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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德,人生目的,论命——略论老庄异同(之五)
送交者: 道还 2017年05月13日20:19:06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老庄所讲的德(下)


杨道还


(4)道之德应用举隅

具体到一物,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这句话包括了物的时空生命过程。道和德都包含时间过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型或存在。时间意义上的静或存在是时间上相对的静和存在,算不上绝对。以老庄的观点来看,完美的“理型”,不能是不动不变的,而必然包括时间,也是一个“完美”和“不病”的动和变,生和毁的过程。如,一张椅子的完美的相,如果称为德的话,必然也要包括其成毁的过程,即前世,今生,和去处。这样来讲的绝对性,不是不动的静,而是包含了时间上的变和化,这个完整的过程才能是绝对的。老子复守其母;孔子祷之久矣;六祖知道去处,都是有终,看到了整个过程。


人可以看作物的一种,但有特别之处,以人的德为例,可以讨论物德,也可照应人与物的对比,所以这里以人为例,将人之德做一展开。


“道生之”回应了人从何处来的问题。道有精,即如有种子,这里包含了人的可能,物理上和道理上的可能。这个回应不是个回答,只是一种处理,而不是解决。这里处理是与其同处,理其纷然的意思。这不同于前识的,或者独断的“解决”答案。那样的所谓解决,可以照猫画虎,是老子讲的“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只能得到类犬的结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老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系统,一个人的思虑与这一系统的同处,理解,渗透,以至于融合之后,才能窥到老子所讲的常。只提出《老子》中的一句,即使理解极为深刻,也可能是妄作,这是“凶”,不吉的。)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母,子有生,也有复守其母,复归其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这样的认识,才是对其德的认识。


至于道的精从哪里来,老子认为,道只是其自己。从因果关系来看,人们希望有个前因,然后有后果,这样才满意。老子却指出,这里的前后,是人自己定义的,世界上自有互为因果,方死方生一类的事物。(其实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果在因先的一类。详见《结构》。)前因后果这个顺序,是无穷无尽的。在三段论引进前和后的结构时,同时也定义了第一因在逻辑上已然不可得。前已言及,多因多果的情形下,回溯也不可得,所以逻辑的局限在于其本身的德。意识到这个不可得,再去寻求就毫无意义。有了这样的认识,才可以开始重新审视“前”和“后”的问题。老子认为可以将“前后”这一对“同出而异名”,前后的无穷过程,概括为“道法自然”,即自己就是那样的。


西方有些人认为第一因存在于神或形而上的范围,但又认为神和形而上的可以用理性逻辑来证明,来追究,这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否定神学这一支克服了这个矛盾,而其主张,类同于常道不可道。世界上的事情,尽有只能去认识,理解,和行动,而不能证明的。“给出证明”是个“强”的要求,也是个勉强的要求,是逻辑学家自己给自己系上的铃铛,只能自己去解。举例来说,在现实中,即便是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的“爱情”,就是不可证明的。勉强地要求一个“强”的爱情证明,是很多人难以发现真爱的原因。证明是排斥爱的。求爱情以证明,就像“击鼓而求亡子焉”(《庄子·天道》。亡子,有些注本解为“丢失的孩子”。我以为,亡子可能是指家生的奴隶,即在家族制下的奴仆,即被认为本族,应受照顾和保护,又居类似于奴隶地位,其中受重视的甚至可被视为养子,假子,如唐传奇中尚有亲信卫兵,“外宅男”。)柏杨说,台湾有段时期,流行在婚礼上,给“爱情誓言”录音,立此为证。柏杨评论说,这个证明的行为本身即是疑心,不是真爱。西方哲学家如果视婚姻为严重问题,而不是仅仅重视爱情,可能会去反思这个问题。中国古人则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庸》有:“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国古代几大小说,都是从玄远开篇。但现代小说,有的是“夫妇之愚”开始,如《艳阳天》,《新儿女英雄传》,《白鹿原》等,这是大道费而隐时代的特质。)科学家可以认为,爱情的因是精神狂躁和过量荷尔蒙导致的,但这个因的后果不定,可能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


老子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四》)。因果是“有待”的(《庄子·逍遥游》),即需要一个开始及其背景,基础,或者说舞台,然后能够有定。这个有待,待的是“道法自然”。这就相当于老子提出的第一因。


“德畜(蓄)之”,包括了人得以为人,从可能到实现的时间过程。无论是神创,进化,还是外来说,都可以用蓄积来概括——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神人相隔,神鬼不伤人。无论哪一位神,都必然经由道,然后作用于德和人,这种作用如果存在,也是曲折隐晦的。道不提供空间(虚,空,“当其无”)和可能性,就没有可蓄积的基础,所以说,物之德的最根本特征是“道之德”,从道而来的“得到”。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德的自立,即不仅从道中,分离——生出来,也与其他万物相区别。这样的人,具有人的独特的性。存在与道之德的人,是天然不加矫饰的人,如同婴儿。婴儿生来的目的不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科学人,劳动者,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器,而是一个人。婴儿生来,就具有道之德下的人性,不是像大多数成人那样的性——或者扭曲,或者残缺不全,或者病态。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五十五》)。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这句话包含了儒家的朴和天然在人文之先的意思。儒家讲“性相近”,也是德的层次的观察。


道儒本来相通,道家处于儒家人文理论的上边界。如孟子言,“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他又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朱熹注,返)之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讲的尧舜和汤武之世,明明是《庄子·马蹄》的翻版:“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庄子的至德之世,显然就是“性之也”的具体展开。庄孟源头类似,庄子认为应该返回;孟子取义,并不非汤武。朱熹注说:“尧舜不失其性,汤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则一也。”按照朱熹的意思,庄孟其实同调。霸权,以智谋或气力称雄,都是他们反对的。


“物形之”,是取物质而成形。这里的物质即是父母精血,包括遗传和营养物质。人在这一步骤,得以成形,然后出生。从这一阶段开始的,是人的生命过程。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天地相合之后有人,天道均,地道却未必,每个人的出身,时,地,父母,和自身秉性都不同。


“势成之”,即是人的人生历程。这个过程包括家庭,社会,教育,职业,婚姻,和子女,也包括自身的生成老死。这个历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社会过程。


人与物,任意一人与另一人,在“德畜之”的阶段,道没有差别。庄子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庄子·齐物论》)。人与物各蓄积其德,各自适其性,这一点没有不同,所不同是在蓄积之后的“物形之”,德不同,因而形不同。


郭象解《逍遥游》中小大之辩用到了上述意思。郭象说:“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其于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郭象的解问题很明显,适性即为高明,那么生下来就死的人最伟大,因为活着的人,难免有些不适性的时候。所以当时就有支盾来反对郭象这种说法,但支盾的依据是,“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这个又错了。夏桀与盗跖,是后天的“苟不教,性乃迁”,不是天性,而是庄子所讲的枝指一样的畸形,或者说病态。


支盾窥破了“德畜之”之后的不同,但没有意识到小大之辩是德不同。所以他的解又与性相悖,“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逍遥游》下文立刻提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这哪里有“失适于体外”的意思。庄子要超越德,但不是从悖德入手,所以支盾也没得到正解。但支盾解的道理显而易见,当时的风评已经超出郭象解。“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世说新语·文学》)这一用,就用到现在。


“德畜之”之后,物的性已经定下来,就像理查德 ·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讲(大意),“像编好的程序那样走完一生”。(《自私的基因》)在没有人为的作用下,物成形就达到德,之后只有损毁。但将人也当成“编好的程序”,则是郭象一类的错误。


对于物来说,性即其德。而对于人来说,性修返德。“性修返德”是个重要问题,老庄的无为,和孔孟的“有所不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枉则直”的联系,这个问题留在稍后讨论。(培根,“由智慧所养成的习惯能成为第二本性”。道还按,这其实是第一本性,现实中的本性只是第一本性的阴影和半影。培根又说,“命运如同市场。如果老待在那里,价格多半是会下跌的”。这句话正是没得到第一本性的,平庸的人“恶”的地方。)物的命运在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这样的决定,就像向一个目标抛出的物体,落点有个范围,不出于这个范围。而人不同,更确切地讲,有的人不同,而且这样人很稀少。《了凡四训》中,袁了凡自述即是一个例子。


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只有研究那些具伟大人格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性,也是有得于此道理。具伟大人格的人很少,真正的人性也很晦涩。在两端,人的初生未萌之际,“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二十》)和具伟大人格,践形之后,能看出其有,但极其微漠难识。真正人性只有能识的人能识,就如伯牙子期的知音,英雄相惜。这不是努力与否的问题,而是同德相亲,本质上相同而共鸣的问题。如《庄子·秋水》中的井底之蛙,它是“真实”地不能理解何为大海。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常见的即是为人父母之后,才能理解自己的父母。人性也是如此。


现代人试图将真正人性抓住,按在纸面上,试图让其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这种努力只是缘木求鱼。老子说,道不能拿来给人,因为那个人“中无主”,看到道也不认识。(见于《庄子·天运》,“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中有主”的人,又不必从言而得之。庄子说,“道行之而成”,而没有说,“道‘道’之而成”呀。


这里将真正人性与道类比,有思想史上的根源。自天看去,人的根源与天相同。(“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迪戈尔印第安人箴言,转引自Ruth Benedict《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天与有真正人性的人本来是一体,所以老庄孟子都讲婴儿赤子之德。但从人的狭隘的世界走不出去,就有天人之分。“程颢所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遗书》卷六),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转引自陈鼓应《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程颢认为这个问题不烦证明,庄子却直接说,天人相分是因为不能知天产生的狭隘见解。“与人为徒”的人与“与天为徒”的人境界差得太远,所以有争辩,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这句话即是程颢的话的另一种讲法。这种无知,有时是“真实”的,但绝不是质朴的,而是有前提的——“有待”,但这种无知的人,却不知道前提——“所待者特未定也”(《庄子·大宗师》)。这类的无知,程度上类似于盲人摸象,但这种盲是后天的,因一叶障目而反对一叶知秋,在这种情形下,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育很难起作用,这里存在着“反之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初生婴儿更类似于“早产儿”,出生时很多重要器官不够完善。所以“物形之”和“势成之”的阶段是有重叠的。而“习相远”因此也不可避免。人在“物形之”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风俗,文化,和亲近的人群的影响。所以说人总是带着透镜看世界,是有道理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人的认识上的“原罪”。但老庄认为人是可以摘掉这幅透镜的,老庄所讲的是自由的人,自由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至于现代人热衷于早教, 以孩子乖乖地接受为成功。但“乖”的褒义,实在是一种庸俗化之后的意义。“乖”与孩子的迷漫开来的自由是相背离的。


(5)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不能脱离天下人类的性,这个性是先天的。当讨论天下人类的性的时候,是讨论作为物种的人的性质性情。这样的人性,只有时间的差别,即随时间变化。当又将地理所处和父母包括进去时,人性就是民族的人性,是一群特殊的人的人性。每个人的个人生命历程,都与任何人不同,即便是同族,同胞。这样又有具体到个人的人性。这三个层次都属于德,如天地人三才,加上道,一共四个层次,不能混在一起讨论。


举例来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所根据的层次不同,有四种回答。老子讲道,就说应该“道者同于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这个回答,其实与“同于道”意义相近。老子持之勿失,孔子求而得之。得到道,即可放心死去,既是达到人的使命和目的,又是完成了一个人的意思。在孔子看来,这两者是同一的。


在德的层次,人与物同。《庄子·知北游》中有,“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这段话,是将人等同于一物。郭象的人生,是属于这一类的。《知北游》是《庄子》外篇,与庄子自己的思想不能视为完全相同。庄子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游》)。这个理想类似于老子,但比老子所讲,更多自由的意味。


从“物形之”而论,人的目的是与具体的地理人群有关。如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义是宜,适得其所,不出其位。孟子这里所讲,与人性自然而然的趋利避害是相反的。这是一种人情,情作为人的目的,能够使人蹈死不顾。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求得此情彼情的自由发展和实现,即成为目的。


根据“势成之”,人的目的是取得势的利益,因势成事,成为时势英雄。这是情和欲的混合,但这里的情是个人的私情。有的人的人生目的是富有,名声,权力,即是此类的目的。享乐主义的纵情声色,本质上也是同类的目的,即此欲彼欲的满足。这样的欲望,也可能达到“所欲有甚于生者”的程度。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五》)这是老庄不取的一种目的。老子自己如此,也教人如此,“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后人误认为老子此句讲的是愚民政治,真是冤枉。一个“实其心,虚其腹,强其志,弱其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可以从历史和新闻中看到。


附:论命


命是个众说纷纭而颇具开放性的范畴。命是仅仅先天的,还是延伸到后天的?是内禀的,还是外来的?是注定的,还是可以根据自由意志而摆脱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任何一个都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不同回答,显然就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的体系。例如,以古希腊神话为例,命决定了英雄的整个生命历程,他们的行为不可避免,他们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种不具有伦理道德因素的人生。又如,惟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认为生命只是物理现象,由此可以推出人不可能自主的结论,这也是排斥伦理道德的。古老的简陋原子论者,晚近些的机械论者,现在扑上量子物理和统计概率胭脂的量子论者,将来不知什么子的论者,又会重弹“人不可能自主”这一老调。这些论证,都属于糟粕,除了这是个无止境的追寻过程以外,什么结论也得不到。这种追寻并没有错,但将这个中间结果当成真理来讲,则是“智慧出,有大伪”,在智慧名目下的明知故犯。


庄子主张命是可以摆脱的,德在命先。命是先天的,但不是宿命的,可以以后天的人为超越之。老子说:“万物并作,动作生长。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老子所讲是一种物德意义上的命,在命之上,仍有道者的明。庄子则将德者的主观性引入,指出超脱命的“道路”。《庄子·天地》有,“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这段话将老子的话展开为:道,一,德,命,形,仪,性;然后复根:性,德,玄德,道。在这个论述中,德,玄德和道显然都比命更为根本。老子讲明,是在“复命”之上,即有个自我在命之外照观自身的命,这里当然就隐含着对其的顺从和否定两个选项。我以为,庄子的蝴蝶梦,即是回归“德蓄之”的层次的寓言。老庄对于命都不很重视,因为他们有更根本的原则。


老庄的思想流入社会文化,就形成了“一德二命三风水”的说法。这个说法不知始于何人。世俗的“一命二运三风水”似乎是前面说法的以讹传讹,这种宿命论是明显错误的认识,与释道儒都不相容。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他所讲接近老子所讲的“复命”。孔子此后的耳顺和从心所欲,是“知常曰明”的阶段。朱熹注“顺耳”,如随便一听,即能明白其中隐显。但我以为,这里的耳顺,应为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觉逆耳的意思。《论语·子张》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曾子此句意为民德已经散失,深察而得案件中的隐情,不要洋洋自得地去“喜,而要有同情。孔子对于逆耳的话,也不觉怒,是同样的道理。顺着这一思路,才能在失道的社会中得到“随心所欲”的境界。老子“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也是同类的意思。


先天有理,后天有运,即遇合,有偶然遇合,也有不遇不合。王充说:“遇不遇,时也”。(《论衡·逢遇篇》。王充此篇讨论了运和遇合的问题。)中心无主的人,无法积蓄德,他的先天的理与后天的运就成了他的命。(参见《了凡四训》)《论语·颜渊》有,“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物形之,势成之”这两个阶段,是后天的。将“物形之”归之于先天,就引起死生有命的说法;将“势成之”归之于先天,就有富贵在天的说法。子夏这句话不能看作孔子的思想,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不以死生和富贵之理为念,也少有关于这些题目的论说。相反,孔子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这句话的意思是,求学三年,还不跃跃欲试于仕进的学生很少。这是对这样人的赞许之意。《论语·公冶长》有,“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悦)。”这句与前句可以互参。孔子这个意见,显然不同于与宣称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以市场需要为教育方针的某些粗鄙大学,或者鼓吹为致用而学和成功学的某些肤浅教育者。人才能这样培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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