、天空相融。擁擠在一起的年輕人們，相互沉默不語，臉上似乎透出疲倦。船中間有一位側身站立的女孩，一縷劉海從帽檐處露出來，閉着眼，微微皺眉，內心似有波動。翁乃強覺得這個安靜的場景有種動人的力量，於是舉起手中的相機，拍了下來。

2011年，在北京做律師的陳秀改在這張照片裡認出了自己。她特地找到翁乃強當面致謝，還拉他去參加“荒友”聚會。那張照片中18歲的她，如今已67歲。

“歷史照片很有意思，記錄的是平凡人的生活。我很喜歡紀實攝影，從裡面看到環境變了、人變了，也看到社會的發展。”80歲的翁乃強剛從海南過冬回到北京，在望京工作室里接受了第一財經專訪。

他在兩隻老派的白瓷杯里沖泡了速溶咖啡，端出來請記者喝。茶几上放着兩盒招待客人的點心。在這個兩室一廳的公寓套間裡，存放着數不勝數的照片、底片、畫冊，是他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留下的寶藏。

2006年北京華辰秋拍，翁乃強的《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被拍出22萬元的價格。隨後，有更多他拍攝的文革時期的作品發表，並廣為傳播。

文革題材的攝影作品並不少見，人們之所以被翁乃強的作品吸引，主要是因為很少見到這一時期的彩色照片。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的一角，向底下歡呼的紅衛兵脫帽致意，牆面略帶斑駁的磚紅色、藍色天空中飄起旗幟的鮮紅色、還有角落一叢樹木的蔥綠色，都給人以魔幻又現實的深刻印象。

“當時周總理和負責外事工作的廖承志都很重視《人民中國》，我們是用外匯進口的彩色膠捲。外面根本沒有沖洗彩色片的地方，所以在進口膠捲的同時，也要買好配套藥水，回來自己手工沖洗照片。六個瓶子擺開，還要用溫度計量，溫度正負不能相差多少，再一個一個地倒。”他回憶，當時一個反轉片的價格，能買三至五個彩色膠捲，或是二、三十個黑白膠捲。

在裡屋的寫字檯上，他用原本裝巧克力的塑料盒保存着許多當時沖洗出來的底片正片。大部分都沒來得及發表，就成了如今珍貴的歷史資料。退休後，他開始慢慢地整理以前的照片，其中很多被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民間私人藏家收藏。

除了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還有知青開發北大荒，翁乃強以記者身份見證了許多重要歷史事件，比如1966年大串聯，1977年恢復高考，1971年“乒乓外交”，1976年毛主席紀念堂落成。那時他的家就在王府井的校尉胡同，往往一有什麼大新聞，他就背上相機跑到天安門廣場去，一蹲就是一天。

20世紀80年代初，在天安門廣場上遊玩的父子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1976年“四人幫”倒台、1985年中國女排戰勝古巴隊實現“四連冠”，每逢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人們蜂擁到天安門廣場歡呼慶祝時，他總在遊行隊伍中，拍興奮的面龐，也拍人群散去後廣場上清冷的一刻。

這個習慣，甚至在搬家之後還沒有改。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消息一出，職業敏感就把他帶去了天安門廣場，有位路人請他幫忙拍下自己與當天頭條公布這個消息的《人民日報》合影以作留念。

“天安門廣場在建國初期那幾年很窄小，種了很多樹、草地，還有幾道牆、幾道門，還有小攤小販，蹩腳的電車從那邊經過，看着像是要散架一樣。後來這些都拆掉了、垃圾也被清理。現在多漂亮。”翁乃強親眼看着城市的巨大變化。

上世紀70年代，王府井大街進行改造時，他自己跑去王府井大街北邊的金魚胡同拍了一組反映歷史變遷的照片。後來他找到一張相同角度的歷史照片，打印出來夾在冊子裡，展示給記者看。同樣的胡同口，曾經是留着長辮子的路人、兩排黃包車，後來變成了小汽車，後面的兩層小樓里曾經有赫赫有名的“滿漢全席”、“台灣飯店”，現在也成了高級百貨商場。

70年代，北京街頭賣蟈蟈的小販

歸國

1936年，翁乃強出生於印度尼西亞的一個富裕的華僑家庭。父親開照相館和廣告公司，與文藝界人士常來常往，給年幼的兒子營造出優良的美育環境。

“大人給顧客拍照，我在邊上看怎麼拍，怎麼跟對象聊天讓他情緒變好、怎麼去抓拍某個最好的瞬間。”他說。畫家李曼峰是他的義父，華僑進步報刊《生活報》攝影記者周昌平曾經在他家躲風頭。1942年日軍侵占印尼，父親和義父因為曾經為中國捐款而遭逮捕，直到日本戰敗才從集中營逃生。

入獄前，父親好像有所預感，特地給七個子女拍下一張合影。背景是家裡的小汽車，車頭上赫然橫着一張封條，上面寫着：大日本軍接收。這張照片對翁乃強的影響很大，在數次採訪中都提及此事，從那時起他漸漸明白了攝影的更深層意義。

1951年，14歲的翁家老三告別父母，追隨兩個哥哥的步伐前往中國。在印尼移民局辦公室里，他被告知“如果去了中國就再也回不來了”，還是毅然用十個手指頭按下了手印。

說到這一段，翁乃強從書櫥抽出兩本大開本畫冊，裡面是倫勃朗、拉斐爾的速寫和油畫，外面包裝的牛皮紙已經破損不堪，書頁泛黃。這是剛回國那幾年，爸爸媽媽從南洋郵寄給他的。扉頁有題字：“強兒存閱，為人民服務”。

1958年，翁乃強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在吳作人工作室學習，師承艾中信、韋啟美。1964年被分配到《人民中國》日文版雜誌社工作，先做了美術編輯，然後在組長黃祥坤的指導下正式成為一名攝影記者。1990年他被調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籌建攝影工作室，從此開始了教書生涯。

在25年的專業報道經歷里，他不可避免地要站在官方的立場、出於宣傳目的而拍攝。可是正如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主編馮克力曾評論的那樣，“本質上屬於宣傳照片，但相比同時期搞攝影的人來講，抓拍的內容相對多一些。”

攝影評論家那日松在中信出版社《彩色的中國》一書序言中把這種“抓拍”稱為“真誠的擺拍”，“因為他的拍攝對象都已經自覺地變成了荒誕時代的無法啊主宰自己命運的演員，而翁老則真誠地記錄了這個時代的荒誕與現實。”“那些帶有強烈政治符號的彩色照片，在塵封了多年之後，卻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影像’具有特殊代表性的經典作品——有點荒誕，但又非常現實。這是一個時代政治美學的延伸。”

生活

退休之後，翁乃強仍然喜歡隨身帶着一台單頭索尼數碼相機到處跑。參加美院師友同學的展覽開幕活動，去外地旅行遊玩，出門散步賞花，都會時不時拍上幾張。不再需要搬着沉重的大相機，也不需要換膠捲，可以一直拍，然後從中選取最滿意的，甚至還能通過WiFi實時傳送發布，他認為這一切對於新聞紀錄來說都是巨大的進步。

“甚至連手機都可以拍!但是這樣反而專業門檻更高，要做出專業照片反而更不容易。”他對記者讚嘆起最近在央視播出“航拍中國”紀錄片，利用無人機以鳥瞰視角拍攝，“把原來看不見的東西讓大家看見了。”

他平時常常坐在電腦前整理照片，跟現在常見的超大尺寸專業顯示屏相比，他的這個大概只比iPad大不了多少。主機旁邊是一台小小的掃描儀，還有成堆的光盤、好幾個移動硬盤，裡面全都是經過數字化的老照片。“我這個人沒什麼邏輯思想，看着什麼好就掃描出來。結果現在都不成體系，還有好多都沒有弄完。”他不好意思地說。

在翁乃強的攝影作品裡，有大量反映百姓生活的場景，現在看來似乎要比常見的官方宣傳照片生動有趣得多。比如“冬儲大白菜”，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北方地區特有的景象。大白菜易於儲存，成為人們過冬的重要菜品，而由於需求量極大，白菜由公社、大隊、街道統一安排購銷，一到時間家家戶戶齊齊出動。照片裡看到“樣板台”上放着三種等級的白菜，每家按照人頭統一按比例分配，好菜、壞菜都會有。人們用三輪車把白菜拖回家，整齊地碼放在牆根、陽台角落、室外窗台上。

還有80年代初北京的“換房會”，所有職工都是單位統一分配住房，市民為了解決夫妻分居、孩子上學等問題，在民間展開“換房”活動。露天公園裡，大家把自家房屋的基本情況寫在紙板上，蹲站成排，方便來換房的人了解——這場面與近些年的招聘市場、相親角無不類似。

而在他拍下的照片裡，我們看到雪天騎自行車上班的人，早市買青菜的人，坐在爸爸自行車前座皺着眉頭的人，好像是無數個自己。“彩色照片更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夢幻的現實感，而黑白照片則讓我們仿佛看到某種歷史的真實。”那日松這樣寫道。

70年代末期，上班時間，廣州海珠橋上的車流

70年代末期，河沿邊的早市，各種新鮮蔬菜供人們挑選

70年代，北京豐臺，冬季清晨的蔬菜集散地

70年代，北京故宮城牆下的剃頭師傅和他的老主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