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介绍】：王晖教授，史学博士、教授。长期从事先秦史、古文字学的教学、研究。曾给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博士生讲授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先秦史专题、先秦史料学、甲骨文选读等课程多门。1998年11月获宝钢基金会颁发的“宝钢教育奖”；1997至1998学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康德基金奖励，1999年被破格评为教授。200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及中国古代史专业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兼副会长及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商周史、古文字学和古史传说时代，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哲学史》、《文学遗产》、《文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了《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先秦秦汉史料学》（第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和《古史传说时代新探》（科学出版社2009）四本专著，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再获2003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获2004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7年5月2日当选为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历史语言学）。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王晖教授

要在某一学术领域成为杰出的学者，必须有高度的研究热情、深厚的专业知识、广博的学问、卓越的见识，掌握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并对民族文化有深深的温情与敬意。只有把自己的学术生命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命脉紧紧地连在一起，才能做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赋传统文化予新的价值诠释，并有相应的贡献。陈寅恪先生说: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之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要在研究上有新贡献，必须能在学问上继往开来，并提出、运用新方法、新观点，给后学予新道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司马迁所说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夏商时代。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就传说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学界讨论热烈，大都肯定传说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有学者认为黄帝击败蚩尤，成为“盟主”，奠定华夏国家的根基; 吸附炎帝余族，联合少昊部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开始。有学者认为把中国文明起源时代称为五帝时代也很适当，因为当时粗具官僚机构，政教开始分离，作为文明标志的城都、文字、青铜礼器、(大禹时确立的) 王权世袭制出现了。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尧、舜活动之中心地带) 是当时多氏族部落联盟的中心所在，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古国即有中国早期文明初期国家的性质。有学者指出，三代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可见，传说时代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密切 的关系。另外，传说时代与先秦的思想、宗教信仰等方 面的关系也密切。传说时代与先秦诸子学说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就儒家言，三代是重要的理想的时期。孔子曾“祖述尧舜文武。”(《中庸》)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称赞“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可见，孔孟都把尧舜当成圣王，并把这一时期当成理想的治世之一。三代“圣王”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另外，墨子也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墨子·尚贤中》) 他视尧、舜、禹等是圣王。至于道家，如《庄子》学派对黄帝、尧、舜的看法与儒墨不同，且对此三人的评价也迥异。《在宥》篇评尧治天下，使天下人“不恬”,这与桀治天下使天下“不愉”，同样是“非德”的。同篇批评黄帝、尧、舜:“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天运》篇认为时代愈晚，统治者愈不如 前:“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 治天下，使民心竞。”可见，古史传说时代的人、事与儒、墨、道诸家 学说有一定的渊源。先秦有些思想家也把自己的思想来源归于黄帝、尧、舜、禹等人物。当然，诸子对他们其人其事的评论，与这些人的事迹未必吻合。诸子可能为了阐释自己的学说，对这些人物或称誉，或贬抑，赋上个人的感情色彩。因此，应该把诸子的相关材料与史实分别开来，不可混为一谈。但从诸子对传说时代人、事的评论，足以看出此时期的重要性。 最后，传说时代有不少神话传说，如一神三身的黄帝神话，黄帝涿鹿之战神话，洪水神话，大禹 治水神话等。这些神话各有内涵，反映了某一时段、某些人物或某些事件的一些方面: 它们反映了初民的一些原始信仰，如自然信仰、图腾信仰、祖先信仰等。同时，一些神话蕴含了关于天、人、道等基本观念和心态，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形成、内涵有相当的影响。因此，此时代的神话传说对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宗教信仰、哲理学说等有一定影响，值得学者深入研究。以上仅就传说时代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先秦思想宗教信仰的关系方面言，可见此时期的重要。古往今来的学者对传说时代很有兴趣，学者辈出。上世纪出现了“古史辨”、释古派等著作。专书论著的，有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天石《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许顺湛《五帝时代研究》等。另外，不少著名汉学家如拉铁摩尔、毕士博、顾立雅、马伯乐等也做过相关的研究。当然研究此一时代，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首先是材料多寡、真伪与使用的问题。正如学者所 说，只有先要考察古书年代，才能对古史数据进行 认真的鉴别。但这项工作很难巨。其次的是阐 释理论。这点更重要。使用的材料可以相同，但阐释的理论不同，对古史的解释就迥然不同。例如“古史辨”学派根据传世文献材料，认为“古史 是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语，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释古派如蒙文通则从海岱、三晋、吴楚 三个地域角度来阐释古史时代的人、事，认为地域不同。( 见《古史甄微》) 可见，所记载的事就不同，观念也不同。再次，相关的传统文献材料较少。学者每多感叹。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慨叹说: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由于这一时期的材料不足，就限制了研究的成果。一般来说，这一时代研究的局限和不足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是该时代的资料较少，目前虽然出土了不少新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很难直接用来和古文献相关记载相印证; 一是相关文献资料的成文年代比较晚; 三是“古史辨”学派所提出的理论，即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观念对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可见，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有一定的局限和很大的困难。但是有局限，也正是当代学者可以超越前修的地方。如何超越前贤，以取得新的突破? 作出新贡献? 这当然需要新观念、新材料、新方法。所谓新观念，研究者不能再囿于传统儒、墨、道对传说时代人、物的看法，或抱著称誉的态度 (如儒家对圣王的崇拜) ，或采取贬抑的态度( 如《庄子》对尧舜的批评指责) ，也不能受到古史辨学派的看法所左右，也应走出上世纪释古派的樊篱。研究者应以大量的客观的材料、新的方法来研究传说时代的人、物、事。陈寅恪评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提出三点，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前两种就材料言，后一种就观念言。就材料和观念言，当代学者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比前辈已有一些较有利的条件: 大量出土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及战国秦汉时代简帛文字资料，还有许多考古文物、考古遗址。另外，当代学者已经超越了“二重考证法”，运用 “三重考证法”: 结合古文献、出土资料、社会人类 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成果。学者已借鉴外国的相关理论、学说，并借鉴、吸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运用交叉学科法，把不同科际理论( 如文科、理科、工科等) 结合起来，来研究古史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就是运用交叉学科的成功典范。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新著《古史传说时代新探》(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一书就是以运用“三重考证法”、交叉学科法就古史传说时代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并取得突破性的贡献。本书把古文献传说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及考古文物、遗址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文献传说考证基本框架和事实，以古文字、考古文物资料和文 化遗址的考察研究相结合，并参考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采用人类文化学理论与成果、引用比较文明的理论，对古史传说时代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合理而圆融的阐释。二王教授新著取得的学术成就，一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一个时代的学术，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利用新材料去研求新问题，是时代学术新潮流。本书就是利用新数据、新方法，在以前的研究总成绩上更是百尺竿头。他响应了新时代对传 说时代新探索的新要求。王教授对传说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好的成绩。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王晖教授

以下简要说明王教授此书在运用新方法的特点与成就。王教授善于融合古文献各种资料、借用人类学理论，就一些旧问题，提出新看法。例如，《孟子·万章》记虞舜之父瞽叟、其弟象屡屡想杀害舜一事，自宋以来，学者如司马光、顾栋高、梁玉绳 等都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他们之所以否认《孟子》的记载，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家庭制度的演变，把4000年来不断发展的氏族、家族、家庭制度看成是静止不居的。现代学者 也有从民俗学、婚姻制度来讨论此事，但只根据文献材料说明舜被瞽叟、象谋害而已，没有探讨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伦常问题。王教授《试论舜从妻居形态与虞、妫两族财产争夺案》一文就能充分利用古文献数据，更重要的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成果，参考了云南澜沧县拉佑族、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婚姻状况、前苏联民族学者谢苗诺夫的婚姻理论，指出《孟子》所说瞽叟、象合谋害舜的传说故事，反映了从母系氏族向对偶家庭发展中，男子在抚养和监护弟弟与外甥到自己亲生子弟角色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父瞽的父是指舅父，而非亲生父亲。《孟子》描述瞽 叟、象合谋害舜的故事，其背景与真相是这样的: 如果舜活着，他的宫室、仓库、干戈等物产，就留给他的子女; 瞽叟、弟象就得不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想瓜分舜的财产，就要设法杀害舜，因为按照本来母系财产继承法，舜的财产合法继承人，不是舜的妻子儿女，而是他的母亲、舅父、弟弟及外甥。通过这样的论证，《孟子》记载的瞽叟与象要不断 杀害舜的原因不仅终于大白于天下，而且修正了 《史记·五帝本纪》记瞽叟娶后妻而生象，三人常常要杀舜的记载，又使我们明白了这件事不是神话传说那么简单。王教授擅用古代文献，并参考、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对古代一些神异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大有破除迷信之功。

龙是中国传统的最重要的图腾，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关于龙的原型、性能学者热烈讨论过。何新认为龙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它的形态丰富，能飞天潜渊，正因为它是属于以上三类动物家族之故。然而，王教授《“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一文根据传统文献，清楚指出“龙”有两种: 一是人们所想像的古代一种水族动物，一是指天上的东方苍龙七宿。本文根据天文学、气候学等 相关知识，考论古人所说“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是由于自夏历四月至秋分前，是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降水量高度集中的时月。当时星宿“东方苍龙”整体行于天空，尤其是它横亘于正南方时，正是黄河多雨时节。这完全是把星象与气象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实际经验总结。这篇文 章使我们对“龙”、“龙”能兴云招雨的特点有了科 学的看法，而“龙”也不再披上神秘的外衣了。 王教授擅于融合古代文献材料，并结合考古资料──尤其是气候环境考古学，对传说时代的 农业兴衰进行考证。如本书第十章《炎姜、姬周 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即结合气候环境考古 学知识与古文献材料，考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气 候环境比新石器时代恶化，并由此考察了夏代中 后期周人“弃稷不务”的原因。

学术研究要不断有通解通识，对已有的定见成说、学说、思想，有所突破，有所革新，以至有新的创造，不仅要博学，更重要的要有卓识。只有卓识，才能对前人记载的史料辨伪存真，通观历史而对史事的意义、价值、作用作出妥恰的评析。王教授娴熟先秦两汉相关的文字、文献、考古等材料，能通古今之变，对史事能设身处地，故而能就研究的史事提出合乎情理而又通融婉致的看法，又能修正先贤成说，从而修正了我们多年来对传说时代的一些习以为是的看法。如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学界热烈讨论，迄今已出版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沈长云等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等。但是李书里《洪水传说》只探讨了洪水的性质，鲧、禹 的 治理方法。沈书里《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一章只在论证洪水可信性、并简要说明治水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这两本书都没有探讨鲧、禹治水而鲧败禹成的原因、大禹治水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另外，有关大禹治水与早期国家起源的关系，学者间有所论，但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入讨论。王教授以其敏锐的眼光，对鲧败禹成的原因、洪水与早期国家起源、“满天星斗”说与中原文明中心说 的关系提出新见。王教授在《大禹治水方法新探──兼论上古 不修堤防与共工、鲧、禹治水之域》指出，鲧禹治水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会采用的方法。过去学者研究鲧禹父子治水最忽视的问题是洪水发生和治理的时间问题。鲧治水之际，正是大洪水来临之初，鲧只能采用堵塞拦截的方法，别无他法可施。禹治水时已是洪水过后，只需疏通各条河流，使人民安居乐业即可。另外，战国之前没有河流堤防之说。而共工、鲧之所以要治水，是因为他们是农业部族方国，实行定居的生 活方式，为了家园、农业，他们就建堤防，拦洪水，这样就给黄河下游众多方国部族带来了灾难。所以，他们被讨伐后被迫迁到边远的地区。文章又指出，鲧治水失败，而由禹继任，并非完全是古人“举贤不避仇”，而主要是因为职业世袭。禹已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所以由他治水，是情势所然。这篇论文从洪水发生时间先后不同、治水方式才有不同，修正了国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形成鲧败禹成的成见，高才卓识，贡献甚巨。另外，这篇文章从共工、鲧部族当时的实际情形去论述他们不得不违反当时不堵不拦的方法，也一反了传统文献认为鲧、共工做法野蛮的说法，而深有“了解之同情”: “吾人今日所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虽然陈寅恪先生这段文字是针对哲学而言，但移之阐述古史，亦何尝不然? 了解的同情应是人学社会学者所具备的情操和著述的原则。王教授能根据文献材料，抛去传统成见，深入阐述共工、鲧部族保卫家园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结果被共主讨伐，且蒙千古罪名。若他们地下有知，也许可含笑九泉矣。

诚如上文所说，神话、传说是这一时代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多有研究。本书第十六章《出土文字数据与古代神话原型新探》一文结合出土文字数据和古文献数据去探讨四个神话传说的原型: 一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其原型是牛郎多次抛弃织女的婚姻悲剧。二是夏后启由其母化为石后才崩裂而出的神话，其原型是启之母生启难产而死。三是“黄帝四面说”的神话，其原型是黄帝做成四方状宗主刻上自己的形状。四是虹霓神话，其原型是长有两头龙且能以头入河流饮水的动物。在这4个神话中，研究传说时代的学者较重视黄帝神话。因为他既是神话人物，又是我国历史开拓的祖先之一。黄帝神话就具有典型的意义，他的神话内容既神仙化，又历史化。传统学者对黄帝“四面说”神话的内容有不同的看法: 《尸子》引子贡之言认为是黄帝有四张面，孔子则认为是派人治理四方，高诱认为是黄帝派人向四方求贤能，《魏略》认为是黄帝建四面之号。关于“黄帝四面”的性质，有认为是神话，有认为被历史化。自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学者对“四面” 说的原意，看法仍然纷纭，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是黄帝身边有四位辅佐大臣，像天地之有 四时。有学者认为，“四面”指四方( 空间) 、四时 ( 时间) ，它是由创造主太阳神从黑暗中出生，创造光明与黑暗二分的世界，它的循环运行钦定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确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时空秩序。黄帝四面说就是此神话的表象。有学者认为“四面说”说明黄帝与阴阳家、天文历数有密切的关系，《管子》《五行》篇、《四时》篇、《淮 南子·览冥》篇可作为佐证。有学者认为是指远古的走婚制，即处于中原地区的黄帝族人，到四方去走婚。王教授根据帛书文本，运用文字学知识，认为帛书“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像) ，方四面，傅一心”的原意是: 那不过是一般的宗主之状，为四方木之状，从中穿孔以达四方。这里比较特殊的是，由于黄帝宗主为四方木，其上还有其形象，后来才产生“黄帝四面”的神话传说。自王教授此说一出，我们对“黄帝四面说”的本意及其演变，才有了清楚的了解。由于王教授是古文字、古史专家，他充分掌握文字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历史学的专业知识，所以对相关专题进行研究，就游刃有余，又有创见。如第十五章《盘古考源》充分利用这些语言学知识研究盘古的起源，认识由亳到盘古有个音变的过程: 亳—蒲姑、薄古—蕃吾—盘瓠、盘古。王教授此书的内容涵盖了传说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这不啻是一部本传说时代的史书。

当然，本书研究的重点不在氏族集团分布和划分方面──作者特地在《序》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本书充分利用三重考证法、交叉学科法，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就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传说神话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考证、阐释，在“释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这本书运用的方法先进得当，加上作者的通学卓识，在研究古史传说时代做出卓越的贡献。王教授学通古今，当然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才，亦以此为治学鹄的。这本书不仅是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新作，而且是一本学术研究的典范: 运用新理论，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古文献，古文字，出土文物，遗址，其它人文社会学教理论与成果等) ，而卓有创见。王教授一直关心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时代的研究。他对古史传说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早期国家起源、唐虞婚制、神话传说的研究，“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而且“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读王教授之书，想见王教授之为人: 博学卓识，文质彬彬，洵洵然一通儒也。

作者介绍：杨兆贵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