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運生談藝錄（27）

“鬱郁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儘是法身”，這是禪宗歷史上的名言。

其中的鬱郁黃花和青青翠竹，都是尋常事物，般若和法身卻都是佛學名詞——連佛學內部都承認其含義難以用語言解說清楚的名詞。單單說出這兩句中的任何一句，我們都會感覺費解，但這兩句都費解的話合到一起，我們若有所悟——表面上平平常常的事物看來都和某些費解的東西有關係啊。這是因為：這兩句話貫穿了同一種結構，因此是一種“重複”。“重複”導致奇蹟。

給“語言”和“藝術”分別下一個完美的定義，其難度不會小於給“文學”下一個完美的定義，但現在有人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

按道理說，給“文學”下這麼一個定義，是徒增混亂，但我們初次聽到時若有所悟，這一定義似乎真的增加了我們對於文學的認識。

究其實，我們不抵制這一定義，甚至從這一定義得到一些滿足感，不是因為這一定義揭示了真理，而是因為它體現了下定義的基本形式，從而滿足了我們“喜愛下定義”這一人性。

“文學是審美的意識形態”，情況相同，只是更費解一些，我們聽後得到的快感因為這費解而接近於零。

人們批評美學時的用語是獨特的：美學不美。一位著名的美學教授不滿於自己那些追逐新潮術語的博士生：美學論文無論如何也不能那麼不美。

但指望美學是美的，就如同指望倫理學是善的。美學唯一的敵人，一如一切學科的敵人，是謬誤，而不是不美。

人文諸學科的論文中不時體現出追求文采的傾向，好像文采可以彌補真理的不足，甚至代替真理。

近來，一些學者紛紛指出：分析哲學和分析美學在西方雖然已經衰落，我們中國學者卻需要接受它們的洗禮，因為我們這些人使用概念術語時不嚴謹，結果就是連正常的學術交流都不可能，云云，似乎只要給一些概念術語下過嚴謹的定義，我們就能根據它們發現真理，起碼也是與真理相去不遠了。但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缺少得到了嚴謹定義的概念術語，而是缺少從研究對象中直接抽取出來的概念術語。如果一個概念術語是從研究對象中直接抽取出來的，它就從根本上帶來了自己的定義。

煞費苦心地給一些概念下“嚴謹的定義”，不比直接從研究對象發現真理更容易。

“大漠孤煙直”，王維此名句有意味，也容易被認為是寫實的。但“寫實”這個詞缺乏深入的思考、經不起詰問：我們總是處身在具有無限豐富性的世界之中，在某一個時刻，為什麼偏偏只注意到“大漠”和“孤煙”這兩樣事物構成的畫面，而不顧及有可能存在於沙漠中的地形起伏，以及可能與煙有關的人？

所以，像“大漠孤煙直”這樣的詩句，與其說是寫實的，不如說是對現實世界的簡化。更重要的是：現實世界為什麼就能被“簡化”為有意味的詩句？

對於優秀作品來說，“寫實”這個詞語是無意義的。

“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這是《莊子·天下》中的三句話。“耳目鼻口，各有所明”，這兩句話內容上勉勉強強可以說是寫實的，但“不能相通”無論如何也不是寫實的結果，因為“不能相通”不是實實在在的事物，也就不能成為我們感覺器官的對象，實際上，“非存在”是只有我們的理智才能發現的東西。作為數字的“0”顯得比其他數字抽象，人類發現它也比較晚。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不能相通”，則“耳目鼻口，各有所明”這兩句話只是乏味的寫實性文字。如果說真的有“純粹的寫實”，它也是無趣的。

只要一段文字中出現了“不”、“無”或“莫”等字眼，我們就不能說它是寫實性文學作品。妙的是，古典詩詞中的大量名句里，都包含了這些否定詞，例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不恨古人我不見，恨古人不見我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