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14：張愛玲和曹雪芹

張愛玲生於1920年，故於1995年，曹雪芹生於1715年，故於1763年，兩個人差了二百多年，應該沒什麼關係。

我以前沒看過張愛玲的小說，但知道張愛玲的小說寫的是民國的事情，和現在距離太遠。

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沒找到合適的中文書，看到一本張愛玲的文集，有書讀比沒書讀好，就借回來了。

張愛玲寫的小說里的主角多是女性，上海灘的小女人，或者從上海跑到香港的上海小女人。

張愛玲是一個女作家。女作家寫女性的行為動作、心理活動得心應手。

張愛玲的筆觸細膩，描寫人物、風景以至物件，無不纖毫畢竟，惟妙惟肖。

《色·戒》是張愛玲寫的一篇小說，數一數，也就十一頁的篇幅，一個除奸失敗的故事，楞是被李安導演活生生地拉扯成了一個電影，這李安的功夫也是了得。

《色·戒》小說描述以女色迷惑漢奸，但並沒有情色的描述，體現出張愛玲的深厚功底。

據說為了能讓這個電影進入中國大陸，李安導演親自操刀，剪去了在大陸不宜的三十分鐘的床上鏡頭。李安現在已經是有名的大導演了，看來也不過爾爾，戲份兒不夠床戲湊。

小說《色·戒》的“色”是女色，“戒”是戒指，這是兩個不相同的事物。

根據這部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的名字，按照電影海報上其它字句的讀法－－從左往右，是“戒|色”。這是一個很曖昧的寫法，隨讀者去想象，可以讀成“戒色”、“戒，色”、“色，戒”、“色戒”。“戒色”似乎是花花公子改邪歸正，和電影主題不搭邊。“戒，色”、“色，戒”不是導演對觀眾解讀的希望。導演應該企盼觀眾讀成“色戒”，一個意義不明的詞，從“色”開始發展，從而勾起觀眾的好奇心，湧進電影院貢獻票房。

把《色·戒》翻譯成英文的Last Caution，完全歪曲了原小說的本意，一大敗筆。不知導演請誰幹的這個活，還是親力為之。把Last Caution翻譯成中文是“最後的警告”。不管是英文的Last Caution，還是再譯回中文的“最後的警告”，都只是乾巴巴的一個詞組，一點兒不沾當初的《色·戒》的令人遐想的詩情畫意。最後的警告的情節只出現在小說最後的一個段落里。只看過小說的讀者從Last Caution這個電影名字上想不出這個電影源自《色·戒》。

張愛玲在《金鎖記》裡寫道，“屋裡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繡花椅披桌布，大紅平金五鳳齊飛的圍屏，水紅軟緞對聯，繡着盤花篆字。梳妝檯上紅綠絲網絡着銀粉缸、銀漱盂、銀花瓶，裡面滿滿盛着喜果，帳檐上垂下五彩攢金繞絨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墜着指頭大的琉璃球和尺來長的桃花穗子。”

如果沒看見過，只憑想象寫不出這麼細緻的描述。所以要“源於生活”。

想起了曹雪芹寫的《紅樓夢》。

“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着文王鼎，鼎旁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擺着汝窯美人觚，裡面插着時鮮花草。地下面西一溜四張大椅，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第三回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紅學界對《紅樓夢》的作者是何人尚有不同觀點。不過從《紅樓夢》的文字中可以論斷，作者出身於富貴人家。窮人家沒見過這些東西，憑想象也想不出來，最多也就能想象出“白面兒饅頭可勁兒造”。

《紅樓夢》描述了一個女兒國，眾多女性活靈活現，各有特徵，一個詞就表現了一位女性：多愁善感－－林黛玉，外冷內熱－－薛寶釵，八面玲瓏－－王熙鳳，醉眠芍下－－史湘雲，冰清玉潔－－妙玉，……。

《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單從名字看－－雪芹，任誰都會想到這是一位女性的名字。

從《紅樓夢》的文筆細膩，也很容易想到作者是一位女性。

當然這是一家之言，沒有考證。

根據分鏡頭劇本：此時雨斤博主要拍過來一塊城牆磚－－雨斤博主已然認定老曹是一位老爺們兒了。