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24）

唐代白行简传奇《三梦记》载：刘幽求回家探亲，在离家十多里的路上，有一座寺院，刘幽求听到了欢笑取乐的声音，从低矮的院墙能看见里面的情形：十几人当中有他的妻子，刘幽求想进寺院，但门紧紧关闭着，于是就往里扔瓦片，转眼之间鸦雀无声，刘幽求翻墙进去，大殿里空无一人，于是驰马回家，到家时，妻子正在熟睡，妻子醒来笑着说：刚才在梦中与一些陌生人在寺院里吃喝，突然有人朝我们扔瓦片，乱得一塌糊涂，结果就醒来了。

现实世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它是想像的产物。但想像总是源于某一需要。一个男人戴上绿帽子，是一件悲哀的事，把悲哀的事梦幻化，是摆脱悲哀的一种方法。摆脱悲哀的需要推动了想像力。

想像没有海阔天空的自由，各种各样的内在需要牢牢支配着我们的想像力。

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东西不少：记忆力、计算能力、直觉能力、解释能力、想像力。

人依靠想像力创造了计算机，计算机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却在我们人类之上。

我们已经有了计算机，但还没有“想像机”。到底需要多大的想像力才能创造出“想像机”，我无法想像。

人类是天生的“想像机”，是造物主创造的想像机。

人文学者不时抱怨：有深度的思想在今天的大众眼里只是可笑的东西。

如果达尔文还活着，他用不着担心《物种起源》会遭到大众的轻薄。没有人认为达尔文的思想缺乏深度。“有深度的思想”是稀罕之物，它可能给我们招来忌恨和灾难，但不会招来讥笑。

经常有批评家鼓吹：作家应该成为思想家。有的官员作家主张：作家应该学者化。

但没有人主张：思想家应该成为作家，学者应该作家化。

只有作家这个职业才被压上一些额外的负担。

有天赋的诗人把平凡的现实生活点化成文学；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学者们，把天才洋溢的文学杰作还原成平凡的现实生活。

“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介绍诗人生平的时候，会指出此公曾担任过什么什么官职。今天有的学术著作，“作者简介”部分标明作者的职衔达到数十个。有的写上“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字样。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东坡快嘴快舌说出这样的话，能不一辈子倒霉？好在苏东坡对这些灾难泰然处之，因为他清楚，这对于他算不上不公平。

我们用一根麻绳能把一个人五花大绑，但要想捆绑泥鳅一样滑溜的神仙，就必须用“捆仙绳”。

艺术作品中的玄妙意味也像泥鳅一样滑溜，我们需要另一种“捆仙绳”——科学原理。

中国是“诗的国度”，或许，古诗可以分为三类：唐以前的诗、唐诗、被盗窃的唐诗。

宋人的诗词里，到处是被剽窃来的唐诗名句。这与其怪宋人手脚不干净，不如怪唐诗太引人瞩目。

剽窃唐诗体现的是宋人非凡的鉴赏力。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们容易认同此名言。但我们是在充足理由的基础上决定去爱或者恨一样东西吗？

实际上，我们是在爱或者恨一样东西之后，才去为自己的爱或者恨找来各种理由。爱或者恨不需要理由。同一件东西，可以使得我们一会儿喜爱，一会儿厌恶。

“大学生辩论赛”通过抓阄的形式让每一方得到相互对立的两个题目中的一个，我们对一样东西的喜爱或者厌恶，似乎是取决于抓阄的结果，“辩论赛”的实质，是多快好省地为这种来历可疑的喜爱或者厌恶找到理由。

研究文学杰作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无缘无故的爱或者恨不仅存在，而且数量众多，拥挤地潜伏在我们的心中。人心不是一张白纸，而是由无数的爱和恨组成的超级共和国，起码也是这无数的爱和恨的跑马场。一件文学杰作，只是其中的一种爱或者恨为自己罗列出一些理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