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运生谈艺录（25）

中国神话故事里的二郎神有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长在眉心处，更重要的是，这第三只眼睛的形状与另外两只中的任何一只都不同，它是“水滴状”的左右对称结构。人们把这第三只眼睛想像成如此模样，是受到“喜爱对称”这一天性支配的结果。

但似乎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二郎神怎样闭上这第三只眼睛？我们常人眨眼的时候，主要依靠上方的眼皮低垂下去，二郎神眨动第三只眼睛，应该是左右两边的眼皮以相等的速度向对方迎上去吧。二郎神眨第三只眼睛，其实相当于我们常人皱眉头。

或许，世界上没有“自由想像”这样的东西。只有被各种天性牢牢控制着、推动着的想像。

今天的高中生都能解释自由落体现象，但要是没有牛顿发现的引力概念，则自由落体现象显得是那么扑朔迷离。人们至今没有意识到文学杰作从根本上是难以理解的，没有意识到科学原理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科学原理可以让我们就文学作品提出貌似荒谬的问题，根据科学原理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则让人感觉惊奇。

本人在大学课堂上提问学生：“守株待兔”中的那个“宋人”，为什么当初能得到兔子？后来为什么再也得不到兔子？根据科学原理作出的回答是：宋人得到兔子，是因为他没有指望兔子撞树桩而死，总之是没有恶意；宋人再也得不到兔子，是因为他指望兔子撞树桩而死，总之是有恶意。

我国历史上有“言不尽意”这一著名的说法，此说法强调语言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低能。我们运用语言去表情达意，这时候的语言是工具，世界上当然不会有完美的工具；但“情”或“意”并不总是需要我们辛辛苦苦地用语言去“表”去“达”，而是把自己现身为一些句子——这是灵感过程的实质。“情”或“意”自我现身为语句，就是文学杰作，面对文学杰作，我们感叹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只是这句话不是在遗憾于语言的局限性，而是相反：“有尽”的语言可以表现“无穷”的情意。

文学杰作不会导出任何悲观主义的结论。只有悲观主义的哲学。佛教认为，人顿悟真理以超越语言（言语道断）为前提。佛教不明白真理的语言性。

中国古人发明七言律诗这种文学形式，大概是“音乐感”推动的结果。由七个音符组成的乐句，由七个音节组成的诗句，这个“七”大概能满足人类某种天性。有人说，七言诗盛行之前，中国诗是以四言诗和五言诗为主，之所以出现七言诗，是因为这时候，社会生活更加复杂，或者人们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了，这就需要诗句有更大的含量。实际上，早在屈原那里，七言诗句已经不少了，但有人强调说，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七言诗句，因为其中的“兮”是一个感叹词，更多地只表示一个音节，而没有多少实际含义，云云。我们现在却可以说：“兮”字在七言诗句中的出现，意味着屈原为了音乐性而不考虑文学语句含义上的丰富性。“兮”字显示出来的，是音乐性对于文学的压倒性优势，“兮”字无助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却把音乐性附加给了文学作品。去掉“兮”字，我们读到的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由此感觉到了“兮”字的价值。汉语古诗被翻译为现代汉语或者外语，总显得丢失了某种精彩的东西，那就是汉语古诗的音乐性。

屈原《离骚》是中国历史上有最多音乐性的文学作品，大量的“兮”字是证据。或许可以这样说，屈原《楚词》影响中国文学史最深刻的方面，不是浪漫主义的想像，而是对于音乐性的追求——宋词和元曲在音调铿锵方面是《楚词》的子孙。屈原主要的不是在吟诗，而是在歌唱。人们常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实际上，单论文学成就，屈原不如孔子和庄子。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借用尼采的美学术语，屈原《楚词》更能让我们想起的，不是明亮优美的阿波罗，而是如痴如醉的狄奥尼索斯。屈原在中国诗史上没有明显的后继者，只有诗仙李白勉勉强强可以算上，我们从项羽《垓下歌》和刘邦《大风歌》中，听到一些零星而短促的回声。

世界上的每一样事物，都是造物主为人类的智力提出的问题，世界是一个由问号组成的世界。科学工作是把一个个的问号改成一个个的惊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